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请官员吃饭”：香港的经商环境让人艳羡

　　在内地则少了几分惬意

　　了解完香港的经商环境，难免会让人拿内地来做比较。众所周知，在内地经商远没有在香港那么惬意，与那边“不用请（官员）吃饭”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内地这边“门难进、脸难看；不出利，不办事”的政风陋习。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却真真切切地存在于现实中。

　　前几年曝光的“请客送礼日记”就是例证。2007年年底，一份长达数百条的民营小企业《请客送礼日记》呈现在公众面前，日记描述了湖南娄底涟源市两位农民开办烟花爆竹销售批发部的辛酸之路。由于烟花鞭炮销售属于特种行业，必须获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批许可。为了顺利拿到“入场”的门票，两位农民几经斟酌决定靠请客送礼打通环节。于是有了日记上密密麻麻的消费记录——仅办证的前期就“公关”掉30余万元，按他们的话说“送礼都送得麻木了”。这件事沸沸扬扬闹到了娄底市纪委，经调查至少有36名干部私底下“揩油”。

　　一个小小的烟花爆竹批发点，还没正式开始经营，就已经支出了几十万元的“人际关系成本”，让人感叹一些内地“官老爷”的胃口有点猛，也让人窥视出经商的难度系数有点高。“请客送礼”这种世俗交流情感的方式，现如今却成了经商创业的“敲门砖”，显然有些变质发霉的味道，但你还没法抱怨，因为游戏的“潜规则”就是这样。于是，绝大多数栖身内地的企业选择了俯首帖耳，搞好官商关系，几乎成了每个企业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大事情。

　　这并非危言耸听，有调研报告佐证。广东省情调研中心曾经发布《广东民营经济发展态势及问题分析报告》，其中一组关于“人际关系成本”的数据显示：“44%的民营企业家反映自己经常忙于跟职能部门跑关系忙公关而耗费精力……民营企业家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送礼上，自然会影响其发展。”

　　诚然，在内地颇为讲究“人情社会”的环境中，官商关系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倘若你特立独行，不拿这种奇妙的关系当回事儿，难免会落个吃不了兜着走的结局。说到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那个倒霉的新加坡商人王泉成，他在福建省安溪县兴建的四星级酒店，开业后就被县地税局的“官老爷”当成了“免费食堂”。当“不信邪”的王泉成鼓起勇气讨账时，却招来专门针对酒店的“执法大检查”，莫名其妙地被要求补缴税费和罚款187万余元。王泉成眼见生意难以为继，只能选择“逃离”此地。

　　因为没捋顺关系而遭殃及的例子不胜枚举，就拿那两个创作《请客送礼日记》的搭档来说，虽然娄底市纪委揪出了36名不规矩的干部，但其中大部分人事后并未受到处理，有的干部甚至嚣张地说：“现在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送礼无法回避。”

　　由此来看，在内地经商除了必备的经营管理能力外，更要掌握一项“独门绝学”——和官员保持亲密的关系，这个本领恐怕是在香港经商的人所望尘莫及的。曾经的“中国首富”牟其中在入狱前的一句话也颇为发人深省——“我只能用10%的精力去处理生产经营中的问题，而90%的精力被迫去应付环境的压力。”

　　当然，除了高深莫测的官商关系，纷繁复杂的审批程序也是窥视内地经商环境的一个视角。香港那边“最快6天生意就可以开张”的美好，撂在内地的现实情境中，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前不久，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在谈到企业创业环境时曾感慨：“投资者想开办企业，要盖几十个章甚至一百多个章，能够八个月、一年跑下来就谢天谢地了……”过多的行政审批不但增添了不必要的手续，拉长了企业成长的周期，还给审批部门提供了“吃拿卡要”的机会，为经营者增加了没法规避的额外成本。这在《广东民营经济发展态势及问题分析报告》中也有所体现，“高达60%的企业家曾因有关职能部门效率低、办事拖拉、程序繁杂而丧失发展新项目的机遇……职能部门办事不得力，也逼得企业只能以送礼来换取审批效率。”

　　虽然近些年，为了优化经商环境，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简化办事手续。但是调查显示，效果并不乐观，有些职能部门仍然热衷于拿审批说事，故意刁难服务对象，向其乱收费或变相摊派。对此，有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故意增加服务对象的办事难度，就是要借机要钱，为部门与个人广开财源”。就像“鸡与蛋的悖论”，你可能很难搞清楚，究竟是办事难度催生了请客送礼，还是请客送礼抬高了办事难度。

　　谈到内地的经商环境，税负重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去年，媒体曾热议“国内中小企业普遍反映税费负担重，近半利润都上缴”。美国《福布斯》杂志的榜单也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那么，在中国内地经商到底要交哪些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流转税附加、印花税、契税……虽然根据企业性质的不同，税种也会有所差异，但相比于香港这个“税负最不痛苦”的地方而言，显得过于繁复，超利润的税收负担也使得一些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逐渐趋于萎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钢就曾表示，“对中小企业的收费，常常是清理了一批，一些地方换个名义又冒出一批。这些地方财政不是没有实力，为什么非要向企业伸手？”看来，我们在眼馋香港低税负之余，也该冷静思考一下了。

　　政府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张经商环境的PH试纸，灵敏地检测出香港与内地经商土壤中迥异的酸碱浓度。哪种环境更让投资者中意？答案犹如“和尚头上的虱子”。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确实应该把香港当成一面查漏补缺的镜子。

　　毋庸置疑，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之所以能够继纽约、伦敦之后，跃居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与政府对软环境的精心呵护息息相关。1980年，港英政府时期的香港财政司司长夏鼎基提出了“积极不干预”的施政理念，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间，“积极不干预”成为这座城市一脉相承的经济理念。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曾这样描述香港：“一个在香港开店的商人会发现这里的税负低……有一个放下架子鼓励他尽其所能赚钱的政府。”“积极不干预”政策被一些学者视为“香港奇迹”发生的重要因素。当然，“积极不干预”并不意味着不管不顾的“大撒把”，只是政府放手让商人进行合法的自由贸易罢了。

　　除此之外，恰如其分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也是香港政府执政理念的亮点。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时，政府曾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国际金融炒家，但在金融保卫战解除警报后，港府主动退出了市场，并逐步有序地出售官股“盈富基金”，将丰厚的收益还富于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香港政府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1000亿港元的政府担保计划——如果银行借款给中小企业出现坏账，特区政府愿意承担80%的亏损。最终，许多中小企业因政府担保拿到了银行贷款，顺利渡过了危机。

　　“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由于具体情况不同，香港的善政不可能完全套用于内地，但其思路却可以借鉴。

　　在内地的市场经济中，有时候可以看到政府权责边界模糊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看到商人赚钱即染上了“红眼病”，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跳进商海赚个盆满钵满。当年陕西在实施“气化陕西”的过程中，出现的那个由汉中市住管局控股的天然气公司就是这样一个“怪胎”。据报道，这家“红顶”公司利用特殊地位，强行收购其他天然气公司，进而独占市场，导致一些民企损失惨重。之所以出现这种“与民争利”的闹剧，根源就在于政府忘却了自己引导、监督市场的本职，大旗一摇从“守夜人”变身为“弄潮儿”。看来，法治社会中政府究竟该以何种身份登场，港府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成了我们的活教材。

　　倘若一个地方的经商环境，真如香港那般美好——“很单纯很单纯很单纯，非常非常非常规范”，想必没有商人会拎着“贡品”向权力献媚。大家都懂的道理是，世界上本没有无缘无故的官商“共饮杯中酒”，只有当权力乐忠于“吃请”时，才会出现“酒香醉人”的一幕。

　　总之，如何打造专属于内地的“商业奇迹”，是一个综合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不能忽视的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最关键的环节还是要“驯服”权力。唯有如此，才能让“跟官员处好关系并没有用，他们也都害怕你跟他处关系”照射进我们的现实，从而营造单纯的经商环境。

　　● 结 语

　　“享受式创业”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香港能做到，内地同样也能做到，关键要看我们如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