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财长”宋子文

　　无力“补天”

　　通货膨胀问题，还是通货膨胀问题。

　　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上，宋子文作报告，把当前“最困难的问题”归结为“物价问题”。对此，他信心满满宣称：“本人敢说，抑制物价的武器已经在握，对于解决目前经济的方案，已经有端绪……此后经济上已经没有危险性，只须设法能够早些成功。”

　　宋子文财经金融“新政”的核心内容是——金融市场化和外汇市场化：通过开放金融市场，稳定币值，重建统一的经济体系，恢复经济活力。而他手里所掌握的黄金和美国布匹，是解决物价问题的重要武器——通过抛售黄金来回笼一部分法币，以遏制当时已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由此求得物价稳定。

　　外汇市场开放之初，国共两党正在和谈，社会各界对和平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外汇市场比较稳定，再加上黄金配售，外汇、黄金市场维持了3到4个月的平稳局面，官价和黑市相去不远。

　　到1946年7月，随着马歇尔调停的失败，大规模的内战爆发，物质消耗激增，物价猛涨，而外汇官价依旧，导致“不尽洋货滚滚来”，外汇基金濒于枯竭。在此情形下，宋子文仓促变更政策，以出口补助、对进口商品征收附加税的方式来改变贸易逆差的状况。这让美国非常不满，指责中国实行倾销，扬言要进行关税“报复”。最后，蒋介石不得不亲自主持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将宋之前推行的外汇外贸政策悉数推翻。

　　外汇政策的变动，给一直在涨的金价造成连锁反应——人们开始抢购黄金。到1947年2月8日和15日，宋子文不得不下令紧急停止暗售和明售黄金。这在已恐慌一片的市场上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黄金、美钞的黑市价格失控狂涨，法币猛跌。2月10日、11日，物价平均上涨80%，有些物品的涨幅高达200%。在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接连几天大米有价无市，不少店家惜售待涨，发生了市民围攻、哄抢米店的群体事件。

　　这段史上著名的“二月黄金风潮”，标志着宋子文的黄金政策乃至整个稳定金融方针破产。他遭到朝野各方猛烈的抨击与指责。随后，中央及上海多个金融调查机构对黄金风潮进行“彻查”。

　　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这一年间，由于宋子文推行的金融开放政策，国民政府耗去大量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共动用40166.3万美元、1763.6万英镑、2787.5万港币。央行共抛售黄金353万两，用掉库存黄金的60％。

　　此时，被他“挤”走的的孔祥熙幸灾乐祸地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客观地说，宋子文对当时国内经济局势的判断是没有错的，但是，当通货膨胀完全失控，人们对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产生怀疑时，市面就会出现对外汇、黄金的异常需求。政府必然会捉襟见肘、无法应付。

　　最为要命的是，正当国民经济复苏之际，从1946年下半年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使得国民政府从常态体制转向战时体制。军费剧增、国库超支，再加上各项贷款和救济，都逼得国民政府只能开动印钞机予以应对。1946年初，法币月增发一千多亿，而到1947年4月，月增发额已超过1万亿。

　　通胀“源头”的洪水滚滚而来，所有遏制物价上涨的方案都无济于事。纵使宋子文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了。

　　宋子文的“独断”做派，也让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非常不满。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大权独揽了整个敌伪产业和物资的接受处理大权，全力扶植他控制下的资源委员会和中纺公司，并一切政策明显倾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不让CC系、政学系有染指的可能。

　　他极力扶植大国企“与民争利”的产业政策，也使曾对他抱有期望的工商实业界失望。抗战胜利之初，正值纺织业的黄金时期，荣氏家族、裕达华纺织公司等曾以同业公会的名义，请求政府将敌伪纱厂之纱锭设备分配赔偿给各民营厂商。宋子文发表书面讲话，直截了当地表示：与其让少数私家富豪购入敌伪纱厂而经营发财，还不如让国家来赚这个钱。

　　这不过是宋氏“统制经济”思想的体现。更迫切的是，他需要为国民政府战后的财政困难找到资金来源——当时，纺织业的行业利润高达100%以上。

　　中纺公司借助各个重要环节的特殊待遇很快占据了垄断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工商业资本的普遍凋敝：在成都，工业企业1946年上半年便倒闭了三分之二，收复区的民营工厂大部分濒临破产；1946年6月至10月，上海工厂倒闭了1600余家，工业产量仅为战前的1/4。

　　客观地说，中纺也起过一些平抑物价的作用。但是，它有着所有垄断型大国企的“通病”——效率低下、管理混乱、舞弊现象严重。在物价飞涨、公务员普遍生活水平下降之时，中纺员工享受着“超额利润”：一个底薪为400元的中纺职员，每个月可支取实薪48万，远远高于其他单位公务员的待遇。

　　围绕着中纺公司问题，孙科为首的立法院发起了针对宋子文的严厉质询——他们要求他就中纺的高额利润分配、员工的高薪待遇问题等做出解释。然而，宋子文并没有在1946年6月8日的例会上如期出现。这让立法委员们极为愤慨，继续就宋子文领导下的行政院有关政策进行全面的质疑。

　　对利益和权力分配不满的CC系、政学系也在舆论上发起攻势。从1946年7月开始，CC控制下的《申报》就中央银行对金融、黄金、物价涨跌等方面的管控和影响不断做文章，把矛头指向“财政和金融当局”的实际把控人——宋子文。

　　在所有“倒宋”的声音中，最铿锵有力的是著名历史学家、时任政府参议员、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傅人称“傅大炮”，疾恶如仇、脾气暴烈，是蒋介石所敬重的学界领袖，是“唯一敢在老蒋面前跷二郎腿的人”。1938年，正是在他在国民财政大会上坚持不懈地弹劾、调查和炮轰下，把孔祥熙赶下了台。期间，连蒋介石亲自出面为孔说情，他都没有买过账。

　　傅斯年的系列“倒宋”檄文以《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为首篇，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官商不分的“公域”，到“行事做派”、身上的“中国文化”的私域，甚至列举到请客、夹菜种种“不敬”的细碎往事，对宋的“最荒谬之点”进行攻击。总之，为了“中国将来之命运”，“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随后又提出必须铲除孔宋的“豪门资本”，建议国民政府征用两家财产。

　　以傅斯年的社会威望、文章的犀利痛快，一时间在京沪官场、工商界和知识界引起轰动，广为流传。在媒体舆论、立法院、参政院的一片炮轰猛击下，宋子文“走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947年3月1日立法院临时会议上，宋子文做报告时情绪激动： 从担当职务以来，一切尽心力而为，政策上可能有失误，但“在良心方面，觉得绝对对得起国家民族”。谈到某报指控他所行的各种政策都是买办行径，他以讥诮的口吻反问道：那我过去所行的关税自主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否也是买办行为呢？

　　随后，他称自己的辞职已获批准，拒绝答复各立法委员所提的各项质询，“连经济都办不好，哪有余力弄政治”。《申报》记者记录下了他退出会场的神情——“步履艰迟，由左右扶等车厢，面部疲惫之态，若大病初愈。”

　　有心炼石，无力补天。事到如今，他成为朝野各方发泄对现状种种不满的对象。连一直与他有嫌隙的妹妹宋美龄也对司徒雷登感慨道：“他们把我哥哥当替罪羊了！”

　　宋子文下台后，蒋介石请出了老金融家张嘉璈任中央银行行长，实际负责财政金融政策。他抛弃了宋的一切政策，采取了严格的外汇限额分配办法，停止抛售黄金，但是由此不得不发行更多的法币，导致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涨速度更快。以后，他又希望借助发行美金库券、公债，实施新外汇贸易和房金融管理。终究，还是无法挽回财政金融和经济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