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宝山“抢贤”打开两扇门(组图)

　　记者 李万寅 郑文新 胡媛媛 刘军

　　“如今只要一下大雨，我的心就会揪起来，我联点的党小组里有不少住户是土砖房，随时可能有危险。”近半年来，“80后”曾建新有两处细微变化：手机电池和摩托车油箱总是蓄满状态，草帽与雨靴更是随车携带，“一旦接到村民要帮忙的电话，立即就出发”。

　　曾建新是浏阳市七宝山乡社会事业发展办副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该乡狮子山村黄花党小组联点员。曾建新的变化源于今年初七宝山乡施行的“干部联系党小组、党小组联系群众”探索。如今，这场构筑新型基层组织结构、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试水之举，正让这个位于浏阳东部的偏远乡镇在震动中感获新变。

　　在经历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位处最基层的农村同样遭遇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的挑战，面对由此带来的政府职能转换、干群关系转变等一连串深层次问题，七宝山乡究竟给出了怎样的解题思路和样本意义？

　　7月初的一天，烈日当头，记者一行来到这个距长沙百余公里、位于株树桥水库尾坝的山乡，在满眼绿意里感受变化，寻找答案。

　　第1幕

　　村民抢来好干部，昔日山乡大变样

　　乡财政所所长毛先知、乡整洁办主任肖镇辉因人踏实能力强，竟有16个组争抢他们。

　　镜头一：沿着平整的村道一路行进，看不到丁点纸屑垃圾；农舍小院清爽洁净，葱茏绿树、娇艳花卉点缀门前屋后；村头沟渠水道清澈见底，可下水摸鱼……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这是距浏阳市区有30分钟车程的偏远山乡。这个历史上因盛产铅、铁、硼砂、青矾、胆矾、土黄和碱石而以“七宝”为名的乡镇，如今辖有8个村，1.5万人口。

　　“半年前的七宝山，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光路旁屋边的垃圾就让人心烦。”七宝山乡党委书记胡国平将这些变化，归功于半年前那次以推举联组乡干部为议程的特殊投票。

　　“联组干部”在七宝山是个新名词，其问世在胡国平看来既有时代背景也有现实因素。“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党委政府面临着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而部分干部由于对新体制不够适应，服务本领不能满足村民需求，导致干群间沟通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难推进。”胡国平说，另一个现实原因是，七宝山面积不小人口不多，125个居民小组分布较散，有的小组甚至不足10人，这也使得基层组织在民众中的聚合力变弱，甚至出现个别干部不想下村入户，村民有事不知找谁的现象。

　　今年初，七宝山乡将所有居民小组划分为34个党小组，每个党小组长联系20余名党员，由党员联系群众，共同落实各项工作。与此同时，通过按所联组的远近难易给予不同数额补贴、在德绩考核方面加分等方式，鼓励乡干部联点党小组，帮助解决片区内矛盾、纠纷和困难。

　　“联点方案一出来，全乡60多名干部有57个报了名，竞争也很激烈，因为按一人一点、双向选择要求，只有34个人可以联组。而另一方面，那些德才绩突出的干部个个组都想要。”胡国平告诉记者，甚至还有党小组长直接跑到他的办公室说情要人，而一些村也“先发抢人”，不但主动给心仪干部打电话，有的还特意找到这些干部的亲属，拜托他们“吹吹风”。

　　“以前科技下乡，大伙把技术员当"财神"争抢，”七宝山乡铁山村村支书邓松柏坦言，村民如今则是渴盼思路广办法多的联点干部来到身边，“村里开会确定心仪人选后，村民们还叮嘱一定要将该干部抢到手。”

　　不过，最终决定谁能联组以及联组干部去向的，还是票数。“8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和主任代表其辖内党小组投票，结果出现戏剧性一幕：乡财政所所长毛先知、乡整洁办主任肖镇辉因人踏实能力强，竟有16个组选中他们。有的村干部急起来，在会上就给两人打电话，希望他们双向选择时考虑自己这里。”邓松柏至今记得，联点结果公布后，抢到心仪干部的村喜笑颜开，没抢到的则羡慕不已。

　　第2幕

　　毛先知啃“硬骨头“，带头干事半功倍

　　常有基层干部抱怨农村工作难推动，其实老百姓最实在，干部党员带头干，群众也会跟着来挑担。

　　镜头二：步行在升平村升平河畔，整齐牢固的河堤守护着一湾清流，堤旁的菜田稻田里，农作物长势喜人。如今的满眼青翠让毛先知很是欣慰即便是在投票会上受到“争抢”，第一次到升平村虎形党小组联点的他，就碰到一块“硬骨头”。

　　“升平河5年前冲垮了河堤，岸边部分良田一直荒废。当我和村民交流如何洁净村部环境时，大伙就很不客气地提出，不修好河堤哪有心思管路边的垃圾！”毛先知话不多说，立刻组织村干部、党小组长来到河堤旁开起碰头会，回去后更是多方筹集建设资金。很快他发现，党员群众也跟着动起来，河堤修复很快进入实质阶段，先一天毛先知带着大伙在堤上忙得热火朝天，第二天村民们就开始争先清理起家门口的脏乱。

　　“常有基层干部抱怨农村工作难推动，其实老百姓最实在，干部党员带头干，群众也会跟着来挑担。”“河堤事件”带给毛先知最大的触动是，此后在每项工作开展前，他会多想想自己能干什么，“带头干带来的效应往往是事半功倍。”

　　而在联点铁山村第二党小组的肖镇辉看来，做好农村工作的另一突破口便是务实办事，“你为村民干实事，自然会得到认可和支持。”铁山村矿业发达，一家企业在加高尾矿库的过程中，不慎出现工业水渗漏，影响到村民饮用井水。肖镇辉赶紧组织党小组、企业召开商议会，一方面安排水车送水，另一方面由企业出资为村民安装自来水管。洁净水源流入村民家中后，如今肖镇辉走在村里，邀其去家里坐坐聊聊的招呼络绎不绝。

　　肖镇辉说，联组方式更破解了一个现实管理难题：干部党员通过带头干、务实干树立起威信，村民因获实惠而理解了政府做法，再加上党小组成为双方的联系沟通纽带，良性互动平台一旦建立，很多工作就会由难变易，从原来听不进话变成如今大伙主动干。

　　而干部的服务热情、村民的参与热情一旦激活，一场场你追我赶的较量也在七宝山乡展开：升平村虎形党小组的河堤刚修复完，同村横坑组的道路硬化工程就即将上马；蒋埠江村的路灯亮起后，很快宝山村的村道上也开始光芒闪耀……

　　第3幕

　　曾建新雨夜驰援，干群交心如一家

　　自家人好办事，一旦村民和党员干部能以家人心态相处，

　　还有什么不能落实的。

　　镜头三：“大雨下了一天，山体的泥流在屋墙边聚起两三米高，不是事出紧急，我也不会深夜12点给你打电话……”

　　“这是说啥话，只要遇到困难，第一时间就找我！”

　　当联组干部曾建新带着党小组成员出现在狮子山村村民张功枚家时，已是凌晨3时。全身湿透的他二话没说，和党员们先将张功枚家部分财产转移到安全地带，天一亮立即找来工匠机械，挖泥缓解房屋险情。“我所住的黄花冲离乡政府最远，夜里摩托车只能到冲口，进来还得步行一两个小时。”如今张功枚说起那个雨夜就竖起大拇指。

　　“干部难上门、群众不识人，这些出现在新时期基层的新问题，正是农村党群干群之间思想隔阂加深的根源。”胡国平说，为此乡里要求干部一一上门拜访所联组的村民家庭，留下结亲卡片；党小组聚会要定期举行，党员村民围坐一起聊家中事解身边难。此外更引入互评测评机制，每月由联组乡干部、村干部和党小组长互相打分、相互监督。“这样一来，村民有困难可以第一时间找党小组，干部们也努力成为村民圈子里的人，隔阂消解心意相通自然事事通。”

　　而类似“雨夜驰援”的故事，在如今的七宝山随处可见。宝山村的王标春体弱多病,插秧时节看着自己空荡荡的三亩田干着急，他所在的第二党小组党员们和联组干部放下自家农活赶来帮忙，原本需要插一周的秧，一天就干完了。

　　“我崽伢子结婚时，联组乡干部不仅凑了份子，还当起接亲司机咧！”行走在七宝山，说起这些的村民觉得倍有面子。“农村注重人情味，只要碰到村民红白喜事，联组干部和党小组长一定要略备薄礼去帮忙。”胡国平告诉记者，礼不在大有心则足，100元就可以了，但往往就是这份薄礼、这小小的出手相助，契合了中国人情社会的特征，让村民们把你看成自家人。“自家人好办事，这个道理谁都懂。”胡国平意味深长地说。

　　尾 声

　　“七宝山样本”带来了什么？

　　一次创新打开两扇门：农村工作止步于乡村一级的行动之门，以及横亘在干群间的心门。

　　镜头四：夜幕刚降临，宝山村部前的空坪已响起宋祖英欢快的歌声，刚刚吃完晚饭的村民在这里相携起舞，孩子们嬉戏追逐，老人们谈笑聊天。村民们感慨，自从党小组和联组干部一起捧回了这套音响，村里的麻将馆如今已是门可罗雀。

　　“现在你在我们村路上走一圈，还真难找到纸屑垃圾。有人开包烟想把烟盒扔地上，我们都会提醒他，莫乱扔，破坏环境咧。”铁山村村民徐俊成说。

　　"干部联系党小组、党小组联系群众"推行半年来，最大的感受是工作开展容易多了，干部群众融洽多了，而大伙热火朝天干事带来的乡村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完善，也潜移默化影响到村民的素质和生活方式。”胡国平笑着说，“以前是干部不愿下村，现在是干部不"敢"上门，因为只要去了，家家户户都忙着杀土鸡待客。”

　　“新形势下，农村干部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巡视员、教授方向新认为，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强调党员干部的先进带头作用；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自主劳动性被调动起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开始淡化。而农业税费取消之后，由于干群间联系纽带减少，一方面部分基层组织和干部，未能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转型过程中找准定位，另一方面农民诉求得不到及时沟通，从而导致一些矛盾冲突出现。“七宝山乡以党小组为沟通平台，明确了干部党员的服务方向，用竞争监督机制作为保障，提升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一次关于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最终打开了两扇门：一是农村工作止步乡村一级的行动之门，另外则是横亘在干群之间的那扇心门。”

　　在方向新看来，七宝山之举对当前探索新时期农村工作方式、畅通基层干群沟通渠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记者手记

　　我们的乡村我们的国

　　1936年9月，年轻的费孝通离开家乡，从上海搭乘外轮，赴英国留学。“我的奶妈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这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直接影响了费的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在于真正了解农民，了解农民的社会生态结构，也就了解了中国。后来，他写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成为乡村观察的典范。

　　去年，青年学者熊培云，出版了他的新著《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他以自己的故乡为立足点，通过记录故乡的命运，来省思百年来中国乡村的沉浮与荣辱，由此折射出中国乡村裹挟在历史、政治与社会风潮中所承受的苦难与伤痛。

　　笔者当然无法比肩两位学者，但记者的职责是记录历史，记录当下的中国。在七宝山，我们看到了当下中国。

　　七宝山样本，在于创造性地通过党小组这个纽带，打破了基层党组织和自然村落间的壁垒，打破了党员干部和群众间的壁垒，从而连通了中国乡村的基层组织结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两情相悦。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古语云，“郡县治，则天下安。”七宝山的实践，无疑对当下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七宝山这个偏远乡镇，之所以能成功重建和谐的基层社会生态结构，很大程度上在于党员干部的转型，从重“管”到重“服务”，真正为老百姓干实事争实利，为群众谋幸福。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要厘清。首先，就目前用人体制而言，人往高处走，实在难以吸引优秀人才长期扎根基层。其次，乡镇村组可用财力有限，乡村惠民工程单靠基层，往往难以落到实处。再次，乡镇村组作为最基层的政权，事事该管，而很多事因执法权限，往往管不到位。

　　一句话，七宝山这个样本的推广，需要从上而下的自觉和努力。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乡村，我们的国。 (来源：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