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5年查百名村官 开会买水发票不正规不报销

　　专家学者考察蕉岭县芳心村，为梅州三资监管出谋划策。 □资料图片

　　南方农村报讯（记者王宏旺 米中威）据统计，十七大以来，广东查处的农村基层贪腐案件中有78%与“农村三资”（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有关。梅州市在过去5年内，共查处了上百名贪腐村官。基层贪腐案件容易激化矛盾，经常成为上访甚至群体性事件的触发器。在这一背景下，梅州开展了以清理农村三资和加强村务监督为切入点“廉洁镇村”专项活动。

　　梅州的探索，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加强三资监管，改善基层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本。

　　“宫前村上半年收入156265元，支出76447.3元，明细见村务公开栏。”近日，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宫前村的200多户村民收到了村委会发来的短信。短信来自村委会手机短信平台，村里每月的财务状况和重大事项都向村民发布。

　　“以前村务公开了，村民也不看，现在是逼你看。”梅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纯德说。

　　这是梅州市在三资监管方面祭出的新招，此外，梅州在各镇还建立了三资监管服务中心。

　　这些措施的出台，是梅州探路农村三资监管，强化村务监督，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又一次尝试。

　　落马村官六成涉三资在缺乏有效管理制度保证村庄三资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农民对村干部的质疑天然正义

　　李纯德书记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在2007年到2011年底的5年中，梅州共查获贪腐村官100名，其中60%跟三资监管不力有关。

　　“每当村里有什么工程建设，心里总希望有什么好处可得，少则几百元，多则数万元……只要不是开口要，他们主动给的，我收了应该没有大问题……”2008年，因贪污村里32万元公路建设专项资金被判刑的大埔县茶阳镇太宁村前主任谢某安在悔过书中这样写道。

　　“以前村里财务乱得很，什么都是村干部说了算。财务监事会形同虚设，他们的作用也就是签个字。群众有怨气，要么去镇上告，要么去县里告。”谈及以往村里的三资管理状况，蕉岭县三圳镇芳心村支书谢建祥如此描述。

　　这种情形并非芳心村独有，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农村三资管理混乱有很多原因，但主因是制度缺陷。

　　“有时候你尽心尽力还被群众怀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谢建祥说起以往的经历，语气中充满无奈。的确，在缺乏有效管理制度保证村庄三资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农民对村干部的质疑天然正义。

　　其实，梅州百名村官之所以落马，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悔过书中所说的“思想觉悟不够”。

　　在农村，“一把手说了算”的情形更严重，权力寻租更易于操作。农村三资长期缺乏有效监督管理，给基层干部贪污腐败提供了现实土壤。

　　事实上，在有些地区，与三资有关的腐败案件比例可能更高。广东省纪委办公厅综合信息处处长宫立云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我接触的案件中，90%以上都与村干部随意处置村庄资产有关。”

　　在梅县程江镇西山村廉政风险排查表上，南方农村报记者注意到，“违反工作原则，对集体资产、资源擅自处理”被列为村干部工作的“高级”风险点。

　　村财镇管的梅州样本建立三资监管服务中心不仅能规范集体经济管理，还有直接的经济效果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6月21日，梅州市梅县对全县20个镇418个村进行了农村三资集中清理工作。

　　“南口镇葵岗村治保主任陈某恩采取欺骗手段侵占集体征地补偿款11.76万元，西阳龙坑村支部书记黄某庆倒卖集体土地牟利……”清理过程中，又查出了几宗贪腐案件。接着，梅县在镇级层面成立了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服务中心。村庄所有账目必须经过村务监督委员会签字，村庄资产必须经过三资监管服务中心招拍挂，村庄资源也必须经由三资监管中心发布信息和交易。而所有的村庄三资使用和处理还必须先得到村务监督委员会的首肯。

　　三资清理后，村庄资金的使用变得更加严格规范。“开会买矿泉水，发票不正规都不给报。”芳心村支书谢建祥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现在的账务，你必须给监委会解释清楚。比如，我们招待村里参加文艺活动的老人吃饭花了185元，没写清楚就不给签字。”

　　“资产名称：西山村恒兴楼第1栋501房；合同年限：一年；交易底价300元/月……”刚刚建立的梅县程江镇农村三资监管服务中心的大厅里，滚动播放着近期的交易信息。建立三资监管服务中心不仅仅能规范集体经济管理，还有直接的经济效果。“比如村里的山地，以前谁要用，一亩一年100块钱就拿走。挂出来后，涨到了300块一年。”梅县程江镇西山村主任陈文庆说。村庄资产经过清理后进入镇级交易平台处理，村庄资源也得到市场化运作，其真实价值逐步被发掘。

　　其实，梅州不是唯一实行“村财镇管”制度的地区，镇级三资交易平台也并非首创。佛山顺德区南海镇在2011年就建立了两级资产交易中心。如果说顺德的探索源于发展压力的倒逼，梅州的做法则具有未雨绸缪的性质。顺德的资产交易中心的核心标的物是村庄集体资产和资源，而梅州则将村庄资金也纳入镇级机构管理范围。

　　在集体经济组织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将村庄三资管理的关口上移是探索农村基层治理方式的一种尝试。然而，随着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村庄迟早会要求增加对事权、财权的话事权。此时镇村之间如何协调平衡，将考验这一制度的生命力。

　　监管“药效”有待观察这种激励政策并未纳入政府正式财政预算，因此它只能以“补助”的形式存在、发挥有限的激励效果。村务监督从无偿走向有偿，有效性和持续性是会增强还是受到削弱，值得进一步观察

　　农村三资监管是村务监督的核心之一。建立三资监管服务中心从机制上为遏制基层腐败破了题，它的日常执行主要依靠村务监督委员会。早在2007年，梅州市蕉岭县就开始试点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今年5月，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已在梅州市全面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核心职能之一就是监督村庄三资管理状况。

　　在梅州，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构成村庄治理结构的“三驾马车”之一。

　　作为村务监督制度的发源地，梅州蕉岭的经验被写进了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随着这项制度的铺开，相关保障和激励问题也随之而来。

　　“目前村务监督主要靠‘三老’，现在还发点工资，以前都是义务的。”谢建祥这样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村庄“三老”参与村务监管可以从岭南地区古老的村治传统中找到渊源，但当它演变成一项制度时，就受到了制度设计本身的不完美性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辉向南方农村报记者介绍，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过程必须要有严密的命令链条，否则制度的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从2007年开始梳理，可以找到一条“义务监管——村里补助20——镇里补助30——县里补助50——市里补助50”的激励措施演进路线。当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一项制度在全市范围内推广的时候，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得不着重考虑的问题。每月150块，“抽几包烟就没了”。同时，由于这种激励政策并未纳入政府正式财政预算，因此它只能以“补助”的形式存在、发挥有限的激励效果。村务监督从无偿走向有偿，有效性和持续性是会增强还是受到削弱，值得进一步观察。

　　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提出，可以从精神、荣誉等方面对监委会成员进行激励。

　　三资监管服务中心和村务监督委员会是系统性监管的主要方式，但梅州关于农村三资监管和廉政建设的探索并不止步于此。

　　“身正唔怕法度严，心安食水水也甜”，在芳心村委会挂着这样一句客家俗语。梅州在努力挖掘客家文化中“廉”的成分。

　　今年7月梅县对3000多名村干部进行了“勤廉指数测评”。梅县纪委党廉室副主任林琳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连续两次不合格的就会被要求整改，再不合格就会被撤职。”

　　欠发达地区如何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保障地区稳定，梅州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路。“搞廉洁镇村，在梅州探索，在发达地区推广很有意义。”省纪委常委、党廉室主任刘连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