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打工的传承
9月9日早晨,袁道亮和两个哥哥,披上孝带,走了1个多小时,将父亲的灵柩送到村后的山上。当地有土葬的风俗,同时还有繁杂的仪式,但灾难后一切从简,只有土葬保留。9日这一天,也是官方公布的地震遇难者下葬日,政府给袁家送来了1万元抚恤金。
“现在想什么都晚了”,在父亲的新坟前,袁道亮跪了很久,他一直在后悔,后悔最近两个月没有跟父亲说上话,后悔没有给父亲多买点好烟,但最后悔的事情,还是选择了出去打工,而不是留在父母身边,“我要是在家,爸妈就不用干那么多活儿,地震时不一定正好在地里。”
袁家一共有3个孩子,袁道亮是老三。和村里大多数农家一样,袁家经济贫困,除了家里的两块地,以往只能靠老袁在附近打零工挣钱。袁道亮记得,他小时候基本没买过新衣服,都是穿哥哥的衣服。
两个哥哥都是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而这个传统,在袁道亮那儿也继续延续着——小学刚毕业,他便辍学,跟着哥哥去深圳打工。这几乎也是当地的传统。袁道亮说,小学毕业时,班里60余名同学,有大半都跟他做了同样的选择。
年少的袁道亮,从此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打工生涯。事发前,他在温州打工。每天守着一家眼镜厂的生产线,重复着机械化的动作,“每天要干10个小时吧,累不要紧,今天累,明天力气就回来了。”
用力气换钱的日子就这样延续。袁道亮每月的收入可达到4000元。兄弟们很节省,钱大多寄回家里。家里的老宅也终于抹上白泥,翻盖成了二层小砖楼。在当地,这是家里有孩子在外打工的标志。挣得多的,房子会全部用红砖,挣得再多些,砖外面就会贴上瓷砖。
只是这“豪宅”平日里只有老两口带着孙子孙女居住。一家人团聚日子只有春节。
每到春节,袁家便迎来了最热闹的日子。除却一日三餐,全家人就围在火炉边,说说笑笑地玩扑克,搓麻将。老袁爱下厨,春节的大餐一般由他掌勺。
老袁抽烟,平日里只买几块钱一包的香烟,但春节时他舍得买几十元一包的香烟,“终于能看到儿子们,他高兴。”
这样欢快的日子只能持续十几天。春节过后,村里的年轻人们便又结伴离去,小村再次陷入冷清。平日里,老袁的生活单调乏味:给花椒除草,喂猪哄孩子。唯一的娱乐便是找村里同样孤单的老人们玩玩牌,玩输赢只有几十块的小局。每到晚上八九点,小村便陷入沉寂。
然而,地震来了,带走了老人。无论短暂的欢乐还是长久的孤寂,都不复存在。
注定留守的结局
为解决留守老人问题,发展当地经济,政府开始鼓励村民们种花椒,发展第三产业,试图用这种方式留下年轻人们。
2001年,老袁开始种植花椒,5年后,花椒产籽开始有产出。然而因当地地貌多以风化岩为主,土壤贫瘠,花椒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高。收成好的年头,一年能有一万五六的收入,不好的时候,则只有五六千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多的年轻人还是选择外出务工。留守老人们成为花椒的主要种植户。即便在震后,当地仍可见背着竹篓准备上山采椒的农民,多为50岁以上的老人,“娃儿都出去打工了,在家能挣点算点”。
于是,地震到来时,老人们成了遇难者。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至少有十余位遇难者与老袁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他们都是留守老人,在家种植或采摘花椒,地震时正在地里,被落石击中身亡。
当地官员也证实,此次彝良地震遇难者中,花椒种植和采摘户占很大比例,多是在户外劳作时被落石砸中身亡。
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被地震放大并凸显。“这次灾后救援中,老人和儿童是我们优先安置的对象”,彝良县民政局一位官员表示,留守老人是灾后救援重点。
事实上,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在震前,彝良县也有过多项举措。县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刊载着数条新闻,如民警深入偏远贫困地区,与生活困难的留守老人结对,帮助他们解决急事难事和忧心事等。
然而,在经济滞后的前提下,这个问题仍横亘在灾区群众面前。
9日傍晚,袁真福的灵堂开始拆除。袁道亮站在桥边,傻愣愣地看着。他说,至少今年不会再外出打工,要先把房子修好,也留在家里陪伴母亲,“不能再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明年的计划他还没想好。不过,他不愿留在家里种花椒。为了生活,他们仍要外出打工。只是这一次,守在村中的可能只剩下妈妈。这似乎也是小村注定的结局:地震带走了老人,留下了哀伤,但村子冷清的命运仍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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