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根据荫士安的解释,2008年湖南江口镇的实验,实际上是两个实验。一个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儿童植物类胡萝卜素,维生素A当量研究,这个课题组的负责人是汤光文,荫士安是参与者;另一个是植物中类胡萝卜素在儿童体内转化成为维生素A的效率研究,这个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是荫士安。荫士安说考虑到两个项目的相近性现场部分合并进行了。我们辗转找到荫士安和汤光文两个项目组的现场知情同意书。这两份知情同意书上,仅有对各自实验的一般描述,没有涉及黄金大米的内容。按照规定,知情同意书必须让实验儿童的家长仔细阅读并签字同意,实验才可进行,但这两份知情同意书上都没有签字,真正让家长签字的是另一份现场声明,这份只有半页纸的现场声明,并无对实验内容的半点介绍。
记者:我们现在看到的文件里面是有两份知情同意书,一份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项目的,也就是汤光文这个项目的,一份是荫士安这个项目的,这两份知情同意书上面都没有签字,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份的现场声明,这个是让家长签字的,这个第三份的现场声明,本身没有明确地说是哪个实验,仅仅描述了一下实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个细节你当时有没有印象?
伍剑桥:当时我们给家长看了,给家长说了,给家长解释了这个第三份的现场说明。
记者:那知情同意书有给他们看了吗?
伍剑桥:知情同意书没有给家长看。
记者:就是两份知情同意书都没有给家长看?
伍剑桥:对,我印象当中没有。
记者:就是当时给他们看的只有现场声明,是吗?
伍剑桥:对,我们给他们看的是现场声明。
解说:知情同意书分成两份,但现场都没有给家长看,仅仅让家长签署了另一份现场声明,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当我们再次想采访荫士安时,没有得到回应。按照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发布的声明:汤光文进行的黄金大米实验是和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个项目的中方负责人一位是荫士安;另一位是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的科技处处长王茵,王茵也是争议论文的第四作者。
记者:这篇论文发表之前你知道吗?
王茵:我不知道。
记者:一点儿都不知道?
王茵:一点都不知道。
记者:签过字吗?
王茵:没有。
记者:那这篇论文在发表的时候,底下写了一行字,说论文都经过以上作者审核并签字确认。
王茵:我没有,确实没有。
记者:在8月31日出了这个事情以后,汤光文有没有主动跟你联系过?电子邮件?电话?
王茵:没有。
记者:都没有跟你联系过?你给荫士安打过吗?
王茵:我就是,那么他说,他说他是好像有,就是说她给他发过的,那他自己是签过字的,他说他签自己的内容。
记者:对,那你没问他,我怎么就上了这篇论文上去了?
王茵:因为他没有对我的事情进行回答。
记者:那你没追问吗?
王茵:我没有追问。
记者:对你这么重要的事情,因为假如说你不是这篇论文的作者,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正是因为你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人们才会质疑你在这里头知道的。
王茵:但关键是这样的,我就是说我觉得要问的是汤光文,而不是他,而不是荫教授,至于论文的话我要责问的话,肯定是汤光文。
记者:那汤光文,你就一直,你一直说你要问的是汤光文,但是你又从来没找过汤光文,这好像也不太合乎情理,你知道她的电子邮箱和地址吧?
王茵:这个我是知道的。
记者:那发生了这么大事情,没有给她发过邮件问一下?你不想问问她,你既然没有看过篇论文,也不知道这篇论文里面的情况,你就变成这篇论文的作者,你不想问问她吗?
王茵:我有想过要找她,也有想过找那个论文的那个,因为我就说我都没有签字过,怎么好那个(发表),然后可能这段时间也比较乱,所以就是,也……
记者:所以这段时间你一直没有给她打过电话,也没有发过邮件,是吗?那给我的理解,其实你并不想找她,你其实知道你为什么在这篇论文署了名,因为你知道汤光文怎么回答你。王茵:不是。
解说:根据王茵的介绍,浙江医学科学院和汤光文的合作协议是2004年签署的,这个项目明确写明了该项目将用黄金大米来测试中国儿童的维生素A转化效果。荫士安和王茵是中方项目组负责人。2003年11月29号,浙江医学科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2004年,汤光文、荫士安、王茵等人在浙江仙居组织了前期实验,但这个实验仅仅包括菠菜和β—胡萝卜素胶囊,并不包括黄金大米。此后,一直到2008年,这个项目才在衡阳重新开始实验。
记者:那你当时跟荫士安、汤光文在衡阳做实验期间,有没有讨论过黄金大米的问题?
王茵:没有。
记者:这也不正常,按说你们的实验项目,从2004年开始做过一次,没有黄金大米。到2008年又做了一次实验,还没有黄金大米。就按照你的说法,那在现场你们不讨论一下关于黄金大米的问题,汤光文没跟你解释?为什么这次还是没有做黄金大米?
王茵:因为……
记者:连黄金大米都没有提起来过?
王茵:不记得了。
记者:不记得了?你们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名词,就是黄金大米,做了两次实验都没有?
王茵:没有,题目不是黄金大米。
记者:但是你是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国内的项目负责人,你是知道这个项目的核心内容是黄金大米参照比照,那个菠菜和β-胡萝卜素都是参照比照项目,核心是黄金大米,然后做了两次实验,都没有黄金大米,你没有问过汤光文?为什么?
王茵:这个我没问他。
记者:在衡阳期间,你们从来没有讨论过黄金大米的问题?你觉得这可信吗?这样的话说出来,你觉得别人会相信吗?
王茵:确实没有。
记者:你应该给我一个逻辑,你是做科研的,而不是说我记不清了,我确实没有。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是这样没有,至少你刚才说完之后,我觉得不可理解。一个项目横跨那么多年,两次做实验都没有核心样本,然后你到了现场见到汤光文,你们之间没有讨论过,从来没有提起过核心样本,为什么两次实验都没有呢?可信吗?你们觉得假如说,你给一个受试者讲给他们吃的就是黄金大米,他们会接受吗?比如说衡阳那个地方,江口镇你也去过,你觉得跟那些孩子家长讲给他们做黄金大米实验,大家会接受吗?
王茵:可能会有点难度吧。
解说:对比汤光文项目知情同意书和公开发表的论文,实验的开始时间、周期、分组的组数,总实验人数完全一致,惟一的区别就在于现场知情同意书上的分组少了黄金大米组,而多出来一个胡萝卜组,荫士安在接受采访时却说这个胡萝卜组临时取消了。
荫士安:菠菜叶、胡萝卜不够,所以我们把这个就取消了,因为胡萝卜比菠菜难找,我们原来想多要点胡萝卜,最后带来的胡萝卜很少,也给我们带来了,但是胡萝卜这个我们后来没有用。
解说:一个历时四年的国际研究项目,仅中国地区的实验费用就高达17万美元,但临近实验却因为胡萝卜不够临时取消了,更令人怀疑的是现场取消了胡萝卜组。在汤光文公开发表的论文上变成了黄金大米组,会不会这个所谓的胡萝卜组,就是真正的黄金大米组呢?
按照汤光文论文上的说明,实验标记食物的服用时间是6月2号的午餐,这天中午给黄金大米组孩子们吃了60克黄金米。新闻调查记者辗转找到了6月2号实验的所有原始记录,这一天的午餐记录和论文上记载的食谱完全一致,唯独在现场记录里找不到黄金大米,而食堂的师傅也没有任何加工过黄金大米的印象,那会不会实验人员悄悄加工好之后,给孩子们单独分发呢?
现场调查显示:6月2号这一天的中餐非常正常,并没有证据显示实验人员给孩子们吃了黄金大米,那么会不会论文对试食过程的描述是伪造的?而是将黄金大米混入其它食材给孩子们吃的呢?
6月2号这一天的早餐吃的是米粉,但购买食材的记录里却没有米粉二字。
记者:米粉也是你做的?
贺丰林(学校厨师):米粉也是我做的,我也是在这里切给他们吃的。
记者:米粉是从外面买过来的?
贺丰林:也是白色的,没有颜色的,这我可以肯定。
解说:新闻调查记者在江口镇小学的反复调查,都没有发现汤光文等人在这里做过黄金大米的直接证据。
记者:从你这些天,事情发生到现在,你看过那篇论文吗?就是8月31号以后,你看过那篇论文没有?
王茵:看了一下。
记者:看了一下,你从内容判断,汤光文他们到底在衡阳那个地方做没做黄金大米的实验?你要是这样的沉默不面对,观众肯定认为你知道不愿意告诉大家。
王茵:这个就是不好说。
记者:怎么不好说法?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判断。
王茵:从数据讲就感觉好像做过。但是,我也有一个疑惑,因为我们没做过,就是我只能说我们,我们也没给她黄金大米进来的证明,我现在也没有看到过,在现场也没有看到黄金大米,也没有经手过黄金大米,我们没有做过。
记者:你的意思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从她论文看的数据来讲,做过,但是呢你没看到做过,能这么讲吗?
王茵:所以这块工作的话,我就是我真不好说。
记者:我只说让你做一个判断,不是让你下结论。
解说:但是根据王茵的介绍,汤光文的黄金大米项目在中国一共只做过两次实验:第一次是2004年在浙江的仙居县;第二次是2008年,湖南江口镇中心小学。新闻调查记者再次将调查的对象指向了2004年的仙居实验。
新闻调查记者通过查找科学资料发现,黄金大米的研发分为一代和二代:其中第一代黄金大米,虽然β—胡萝卜素含量,较普通大米有所提高,但总体含量依然偏低,而二代黄金大米才实现了β—胡萝卜素含量大幅提升,但二代黄金大米的产出时间是2005年,而汤光文论文中显示的黄金大米中β—胡萝卜素的含量之高,只能是第二代产品。这样一来,就排除了仙居实验使用黄金大米实验数据转到汤光文8月发表论文的可能性。但是,记者对这个实验的调查却意外发现。2004年的仙居实验和荫士安甚至2008年6月,衡阳江口镇小学实验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记者:这部分的实验,我看您讲了后来是发了一篇论文。
王茵:对。
记者:在什么地方发的?
王茵:《卫生研究》。
记者:那么卫生研究发这篇论文是以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这个项目发的呢?还是以别的项目?
王茵:因为开始的话,我倒也没有特别注意。
记者:这篇论文我们也是找到了,就是2007年,是这篇吗?
王茵:对,是这篇。
解说:王茵在采访中反复提及仙居实验是汤光文黄金大米实验项目在中国的前期实验。但是,依据仙居实验现场数据做出来的论文,论文的作者里却没有汤光文,第 7作者是荫士安。
记者:你们2004年做的实验,到底是属于你们跟汤光文合作实验的一部分,还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571574这个项目呢?
王茵:当时的时候 2004年做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以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预实验为目的的。
记者:是那个实验的一部分?
王茵:对。
记者:那个实验的钱是谁出的?
王茵:那个实验的钱就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出的。
解说:蹊跷的是根据2004年仙居实验发表的论文只字未提,美国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项目,论文的项目也变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是30571574,查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站,这个项目的申请人也是荫士安。
记者:那为什么发表论文的时候又变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号呢?
王茵:可能有很长的时间段,2004年的时候只是个现场工作,然后很多后面还涉及到很多检测或者是指标测定,这段时间周期是比较长的,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再介入进去,因为项目是2006年就启动了,所以具体的这个可能还是……
解说:更令人不解的是,30571574项目申请时间是2005年,但实施开始时间是2006年1月,而这时仙居实验已经做完了整整两年。
记者:你们这个实验早就做完了,为什么会介入到早已经做完两年的实验里呢?
王茵:我刚才就说到,因为可能这个检测结果什么的东西还没有出来,因为现场的时候只是做了一部分工作,因为整个实验因为可以两块的。一块是现场的,一块是后面检测的。
记者:你本身也是科研处的处长,应该对我们国家对科研基金的管理运行方面比较了解的,就是2006年申请的项目,用2004年已经做完的一个实验现场部分来做数据分析出了一篇论文,这个允许吗?这种做法,就是申请一个新项目,但是用两年前别人做过的项目数据来做自己这个项目数据分析的基础。
王茵:这个从严格意义来说的话,可能并不是特别妥。
记者:并不是特别妥当?那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因为你也是两个项目的参与者。
王茵:因为我当时还真没有特别注意。
记者:这个没注意是,是荫士安没有告诉你?还是你?按说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2004年就已经做完现场实验,2006年就申报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王茵:2005年申报的。
记者:2006年批准的。
王茵:2005年批准,但这个项目属于2006年的。
记者:完全没有意识到,当时?
解说:更令人可疑的是,荫士安申请的30571574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之后并没有做过任何实验,成了一个影子项目。直到2008年五六月间,这个影子项目再次出现,又一次和汤光文的黄金大米项目在湖南衡阳的江口镇相遇。这一次荫士安的这个影子项目将扮演什么角色呢?
在江口镇实验的这两份知情同意书上,简要记载了两个实验的分组情况。汤光文的实验分成三组:胡萝卜组、菠菜组和β—胡萝卜素胶囊组,每组24人,一共72人,而荫士安的实验分成两组,菠菜组和β—胡萝卜素胶囊组,每组40人,一共80人。荫士安向媒体解释:考虑到两个项目的相近性,现场部分合并了。但是,从统计学角度讲,这两个分类方法根本无法合并,荫士安的影子项目在2008年江口镇项目中再次露出破绽。
记者:您告诉我,这两种分组方法能合并在一起做吗?
王茵:除非有更多的人。
记者:除非有更多的人,但是现在显示的结果一共只有80人。我们到前方调查也确认了这一点,就是80名学生,怎么共享数据?这个你应该比我懂,你可以告诉我一个方法,就是这两组数据怎么共享?既然你们两个实验合并在一起做了,应该可以做到数据共享,这个结果能不能证明其实只做了一个实验?并不是两个实验,能吗?
王茵:不会。
记者:那你告诉我怎么共享数据?这是一个特别基本的问题,你做了这么多年实验。
记者:就是相当于数据的问题。
解说:事实上,荫士安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早在2007年就用仙居实验数据发表在《卫生研究》。2008年的江口镇实验则成为汤光文的论文数据发表在今年8月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这个影子项目在江口镇小学实验结束后,终于消失了。
新闻调查记者在国内围绕黄金大米在进行调查时,也一直在通过电子邮件和美国的几位作者联系,几天后,给汤光文论文提供黄金大米的美国农业部儿童营养研究中心,终于给我们回复了邮件,在邮件中确认实验中的黄金大米是他提供给汤光文的。但是,邮件中没有提及黄金大米的交货时间,而论文的第一作者汤光文自从事件发生后,始终没有面对媒体接受采访。
节目播出前,我们收到了美国营养学会负责出版的凯伦•金的回复。他说:关于这篇论文还在调查中,所以目前不能提供任何跟论文有关的细节,也不能接受电话采访,但他在邮件中也特别强调,必须收到所有作者的手写签名之后,论文才可能发表。
记者:直到节目播出前,湖南衡阳那几十名孩子究竟有没有参加一场他们不知情的科学实验,到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有关部门也在做认真的调查,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的一些其它问题却始料未及,触目惊心。采访中我经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在公众眼中代表者智慧、理性的科学家究竟是怎么了?采访结束时,这个问题似乎找到了答案,如果科学实验失去了程序的约束,就不能保证造福人类,如果科学家失去了监督,那么科学的殿堂也有可能蒙上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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