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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凄美北京爱情故事
他们都生活在北京，他不帅，她不美，却一见钟情；他没钱，她失业，却相濡以沫；她患上严重尿毒症，他倾家荡产为她透析治病，不离不弃；她没有北京户口办不了医保，他豁出去刻了假章，用假收费单让医院为她透析4年，骗取医疗费17万……后来他被抓受审，他说做这一切只为不让她先死。
“我又相信爱情了。”——网友跟贴。
对话廖丹
“没想那么多。就是不想让她先死。”
南方日报：钱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廖丹：你说呢，医院如果说不要钱，说“你来吧，给你媳妇透析不要钱”，我比谁都乐。
南方日报：你怎么想起用假章伪造收费单的？
廖丹：她病成这样，我总不能掐死她，哪怕有一点钱给她治病，我何必去刻假章？
南方日报：私刻公章时，有没有想过后果？
廖丹：逼的没办法了，没想那么多，就是不想让她先死。
南方日报：你要真的被抓进去了，他们怎么办？
廖丹：最担心儿子，儿子很懂事，也知道学习（指着满墙的奖状），但他还小没人照顾，觉得对不住他，妻子能活三个月还是五个月，都是她的了。
南方日报：孩子跟你比较亲是吗？
廖丹：是的，我小孩自打生下三个月，我就自己带到现在，我孩子说“爸，你放心，你要饭我都跟着你”，我说“行了，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南方日报：网上把你刻章救妻的事情称作是因为爱情，你相信爱情吗？
廖丹：爱情？我没文化，我不懂什么叫爱情，但我觉得人要有良心。
南方日报：其实像你妻子一样陷入求医困境的患者不少，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廖丹：反正别学我，不希望他们像我一样犯法，尽量申请医保、救助基金吧。
南方日报：可现在许多人像你一样，甚至不知道有哪些救助形式。
廖丹：我对救助体制也不懂，就希望政府救助体制完善一些，能让我们这些没多少文化的人也能知道该向哪些机构求助，别让更多人像我一样，走了弯路，走了绝路。
对话杜金领
“他都是为了我，我还能说什么。”
南方日报：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一直都很好吗？
杜金领：以前也总是拌嘴，自从我生病之后就几乎没有了，（指着屋里的空调说）家中唯一的空调装在我和儿子睡觉的房间。
南方日报：你一直不知道他私刻公章？
杜金领：他什么都没给我说，只是说你别管了，只要我活着就会一直给你看病。他太傻了，我要知道，绝对不让他干。
南方日报：他被抓后，你有没有生气？
杜金领：也生气，但他都是为了我，我还能说什么。受审前一天他一宿没睡，临走前掉了泪，这个月低保仅剩下的100元放在我床上。他说他不知道能不能回来，这100元留给我，能吃几顿吃几顿。
南方日报：听说他身体也不好？
杜金领：糖尿病，挺严重的，但是为了我，他根本没顾上给自己看，平时就是从朋友那里拿点儿药维持着，连测个血糖都顾不上。
南方日报：心疼他吗？
杜金领：（哽咽的杜金领此时已经说不出话）
廖丹，41岁的北京爷们儿，坐在堆满了账单的床边，埋着头抽着烟，时不时发出沉沉的叹息声。
东南五环外怡景城景西公寓的一间老房内，50多平的屋里堆满了衣服、药瓶和杂物，墙角布满了黑黑的蜘蛛网，衣柜上积起了薄薄的一层灰，矮小的餐桌上有昨天吃剩的腌黄瓜和半个馒头，墙上贴满了“优秀学生”的奖状。
为了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在2007年11月至2011年9月的近4年间，廖丹私刻医院收费公章，涉嫌伪造收费单，骗取医药费17.2万余元，后被检察院以诈骗罪起诉，最高或将获刑十年。
昨日，廖丹向北京东城法院退还全部案款，款项来自于捐款。
这无疑是一个情理与法理、私德与公义高度矛盾纠结的悲情案件。廖丹以犯罪的方式挽救了一条人命，该如何厘清其中的善与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廖丹家庭悲剧的背后，凸显当前医保覆盖窘境。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刘晓静
实习生 顾 益
身陷无底洞
“一年12个月，12个月在借钱，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我借怕了”
15年前，26岁的廖丹经人介绍结识了比他小两岁、在工厂当焊工的河北人杜金领。1998年，两人成婚，两年后儿子出生。婚后的生活虽不富足，但也过得去，然而好景不长，两人的单位先后倒闭，他们只能到处打零工。
2007年前后，在按摩院工作的杜金领被查出患了尿毒症。透析是唯一的治疗方法。但昂贵的透析费很快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
“入不敷出”这个词用在廖丹身上再合适不过。
根据相关规定，廖丹一家每月能领到1700多元低保，两年前这个数字是1536元；妻子生病后，开“黑摩的”拉活儿便成为廖丹唯一的家庭收入来源。廖丹告诉记者，“每天早晨六点到做早饭这段时间出去拉活儿，一天也就能赚得三四十元”，这就是廖丹所有的经济来源。
廖丹一周要给妻子做两次透析，两次费用是420元，一个月算下来是3360元，“加上每月的药费和打针费要超过4000元”，杜金领告诉记者，这还不包括廖丹自己治糖尿病的医药费。
当记者问到有没有想过借钱时，廖丹苦笑着说，“一年12个月，12个月在借钱，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我借怕了，他们也都说这是一个无底洞”。
廖丹坦言其实很感谢朋友们的帮衬，“有时候朋友们直接给三五百的，也说是不用还了，但是没办法，借到最后朋友们也都敬而远之了”。
刻假章救妻
“只要家附近来个巡逻车，就担心是不是要来抓我了”
就在廖丹走投无路的时候，廖丹发现，每次到医院交钱时，收费室在收费单上盖章后，再让他拿着收费单送到透析科室，两个科室不直接沟通。
2007年11月，廖丹通过路边刻假章的“小广告”，找人刻了北京医院的收费章，自己在收费单上盖上“章”，然后将收费单交到透析科。
“第一次，我真怕，担心被发现。没想到护士瞅了一下就收起来了。”蒙混过关的廖丹，随后一次次“悬着心”去伪造收费单。
尽管屡试不爽，但这种害怕东窗事发的紧张和恐惧从未间断，廖丹说，“四年中，只要家附近来个巡逻车，都要紧张地往外看看，担心是不是要来抓我了”。
去年9月，北京医院升级收费系统，透析科室负责人发现，杜金领一直在透析治疗，但收费系统里却缺少51次缴费记录，而患者交来的49张收费单均系伪造，涉及费用17万余元。
今年2月22日，廖丹被刑拘；3月8日，廖丹被取保候审。7月11日开庭，按照诈骗金额廖丹可处以3年到10年有期徒刑，因为案件特殊性，法院并未当庭宣判。
当记者问到，情与法哪个更重要时，廖丹称，“当然是法律重要，毕竟我犯了法，但是没办法，总不能看着她死”。
退还全部赃款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她有病了，我就不能不管”
得知自己的事情被称为“最凄美北京爱情故事”，廖丹有些尴尬地笑了，“说什么爱情，我属猪她属牛，平时开玩笑都是臭猪回来了，大牛挺好的……什么亲爱的呀，我们说不出来。”
提起十几年的婚姻，廖丹似乎说不出什么。“没有送过她一次鲜花，没有一件礼物，什么是爱情我不懂，我就知道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她有病了，我就不能不管”。
恋爱时没有花前月下，婚后没有甜言蜜语，但在杜金领患尿毒症严重到无法下床的时候，廖丹却天天把饭端到床头，里里外外没有一句怨言，“说啥爱情，就是家里这点事”。
杜金领告诉记者，“他是不帅，第一次见面时候甚至觉得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凶，但接触之后发现他心眼儿好，生病这么多年下来，发现没嫁错人”。
大家都知道杜金领患有尿毒症，却无人知道廖丹的糖尿病也已经很严重。
“能从朋友那拿点儿药就吃点儿，没有就扛着，自己偶尔手里有几块钱了，就买几个药片”，谈到自己的糖尿病，廖丹显得格外轻描淡写。事实上，脚踝处溃烂的皮肤已经显示，他的病情并不像他描述的那么无关紧要。
当记者问廖丹梦想是什么时，他说，“就希望未来能够和妻子儿子好好地呆着吧，过普普通通的生活”。
廖丹案件披露后，不少好心人解囊相助。13日下午，在医院给妻子做透析时，廖丹收到爱心人士送来的3.5万元现金后，即转手拿到法院退赃。截至记者发稿，新浪微公益收到的累计捐款也已超过20万，社会各界已向廖丹捐款合计逾40万元。珠海市政协常委陈利浩汇款17.2万元，希望廖丹用于退还骗得的案款。昨日，廖丹即用这笔钱向法院退款，走出法院后，他当即通过电话向陈利浩表示了感谢。
日前，廖丹已经授权爱心人士为他的妻子募集治疗善款，总金额50万元。授权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全程执行这笔款项并与医院直接对接，确保各项捐款信息、治疗凭据等公开透明，费用将只用于其妻子的治疗，专款专用，接受公众监管。
医保覆盖窘境凸显
新闻延伸
走投无路的廖丹也想过求助医保。但此时的医保对于他来说，就像一根浮在水面的稻草，拉不住、靠不得。
早在2010年，人社部便曾明确，“对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各地不得以户籍等原因设置参保障碍”，可在北京，廖丹妻子仍因“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廖丹想过让妻子回河北老家报销医疗费，但“太麻烦了，妻子的身体也经不起来回折腾”，如果一次不能办妥，每次来回的路费也负担不起。
南方日报记者查阅人社部《2011年度统计公报》发现，类似廖丹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
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但“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这也就是说，在城镇参加医保的农民工实际不足1/5。
“除了城镇医保，农民工在农村原籍可参加新农合医保，但囿于新农合医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以及报销水平不高等体制障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工来说，这样的医保显然不可能起到多少事实上的救济作用”，业界人士指出，廖丹妻子的遭遇，便是对此的鲜活诠释。
“廖丹家庭悲剧的背后，凸显当前医保覆盖窘境”。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称，随着流动性人口的膨胀，“外地人”医保关系迁入备受期待，然而医保关系转移支付却难以推行，问题的关键在于资金的分成。
顾昕建议，从长远来讲，提升基层医疗资源，用中央财政进行医保全国统筹以方便民众异地就医，让医保“漫游”起来方为解决杜金领们问题的根本之道。
此外，我国的医疗保险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有权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中，提到了在职员工，也提到了离退休人员，唯独没有那些“无业者”，而廖丹的妻子恰巧属于这样一个制度的盲区，他的求诉无门也变得不那么奇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韩桂君对南方日报记者表示，这是当初我国制定这个条例时存在的一个考虑不周到的情况，现行的医保制度确实无法全面覆盖所有人，我们急需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险机制。
廖丹的事情在法律界引发了一场情与法的探讨，“此案并没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但法院在宣判过程中，将会考虑廖丹家的实际情况，结果目前还在合议中”，有法律界人士向记者解释。
按照廖丹的诈骗金额，及检方建议3-10年的量刑看，该人士分析，如果廖丹获刑3年，就有希望同时获缓刑，这样就能在监外服刑，继续照顾妻儿；但若判刑在3年以上，廖丹就必须被收监服刑。
有评论员文章指出，于法理、公义而言，廖丹私刻医院公章骗取医疗费，当然涉嫌犯罪。但于情理、私德而言，身为下岗工人的廖丹，对长期身患重病的妻子，竭尽所能地治疗，不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而且自己患病“从不去看医生”，最终在“被逼得没办法”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的经历，也让人唏嘘。
法律之上还有人性。可以设想，假如廖丹不骗取医药费，他的妻子可能已经病死。这相当于说，廖丹以犯罪的方式挽救了一条人命，对此，检方、法庭该如何厘清其中的善与恶？廖丹当然应受法律制裁，但若被判实刑，他的妻子、孩子谁来照顾？当一个公民不忍坐视另一个公民因无钱而放弃治疗直至等死时，能不能说他也是在挽救社会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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