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法修改率92%，让汪峰回到“春天里”(图)

　　国家版权局日前公布了《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与3月31日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相比，第二稿对原草案删除三条，增加三条，对四十八个条文进行了改动。其中，删除了此前第一稿中争议最大的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条款。

　　相对于社会法、刑法等法律来说，《著作权法》只是一部利益调节面较窄的“小法律”，然而“变法”反响之剧，公众参与之热，出人意表。3月底，该草案甫挂上网征询公众意见，高晓松、汪峰、李广平等音乐人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对第46条密集开火。不满这一条款过度保护“春天里”的“旭日阳刚”，而让“汪峰”成为“苦主”。据官方透露，从3月31日至5月10日，国家版权局共收到意见和建议1560份，涉及草案88个条款中的81个。意见多多，修改大大，据国家版权局法规司司长王自强称：“88个条款只有7个条款没有修改。”

　　第二稿彻底删除“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48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条款，这一回合，高晓松等音乐人完胜。然而，有人欢喜有人忧，时评人挺悲催。草案出台之后，140位时评作者针对修改草案第四十条联名上书，要求明确“时事性文章”范围，制止日益泛滥的时评文章被免费转载的现象，保护时评作者的权益。终究，140位时评作者的力量仍显微弱，《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中，这一表述并未作任何改变。

　　《著作权法》作为一部行政法规，涉及的只是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作者及使用者，其修改过程竟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不足两个月，1560份意见和建议，昭示社情民意。立法者开门立法，让公众广泛参与，表达利益诉求，并积极回应民意，吸纳合理化建议，是对公众应有权利的满足；不同利益主体、不同社会阶层在公共空间的理性对话，平等博弈，达成共识，是“胎育”良法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公众积极参与立法，更是对立法者、法律、司法的信任，另类“前期普法”是降低法律执行摩擦力的“润滑油”。多年的立法实践不断证明，立法过程越透明，公众参与度越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就越高。

　　“88个条款只有7个条款没有修改”亦喜亦忧。也许，立法者从善如流、闻过即改的诚意应该首肯，比起那些奉命立法、闭门立法、“部门利益法律化”等前进一大步。譬如，不久前通过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尽管2011年8月时曾公开征求意见，但此后二审、三审的草案均未公开，最终引发公众对于某些条款的不同解读，以及对于立法过程是否有违《立法法》的诘问。既然公开征求意见，你一定要列“流水账”，让公众知道你在说什么，每个条文为何这样写、有何含义、调研过程如何等等。尤其是二次、三次公开修改草案时，还要给出“明细账”，公众提了哪些意见，是哪些群体表达，哪些得到采纳等给个说法。

　　从立法技术维度，一部法律二稿比初稿改动率高达92%说明了什么？无论是结构技术还是语言技术，《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比初稿都有较大更张。这难免让公众对立法者的知识、经验、方法和智慧有看法，并对法律的严肃性、严谨度心生忐忑。故而，二稿还应该多挂一些时日，再听听各方意见，别急于鸣金收兵。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