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文章：美国不再是机遇之地

　　文章认为，美国的贫富不均处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制订了牺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让富人受益的规则。美国曾经不辞辛苦地创造美国的机遇之梦，然而今天这个梦成为了一个神话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26日文章】题：美国不再是机遇之地（作者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

　　美国的贫富不均处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那些处在顶层的人们正享受着国家蛋糕的较大份额。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在上升。中位数收入人群与顶层人群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美国曾经自认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但已不复如此了。

　　贫富不均代价高昂

　　经济学家援引“边际生产力理论”为这种不均开脱该理论解释了作出较大社会贡献的人应获得较高的收入。然而，那些通过提供推动技术进步的知识而真正改变了我们社会的人们，却只能得到相对微薄的收入。想一想激光、车床的发明者或是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发现者吧。而华尔街高管们的创新他们为此得到了优厚的报偿却让全球经济处在了毁灭边缘，还有那拿着巨额的收入扬长而去的金融企业家们。

　　倘若涓滴经济学尚有可取之处的话，那么人们或许还能对贫富不均泰然处之。但是，今天美国人的中位数收入低于15年前的水平，全职男性劳动者的中位数收入甚至低于40多年前的水平。与此同时，那些处在顶层的人们的收入却从没有这么好过。

　　一些人声称，贫富不均的加剧是市场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其实不然：一些国家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仍然维持着经济的增长。

　　市场由游戏规则左右。我们的政治制度制订了牺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让富人受益的规则。金融管理条例使掠夺性的借贷和肆意妄为的信用卡业务畅通无阻，这些做法使金钱从底层流向顶层。全球化的规则全球化使资本自由流动，但劳动者却不能自由流动强化了一种早已存在严重倾斜的讨价还价条件：企业会扬言撤离某国，除非劳动者作出巨大的让步。

　　教科书教导我们说，只有放弃增长或效率，我们才会拥有更为公平的社会。不过，深层的分析显示，我们正在为贫富不均付出高昂的代价：它会导致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动荡，并使增长放慢。经济状况最好的西方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同时也是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

　　美国必须作出抉择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这一时期的贫富差距程度较低的发展比1980年以后要快很多，这是因为1980年以后收益已经以极不均衡的方式流向高收入阶层。放眼各国，随着时间的流逝，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平等、增长及稳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通过减少寻租行为即想方设法得到较大的蛋糕份额，而不是把蛋糕做大以及削弱导致美国出现如此严重的贫富不均的扭曲做法，我们可以使社会变得更公平，使经济运转得更好。法律规定对投机者采取的税率可以是对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或改变社会得创新者所征税率的一半。这样的法律体现了我们的某种价值观，但是它们也扭曲了我们的经济，唆使年轻人进入投机而非生产性的领域。鉴于顶层人群的收入有太多是通过寻租获得的，增加对顶层人群的征税将能削弱寻租行为。

　　美国曾经被认为是机遇之地。而今天，与欧洲或其他任何有数据可查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儿童的人生机遇更多地取决于其父母的收入水平。美国曾经不辞辛苦地创造美国的机遇之梦。然而今天，这个梦成为了一个神话。

　　我们是可以再次成为机遇之地的，但这样的事情不会自然而然发生。在政界一心想着削减公共教育和其他提升低层和中层人群际遇的计划，同时要为顶层收入人群减税的情况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美国将不得不作出抉择：如果它继续过去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机遇的缺乏将导致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其特征将是增长放慢和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动荡。或许国家能够意识到经济已经失去了平衡。“镀金时代”曾经导致了“进步时代”，

　　“兴盛的20年代”导致了“大萧条”，而后者又进而导致了“新政”。每一次，国家都能发觉自己正在走向绝境并悬崖勒马。问题在于，这一次还能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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