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财长”宋子文

　　大舅子、妹夫、姐夫——“政治人”的亲情恩怨

　　对蒋介石来说，用宋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本事大、脾气也很大的大舅子。宋子文也没有喜欢过这个脾气暴躁、喜欢“武人干政”的小妹夫。公事公办之外，两家人私下也甚少来往。

　　和惯常以为的“四大家族”铁板一块相反，在蒋宋二十多年的合作中，充斥着无休止的冲突、争吵与撕扯，以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彼此容忍和妥协的疼痛感。

　　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和蒋宋二人都有长期、深入的交往。他曾说：“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排斥的力量，两人的性格都很强，似乎双方都感到难以同对方顺利合作，彼此之间的分歧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哈佛留学多年的宋子文，不仅力图在中国实践西方的财政经济理论，而且对西方的民主政体十分向往，这是他热情投入国民革命时所抱有的初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之前一直忙于当军需官的宋子文开始倡导“预算问题”。

　　他一直向往能按欧美“三权分立”原则建立预算制。他曾说：“考各国预算制度，恒经过立法、司法、行政三层程序。由行政机关编制预算，由立法机关决定预算，由审计机关考核预算。”

　　尽管仍在“训政”期间，在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支持下，宋子文还是设法建立了由“立法院-监察院审计部-财政部-国民政府主计处”所构成的预算制度，这多少对最高决策层带来某种制约。宋子文试图贯彻一条原则——“非经预算委员会核准，不能支付；非经审计院核准，不能支销。”

　　金融、实业界也把宋子文视作他们在国民政府内部的主要“代言人”。他讲债信、养税源，愿意与企业家们对话，并为他们争取在政府中的话语权。1928年6月，在宋氏主持下的全国经济会议，邀请了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金融、实业界上层人士和经济专家参与。1932年，他在上海总会组织了一次反内战的会议，想联合资本家们一起反对蒋介石的政策。1933年，他力图让上海的资本家参与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

　　然而，从1930年起，随着蒋介石打击地方实力派的“中原大战”、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宋子文所确立的预算主张，和委员长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需求，矛盾日益激化。他平衡预算的努力一再受挫，1929、1932年曾两次以“辞职”来表达不满。

　　1933年，宋子文成功出访欧美，走上外交舞台。正当个人社会声誉达到顶点之时，突然辞去财长、央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令朝野各界一片哗然，成为史学界的一个谜团。

　　2008年，吴景平和胡佛研究院学者郭岱君整理出版的一批档案，公开了宋子文当时托宋美龄带给蒋的辞职信，内称自己为国尽力，“惟是军费无法应付，复赖发公债度日”，如继续在任，“终必陷政府、陷吾兄、陷自己于不可收拾之状态。”

　　1932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军费开支增大。南京政府无法按期对内债还本付息，宋子文硬着头皮亲赴上海协商。为“共赴国难”，金融和实业界答应对国民政府各项债券延期展本的主张——延长偿还期，并降低利息率。顺利整理政府债券后，宋子文也以个人名誉信誓旦旦：只要自己在任，“政府不再向各商业团体举债为内战及政费。”

　　1933年日本进犯热河，宋子文再发行爱国债券2000万。因为是以“巩固国防之用”的名义，宋子文依然得到了北平、天津银行界的谅解和支持。

　　然而，当年8月底，宋子文返国后发现，在他出访欧美期间，政府向各银行的垫借款已达6000万元，中央银行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加上蒋介石继续增加军费的要求，宋子文不得不发行总额高达1亿元的关库债券。

　　这就把宋子文推到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他无法再次食言，开口向金融业界、工商界要钱了。为了言行一致，他只有辞职下台。有新闻记者问他是不是因健康关系辞职，他回答说，“本人素少疾病，出国归来，更硕健如牛，此次辞职完全因才力不足”，把自己与蒋的矛盾公开化，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宋的这次辞职，南京方面惊人地沉默——国民政府没有发电挽留，也没有党政大员公开出面挽劝。他的下野，还让孔祥熙成了最大的赢家——除财长、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连宋子文兼任的水利、航空等委员之职，都被孔悉数取代。

　　宋和大姐夫孔祥熙素来不和。人称“哈哈孔”的孔祥熙虽然也曾留学美国，但为人圆滑中庸，和宋子文作风迥异。他在很多问题上对蒋介石惟命是听，哪怕只是表面上的。

　　蒋介石和孔家关系非常之好。从蒋的日记看，他经常到孔家去吃饭、休息、参加家宴，提到宋蔼龄是一口一个“大姐”，对其子女也关爱有加，提到他们的成长、结婚就满肚子高兴。但他却甚少提起和宋子文一家人之间的走动往来，一付“公事公办”的态度，有时还在日记里大骂宋子文。

　　然而，也有自己主张的孔祥熙接任财长之职不久，蒋介石也开始对他不满了，认为财政部还是不听自己的话。1935年，蒋介石干脆自办中国农民银行，直接解决军费问题。结果，连孔祥熙都急了，对蒋提出：农行发出去这么多债，是不符合规定的。

　　“所以，这种矛盾是超越个性以及个人恩怨的。”吴景平分析说。“在蒋介石的位子上，决定了他必须要求不断地突破预算去实现‘统一中国’的政治目标——打地方实力派、打日本人和剿共。这靠常规的资源途径是满足不了的。在宋的位子上，决定了他必须严格控制预算来维护经济的正常运转。”

　　吴景平将之归结为国民党内部体制的问题。蒋介石掌控军队，一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抗战期间，兼任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主席。然而，官员们为行政、财务方面的事请示他，都称呼他为“蒋委员长”，或者“委座”，没有人称呼他为“蒋院长”或“蒋主席”的——“这说明他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对军队的控制。凭这个，大家都得听他的。”

　　在长期的摩擦冲突中，心气高傲的宋子文也学着妥协了。1934年，在愤而辞职10年后，两人在“史迪威”事件上再起争执。侍卫和秘书先是听到屋内两人激烈的争吵声，接着传出摔杯子的声音，紧接着看到宋子文气呼呼地出来，摔门而去。侍从官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觏之事。”一时震动重庆官场高层，各驻华领馆纷纷向本国密报有关宋“坐冷板凳”的新动向。

　　在吴国桢的建议下，宋子文最终写了一封悔过书，向蒋介石低头认错。书信里，他自承“咎戾诚多，痛悔何及”，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

　　这封情深意切的悔过信打动了一直以“克己修身”安身立命之本的蒋介石。圣诞节前夕，他终于在孔祥熙的寓所接见了已被冷落两月之久的宋子文。当年年末的日记里，他自省道，“暴戾傲慢之气，仍未能减除”，对宋子文等“各种行态，尤为粗暴失态”，“虽子文、辞修之骄横跋扈，自应斥责……乃不责己而责人，是为本年最大之羞惭。”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随后避居奉化溪口老家。当时已经避居香港的宋子文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为“中华民国”的存亡、抵御中共进一步的进攻奔波劳苦、出谋划策。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如此说：“当蒋先生在台上的时候，TV宋也许有许多地方不能同意，甚至反对他；但蒋先生下台后，TV宋却绝对支持他。在TV宋的脑子里，假定中国要反共，即非蒋先生来领导不可。”

　　一个是“我们的领袖只能是你，虽然你有很多坏脾气，我不得不忍受你”。一个是“我只能用你，但说实话，我不喜欢你这脾气”。

　　当时的财政部美国顾问杨格曾说：“蒋宋没有很好地合作，是中国的悲剧。”“事实上，以二人之嫌隙，能合作到这般地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吴景平说。

　　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后，在各种内忧外患下，蒋介石决定再次放下个人芥蒂，请宋子文“出山”。他也接受了宋子文提出来的苛刻条件，要求孔祥熙和自己一道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之职。至此，他把扭转经济局面的大权全然交托到宋子文的掌心里。

　　但此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二三十年代已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