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探访北京“职业乞丐”：上班留守各有分工

　　本报记者 赵喜斌 实习生 杨奕

　　在苹果园以北的金顶山村，聚集着一百多个乞丐。

　　上午10点，苹果园地铁站外，一个盲人扯着前面老人的衣襟向地铁口走去，进地铁前，盲人男子点了一根香烟，猛吸了几口。

　　此时，三三两两的乞丐开始从苹果园地铁北侧的金顶山村涌向地铁，他们或拄着拐杖，或衣衫褴褛，开始一天的行乞。北京人对行乞者并不陌生，马路边、过街天桥、地下通道、地铁口……随处可见他们的踪影。

　　记者多次探访，记录下乞丐的真实生活状态。

　　金顶山村住了百余名“乞丐”

　　下午3点，70岁的老杨出门了，身后跟着62岁的老伴儿，眼睛失明的老太太右手拉着老杨的衣服，左手不时地顶着老杨已经塌下的腰，“他腰脱很严重，不顶着点，他的腰就直不起来，没法走路。”

　　老杨穿着已经掉色的棕色上衣，左手拄着的木棍是他走路时必备的支点，老伴儿背着一个黑色书包，手上还挎着一个黑色购物袋，搀扶着老杨缓缓地走出家门，他们的目的地是几百米外的地铁站，他们准备“开工”。

　　和老杨一样，许多乞丐也居住在地铁苹果园站向北约400米的金顶山村。

　　村口处一间平房门口挂着“金顶山村居委会”的牌子，并不十分显眼，居委会的左右两侧都有通往村里的小巷。巷子的最深处，一家小旅馆旁的路上一头大黑猪慵懒地来回溜达。

　　村子里绝大多数是低矮的平房，村里的小商店、小饭馆里光顾的人不多，路上的行人也少见。“乞丐？他们上午都出去了，现在还没"下班"呢。”一位村民指了指北侧的山坡，“很多乞丐都住那面，三四年前周围的村子陆续拆迁，分散住在几个村子的乞丐都搬到了金顶山村，再加上以前住在这里的乞丐，现在至少得有100多个。”

　　穿过旅馆，是一个小山坡，路已变得只能容下一人行走，路边的垃圾散发着臭味。老杨的家就在山坡上，门十分破旧，门上的油漆已快掉光。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中除了一张床，没有像样的家具，“房租可不便宜哩！”老太太伸出三根手指头，“要300块钱呢。”

　　老杨和老伴儿在北京乞讨已经有两年时间，他们说，从河南老家到北京乞讨的原因是不想连累儿子，“谁家姑娘愿意嫁给一个瞎婆子和一个病老头的儿子。”老杨和老伴儿离开家是想让儿子能说上一个媳妇。

　　老杨租住的房子旁，住的也都是他的老乡和“同行”。

　　“这一片儿住了好多乞丐，尤其是最近几年。这里的房租相对便宜，十来平方米的房子一个月租金就三四百，有的房主靠着房边用水泥瓦临时搭建一间小屋就可以往外出租，乞丐就陆陆续续来这儿"定居"了。”一位居住在金顶山村30多年的村民指着小山坡上成片的小房说，沿着小巷往里走是西山坡，坡上住着好多乞丐，他们分别住在好几个院子里，每个院子大概住着十来个，他们每天早上大概九十点钟就出门了。

　　上班留守各有分工

　　从村口往西走，与之前的小巷相比，路显得略微宽敞。在一家小院中，面容烧伤的妇女坐在空地上，怀中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妇女说一次意外让她和丈夫被烧伤，“看我们的样子谁会要我们去工作？”目前，行乞成为他们主要经济来源。住在金顶山村，是通过老乡的介绍，“他告诉我，很多乞讨的人都住在这里。房租不贵，交通也方便，出门就是一号线的起点。”

　　一件白色T恤衫，深色牛仔裤，妇女的穿着很难与乞丐联系在一起。“今天我老公出去了，我在家里带孩子。”来自安徽的妇女说，有时候会带着孩子一起去乞讨，但更多的时间是她和老公只出去一个人。

　　60多岁的老王家在河南民权县，年轻时拉了40年的板车，落下一身的毛病，“外加还有心脏病，没法干活了，就带着老伴儿来到北京要饭。”

　　“我老伴身体也不好，我又有这么多病，每个月两人加一起的医药费得花一千多。家里有个儿子连自己糊口都成问题，没有能力照顾我们两位老人。”老王坐在马路边，拎出装着药罐的袋子，用盛着水的乐扣水杯将一把药片服下。“我们那儿很多人都在北京要饭，老乡都住在这儿，互相有个帮助。”

　　老王喘着气说：“我们每天中午大约两点左右出门，直到晚上八九点回家，一天大约能讨到30块钱，多的时候能有六七十，我俩主要在地铁一号线和十号线行乞。”

　　老王的老伴儿戴着一副银耳环，穿着一件绿色碎花上衣，接过乐扣水杯也将一把药片送进口中，“现在要钱不容易，有的时候一趟车就要个一两块钱，还有给一两毛钱的哩。”

　　下午，在村子中人员进出最多的地方就是公厕。一个身高一米出头的侏儒人告诉记者，乞丐并非天天都出去“工作”，除了经常行乞之外，他还做起了小生意。比如一遇到下雨天，他就拿着雨伞到地铁口去卖，6元钱进的伞卖10元钱。他说：“能多赚就多赚，现在光靠乞讨，日子可没有以前好过呀！”

　　不怕被人称为“职业乞丐”

　　早上8点，村子里早点摊是最热闹的地方。

　　一个下肢残疾的乞丐和一个侏儒人坐在一起。肢体残疾的乞丐小张20多岁，穿着一身运动休闲装，与身旁的老乡用方言交流着。他们都来自山东，在北京行乞已经有四五年时间，除了行乞，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一般来说，刚入行的乞丐都会有一种羞耻感，要的时间越长，那种感觉就越少，因为我要在意羞耻感的话，就没有饭吃。”

　　小张并不在意将他称为“职业乞丐”。一次在回老家的路上，小张与邻座聊天时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是靠要饭为生的，但是邻座的人却一直不相信他的话。“在他的印象中，乞丐就是穿着脏衣服，头发都是泥，身上泛着臭味的人。但是我不"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穿那些衣服，我们也会穿干净的衣服出门。”

　　小张和他的同行们并不愿意太早出门，早高峰乘车人过多，他们根本无法在车厢中穿行，“早高峰的时候出去，警察和地铁站的人有时候也会拦住我们，不让我们进去。十点钟左右，我们才会出门。”

　　地铁的一位工作人员已经在苹果园站工作5年了，在她眼中，许多乞讨者都是“老熟人”，“他们几乎天天都从这里进进出出，就算他们没穿"工作服"，我也能认出谁是乞丐。”

　　有的乞讨者在经过地铁时，还会向工作人员微微一笑，“有的乞讨者还特别讲究，会随身携带一套干净衣服。早上进地铁的时候穿的是脏衣服，而出站的时候早就把干净衣服换上，直接就去小饭店吃饭，有的干脆就去肯德基了，外人根本看不出他们是乞丐。”

　　一位村民曾经给租住在她家附近有肢体残疾的乞丐端去了一些点心，“看着挺可怜的，走路一拐一拐的。但是那个乞丐跟我说"我不爱吃这个，你给我煮一碗面条吧"。人家不吃，我只能又给端回来了。”

　　嫌耽误“生意”不愿去救助站

　　对于租房居住的乞丐来说，房租是最大的一项支出。在金顶山村，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租金在300元左右，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租金在七八百元。“有的人自己租一间，也有的是一大间房子，几个人一起住，这样房租就能低一些。”小张就与老乡一起租住，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些衣物与生活用品，房间是隔出来的，并没有窗户。

　　小张每天吃什么饭要看他的收入来定。讨得多的时候，他就会在早餐点吃包子喝粥，不好的时候就自己下一碗挂面，或者吃个馒头和榨菜。“我每年能带回家万把块钱。”

　　在小张看来，大部分乞丐在生病时都不会去医院或买药，病情严重时就进救助站“养病”或者回老家治病。乞丐们积攒下来的大部分钱都带回了老家，在乞丐老王的思维中，他们宁愿在老家“一掷千金”也不愿在北京“稍有奢侈”。

　　而对于救助站，小张一直摇着头，“进去就耽误"生意"了。”

　　老杨同样不想进救助站，“真正要饭为生的人没有进救助站的，除非有病有灾的了，要不就是天气实在太冷没法要钱的时候才进去。”

　　老杨说，在乞丐中，有许多是装残疾的，或者是不严重但是表现得很严重。“在地铁里有人说我是装的，但是我是真有病啊。”老杨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心电图表和一张腰椎间盘的片子。

　　傍晚时分，一部分乞丐“下班”了。出站口多了些背着大包或是挎着布袋的人，一个妇女左脚有些跛，背着双肩包，拄着拐杖从地铁口出来，随手捡起了一个空饮料瓶塞进背包中。穿过马路后，妇女将拄着的拐杖拎在手中，有些跛的左脚也加快了频率向金顶山村的家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