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长作古词谈医改引发争议

　　围观陈部长的诗词

　　卫生部部长陈竺近日投稿《健康报》发表诗词新作《水调歌头》，引发如潮争议。有学者认为“非常荒唐，这个风也不可以长”。欣赏者则表示“这种以诗言志的写作，实际上对于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形成一种高尚的情操是有好处的”。

　　记者｜贺莉丹

　　“九州风雷动，医改传佳音。最爱鹏城胜景，雨后天尤晴……深渊何所惧，英雄敢渡津。”近日，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健康报》头版报眼位置刊发了其所作的《水调歌头》词牌的词，引发争议如潮。

　　部长的“水调歌头”

　　《健康报》是由卫生部主管的全国性卫生行业报。媒体评价称，改革开放后，在部委机关报纸的头版发表诗词，陈竺是部长中的第一人。

　　陈竺的这首《水调歌头》在网络上被广泛转发，受到“围观”。一些网友评价道：“不合词韵处较多，难登大雅之堂”，但亦有网友认为，陈竺作为一名专家型、高学历官员，突破了谨言少说的官场禁忌，以诗言志，“既是传统的回归，也是现代语境下官员个性的释放”。

　　据媒体报道，陈竺此次撰诗完全是个人主动所为，在诗稿见报的两天前，《健康报》一位记者的手机收到了陈竺秘书发来的短信，内容就是这首词。据了解，初稿发出后，陈竺又对词本身的文字进行了修改。就在词稿见报前的晚上，报纸编辑仍在就稿子刊登的形式与卫生部进行沟通。

　　7月9日，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身为卫生部部长的陈竺在卫生部主管的报刊上发表词作的做法，让他深感吃惊，“作为一个内阁部长，他在他主管的报刊上发表了这种不严肃的、很浪漫的诗词，而且他写的是赞扬医改很成功的诗词，这非常荒唐，这个风也不可以长”。

　　竹立家认为，“首先，医改的效果好不好，应该是老百姓说了算，他要认识到他的公共身份，他的任何言论都将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弄不好就会引起群众反感；其次，他是内阁部长，是政策制定者，他的任何言论都代表了政府，他可以在他主管的报刊上发表政策解读以及一些公务讲话，但是他不能以文学形式在其管辖的报刊上发表诗词。”

　　在一些研究公共行政体制的专家来看，官员在其主管的报刊上发表诗歌，或有以权谋私之嫌。竹立家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显得很不务正业，很不严肃，还有腐败之嫌。老百姓心里会想，你是不是通过关系或门路发表你的诗词的？”

　　曾于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过访问学者并主要研究政府体制改革的竹立家认为，在国外，一般官员在卸任之后才去写他的个人传记，那时他的身份就是一位普通公民而已，诸如，克林顿卸任后写他的自传《我的生活》，“在国外，内阁以上的官员言行非常谨慎，因为如果弄不好，他的整个内阁都会垮台，他可以做一些政策性解读，但他不敢跳出来写抒情诗，他要掩盖自己的感情，因此他会显得很中立。国外的官员也基本上没有人会在在任时出书的，他工作很忙，也要对政党、国家负责，他不会有闲心写诗歌。”

　　并且，在国外，如果官员一定要发表诗作等文学作品，也要避免到其主管的刊物发表，这亦是避免瓜田李下、权力腐败之嫌“当然，在现实中，国外的官员几乎没人会这么去做。”竹立家强调。

　　因此，在竹立家看来，“作为内阁部长，你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你不是一个艺人，不是一个诗人，也不是一个小说家。”

　　但一些官员诗人则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文学艺术是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领域，任何人在业余时间都可以参与文学创作，通过文学创作来提升自己的精神修养，这是很好的事情。不能因为陈部长的这种公职人员的身份就剥夺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权利，他以诗言志，写一些文学作品，这是他个人的一种爱好。我觉得，他这种以诗言志的写作，实际上对于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形成一种高尚的情操是有好处的。”近日，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车延高本身就是中国作协会员，他曾多次在《人民日报》、《青海日报》发表诗作，也曾出过《日子就是江山》、《把黎明惊醒》、《向往温暖》三本诗集。在2010年10月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后，车延高的诗歌作品《徐帆》、《刘亦菲》被公诸网络，他的这些诗文的白话风格，曾被网友称为“羊羔体”。

　　车延高也看了陈竺的这首《水调歌头》，他认为，陈部长是在工作之余的时间内写点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的心志，“他的这首词没有对自己歌功颂德，他是在表达一种心志，比如，他写道，‘胸存社稷疾苦，魂牵民生国运，良策暖人心。深渊何所惧，英雄敢渡津。’这说明，医改确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是一种与同仁共勉的心志，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情况，不应有什么指责。”

　　在车延高看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业余时间写这么一首词，肯定、鼓励基层改革的成功做法，把自己在医疗改革中的体会用文学艺术方式表达出来，跟卫生系统的同志分享，“这挺好的。而且他表现的精神也是积极向上的，对于我们振奋民族精神是有好处的。至于他选择在哪个刊物上发表这么一首小词，这也不重要。以他现在的职位是不需靠这首短词去获得什么名利的。相反，可能惹些麻烦。我认为他选择在部委机关报纸上发这首小词，是希望医疗系统的同仁看看，更有利于和大家接近，是思想交流。这比端着架子好，同时他在词中也表达了一种向上的精神，比如，‘积弊除，制度新，政先行。厚德重塑杏林，仁术赖真情’，这都有利于提振大家的精神，也看到了改革开放后我们事业发展的前景。”

　　卫生部长为何点“鹏城”？

　　“最爱鹏城胜景，雨后天尤晴。胸存社稷疾苦，魂牵民生国运，良策暖人心。”在这首《水调歌头》中，陈竺特意点出了深圳这个地名，以表达对深圳启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期望。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也读了部长陈竺写的这首词。“诗人写诗无非是言志吧，这首词也充分地表明了陈部长的一种豪情壮志。我认为，诗只是一种感情的抒发，如果说与现实的点点滴滴相对应，可能难免有点勉为其难。”近日，廖新波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今年7月1日，深圳市公立医院全面正式启动医药分开改革，取消了该市所有公立医院2962种医保目录药品15%至25%的加成。深圳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启动医药分开改革的城市；在取消药品加成后，公立医院将原来的药品加成费用“平移”到诊疗费上，提高诊金后，诊金提高的部分由医保统筹基金承担。而其各方利益调整尚需时间观察。

　　就陈竺词中提到的深圳医改，廖新波认为，深圳的医改是在众多城市的医改中做得比较好的，“但并不是说深圳是做得最好的，也并不是说深圳的医改已经完成。所以，诗人通过这样一种感情的抒发也告诉我们如何继续奋进，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样去完善它。这是我的一种观点。”

　　廖新波也曾经跟随着陈竺深圳做过医改实地调研，“当时陈部长也苦口婆心地约见了包括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和主管卫生的副市长在内的当地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在听完深圳的汇报之后，他希望深圳的公立医院改革有所突破，成为全国的一个标杆。当时我也在场，深圳的领导也表示，不辜负陈部长的期望。”

　　在廖新波看来，目前，深圳的医改最突出的一点是，“政府的责任是到位的”，这表现在，“首先，在投入机制方面，深圳市政府投入给公立医院的总额和百分比也是全国最大的、最高的，而公立医院没有贷款去搞扩建，这充分体现政府办医院和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第二，在激励政策方面也做了一个尝试，虽然在体现医生的价值方面有待改进，但是毕竟对原有的政策有所冲击；第三个方面，在废除‘医药养医’方面，深圳也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不是单纯的一种废除而不建立(的做法)，而是在废除旧政策的同时建立一个新政策。”

　　在廖新波看来，上述三点可能就让部长陈竺所看到了希望，“所以，由心而发写出一首《水调歌头》。”

　　公立医院改革为医改之核心，牵之一发而动全身，其难度可想而知。廖新波也表示，如果让他来填词的话，他情愿在此时填一首《满江红》，岳飞在《满江红》中开篇就写道，“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在廖看来，那更有一种忠心报国的情怀和一种危难关头的救国之心，这种情怀也能对照了当前的医改现状，“因为目前医改正处于深水区，这意味着医改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弄不好有粉身碎骨、葬送于汪洋大海之中的危险，所以，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关切我们存在的问题、暗礁和各方面拍过来的海浪。”

　　廖新波已想好，他会将《满江红》的第一句填成，“踌躇满志，拍涛处，遥看浪飞。”

　　“当然，我们除了看到目前的成绩之外，更多的应该看到面临的问题。也正如陈竺部长自己所说，‘公立医院改革进入深水区’，他也感觉到我们的五项重点改革里面，每一项都有惊涛骇浪之处。所以，从陈竺部长的心态回到我自己的一种感觉，我认为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廖新波分析。

　　“我认为，陈竺部长是一个严谨治学的科学家，更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在目前医改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仍然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有一种契而不舍的精神，勇挑重担，勇往直前。”廖新波评价。

　　屈指可数的官员诗人

　　而在2008年3月履新卫生部部长之前，喜爱旧体诗词的陈竺填过《沁园春》与《忆秦娥》的词，也曾填过多首《水调歌头》词牌的词。

　　2004年3月24日，中国科学院的官网上发布了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陈竺写给该院武汉病毒所的一首《水调歌头》，其中有云，“最爱诸将士，巾帼胜须眉，伟业奠厚基”，“但盼贤良广济，志在研发一体，江夏演新文。夕君若复归，乘鹤奏悠曲。”陈竺自述作词缘由为，“看到武汉病毒所的进步，喜不自禁。”

　　2006年6月30日，为祝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饶子和在《Cell》杂志、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高福在《Science》杂志上分别发表的论文，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竺填词《水调歌头·贺捷》，其中写道，“问鼎尖端何难，豪气冲云天。将帅身先士卒，群英斩关夺隘，比翼本无间。慰我中华魂，创新倚天剑”，“耐得岁寒寂寞，方收梅香甜。奋舟天涯学海，心存社稷冷暖。”

　　半年后，欣闻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暨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王明伟课题组在糖尿病新药研制中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的捷报，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陈竺自称“心潮难抑，乃成拙章”，写下，“九州创新大业，最盼是良药”，“十万化合雄兵，无数筛选快道，俊杰看今朝。”

　　这些昔日词作近日亦被翻出，网友仔细检视了这位卫生部部长所作之词的词律问题。而另一些人则看重这位部长的真性情，“‘高高在上’的官员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将有助于解构权力的神秘性。”

　　官员写诗，多少被赋予附加涵义。但事实上，不独陈竺，在中国，一些诗人官员已深耕多年。诸如，陕西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神木县前县委书记郭宝成，青海省委常委、该省宣传部部长吉狄马加，以及山西省副省长张平。

　　前县委书记郭宝成曾写下“边塞诗作”，“寒窗戎马磨利剑，运筹工耕绘新田。总把民意合天意，龙眼炯炯在东山。”

　　“在商业化的物质时代，人的整体精神生活被边缘化，诗歌主体性的迷失必然导致诗歌信仰的缺失。然而，诗歌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离开了它，人类的精神生活是不会完整的。”有着30多年诗歌创作历史的吉狄马加曾用诗意的语言形容，这位出版过多部诗集的前青海省副省长也被誉为“诗人省长”。

　　但尽管如此，省部级高官的诗作，依然屈指可数。曾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素有“诗人外交家”之称，其对文学的爱好自少年伊始，并曾陆续出版过两本诗集《青春中国》和《李肇星诗选》。

　　而韩长赋曾在2009年履新农业部部长之际，写下一首流传甚广的七言，“九州拓荒赞炎黄，千年耕织盼小康。而今我为百户长，从此为民奔钱粮。”

　　2011年2月10日，初雪在迟到了一百天之后才悄然而至，韩长赋在上班途中即兴赋诗一首，“最喜瑞雪兆丰年，今冬迟来一百天，抗旱浇麦人努力，天道酬勤大自然。”这首诗于当天公布于农业部官网，流传甚广。韩长赋也曾对媒体形容自己当时作诗的心情，那天是大年初八，下雪了，“早上起来拉开窗帘，那种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跟农民的心情完全一样！”

　　而2009年7月7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文化周刊”全文刊发了曾两度去职的省部级官员孟学农所作的现代诗《心在哪里安放？》。这对于久未刊登诗歌的《中国青年报》来说，算个特例，而作为省部级官员，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在媒体上发表诗文直抒胸臆，亦极为罕见，评论称，此诗中出现的四次“心在哪里安放”的追问及五次“我多想多想”的倾诉，让人感受到了孟学农的言外之音。

　　通过媒体公开表露心迹，对孟学农而言，并非首次。早在2008年1月4日，《山西日报》头版刊发过孟学农亲自撰写的长文《感知山西》，全文过万字，为其入晋后4个月的调研成果。在该文的结尾处，孟学农借郑板桥的诗句抒发感慨：“‘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以此自勉。”

　　官员与诗人，身份矛盾吗？

　　“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法国诗人瓦莱里有言。波德莱尔也曾断言，“一切伟大的诗人最后自然而然地成为批评家。”在一些评论者看来，一面是理性的官员，一面是激情的诗人，本来就是一件很分裂的事情。而官员写诗，也面临争议。

　　但现实要精彩得多。1985年，龙应台在《野火集》出版时写道：写这本书要付出的代价是，以后不会有人学而优则仕请我做官了。她的预言没有应验。1999年，她做了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2012年，她再次“写而优则仕”。

　　从1977年就开始从事诗歌创作的车延高认为，官员与诗歌并不是矛盾体。这让人不禁联想到，两年前，鲁迅文学评委会曾给予车延高的获奖评语是，“难得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

　　“中国历史上，从唐代以来看，很多官员在从政过程中也都是在文学上有独特建树的。”车延高认为，不能把官员身份与文学创作这两者矛盾起来，在国外也有这样的例子，诸如，丘吉尔就曾于1953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的官员多一点对于文学的爱好，业余时间能够写点文学作品，实际上和工作不矛盾。公务员既要有执政能力，也要有执笔能力。”

　　他认为，官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应该多读一点书，包括可以通过热爱文学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素质，“这是个好事，这对完善人格、适应社会的多元发展，提升自己能力的多元性都有好处。我觉得应该鼓励官员学习，鼓励官员增加自己知识的广博性，增强自身能力，增强了解、融入社会的能力。我们不要成为单色彩的人，如果官员给大家的感觉都是冷冰冰的人，都是打官腔的人，都是水泥地板的面孔，我们怎样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在他看来，一个事情出现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视角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同，这是允许的，也是正常的，“我们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如果让官员没有全面、综合的文化素质，思想苍白，一张古板单一的面孔，只能做某方面的工作，也不正常。”

　　作家蒋子龙也曾指出，现在好的诗词依然产生于官员、经济学家，或者是企业家，而非专业的学者、作家。

　　但写作，讲到底，依然是一件荒凉寂寞，甘苦自知的事情。

　　车延高认为，写诗词的官员其实很少。“因为现在政务这么繁忙，能够让自己主动吃苦去写点东西，这本身就需要一种情操和毅力的，写作是一份苦行僧的工作，是一份自讨苦吃的差事，要有一份多吃苦的精神。在业余时间，如果官员能甘愿给自己增加一种压力去学习、去写作，我觉得这是个好事。”车延高说。

　　他也提到了官员写作的一个前提，即“写作不要影响到你的工作，如果你写的东西不行，不要硬凭着权力去发。现在文学刊物也有自己刊发的标准，你要写，就要按照文学刊物的标准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