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起义报》8月11日文章】题:重新审视“文明的冲突”(作者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穆罕默德·阿尤布)
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最具影响力的文章中,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未来“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政治中最有力量的角色,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产生于不同文明的国家与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世界政治。各个文明之间在地缘上的断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遭到了无数学术界人士、记者和公众人物的批判,指出他的分析过于简单化,把宗教视作“文明”概念的主要指标。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本人也加入了批判的行列。
尽管如此,过去几年来我对亨廷顿的理论不断进行反思,逐步修正了我的观点。之所以没有公开表达过我的看法,是因为我对自己有关亨廷顿理论的态度转变还不十分确定。然而本周我却在通往大马士革(更准确地说是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看到了光明。光明来自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在圣城耶路撒冷发表的演说。罗姆尼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对伊朗采取战争策略,他认为“文化造成了一切差异”。
于是我意识到,美国在中东政策上使用的双重标准原本就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世界中,各种永恒不变的文化差异构成了冲突的主要来源。亨廷顿非常有预见性地指出,“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界无可避免地也是一个双重标准的世界:人们用一种标准对待他们的同类国家,用另一种标准对待别国”。
美国无论是对以色列的政策,还是对巴勒斯坦或伊朗的政策,都因相同文明产生的共鸣而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事实上,以色列有关冲突的叙述被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和大部分政府成员完全接受,这只能用文化亲和力来解释。即便是那些美国政策的制定者和曾经婉转地批评过以色列政策的评论员们也都接受了,以便让以色列自保,避免人口的定时炸弹有一天在它面前爆炸。相反,巴勒斯坦讲述的财产遭到剥夺、流放和占领,以及在英国委任统治下巴勒斯坦的人口转型不但被忽视,而且被看作都是虚构的。
同样的双重标准也应用在伊朗核计划问题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以色列带头威胁要对伊朗的核设施动用武力,美国和欧洲在一旁推波助澜,甚至对以色列表现顺从。除了肯尼思·华尔兹等一些特别勇敢的专家外,西方国家中几乎看不到一位知名的时事评论员,敢于批评以色列这一政策的愚蠢。
执行双重标准最令人吃惊的一个例证把北约的一个成员国也卷了进去,那就是美国对待以色列袭击土耳其赴加沙地带救援船这一事件的立场。以色列海军2010年5月31日在公海袭击了一支驶往加沙地带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船队,造成包括一名土耳其裔美国人在内的9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事件发生后,美国没有谴责的意思,甚至没有表示任何抗议。这可能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美国公民被外国人杀害却没有遭到美国政府公开抗议的一个案例。是因为这是一名土耳其裔美国公民,而被美国看作来自于西方文明之外吗?还是因为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被美国当作文明冲突的一部分,在这场冲突中美国必须与它的亲友们团结在一起?
两种解释都符合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因为双重标准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这种方式认为冲突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不管是否有道理,都要支持在文化上与自己亲近的一方。这种现象发生在中东或非洲时是指“部落文化”,而在西方就称为“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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