王旭东：“见危不救入罪”应该起航

　　作者：王旭东

　　上海飞海口的一架客机，由于暴雨无法降落，申请备降其他机场，却连续遭到2个机场的拒绝。最终，飞机降落时已经逼近了飞行的最低油量。19日，民航华东局表示，根据民航局要求，已对上海地区备降保障工作进行专项整治。（6月20日《新闻晨报》）

　　机场拒绝降落，虽不至于达到“见死不救”的程度，但至少是“见危不救”，如果由此而酿出大的灾难，后悔可就迟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却有“清醒剂”。出现拒降的严重问题，及时进行专项整治，有其必要性。但是，只是借助一种行政力量，或可以取得短时间的效果，未必能够持久。这或是专项整治的“飞行轨道”。等风头一过，专项整治结束，机场是否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谁也不敢保证。机场的“见危不救”比个人的“见危不救”危害性更甚，这一点无需赘述，一目了然。

　　“小悦悦事件”引发道德与法律的思考。面对社会上出现老人跌倒没有人敢扶、见死不救等热点事件，有专家建议，在刑法中设立“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也有专家认为，“见危不救罪”现在入刑法为时尚早。著名刑法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储槐植表示，见危不救要成为刑法上的一个罪名的话，或者设立“见义勇为法”，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当公民的诚信程度，公信力比较高的情况下，成立这样一个罪名，那么利是大于弊的；如果当一个国家的诚信程度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成立这样一个罪名，那搞不好可能会出现问题。

　　有观点认为，“义务的道德”可以成为法律规范的对象，“愿望的道德”则不应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两者的关系犹如一根标尺。法律对道德领域的干预度应依时而定。当道德的力量本身足以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时，法律就应与道德保持必要的距离。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使道德规范得到实施，而该规范对社会来说又至关重要时，就有必要采取法律干预的手段，以强化和巩固该规范。而机场无条件接收降落正是属于“义务的道德”，因此可以成为法律规范的对象，这比专项整治或其他形式的行政干预更有保障性。

　　“见危不救入罪”应该起航。其实，在欧美国家早就都有“见危不救罪”。即便在中国就个人行为暂时不宜“见危不救入罪”，但对于公共领域、公共设施存在的“见危不救”行为完全可以率先“起航”进行立法。我们既不能坐等时机的成熟，对“见危不救”行为视而不见，或者干脆也来个“见危不救”；又不能操之过急，将“愿望的道德”强行纳入法律之中，强扭的瓜不甜。较稳妥的办法是，将成熟的范围、义务的道德“优先”立法规范，一方面可以起到带动与示范功效，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其他领域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