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金顶山村“丐帮”江湖：行乞搭档俩月一换

　　每天上午，金顶山村的乞丐就会三三两两地走向地铁，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

　　村里的村民评价这些乞丐说：“行乞就是他们的‘工作’。”也有人这样评价：“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江湖。”

　　穿过金顶山村中一条街巷继续向北，一排低矮的平房七扭八歪地排列在一座小山坡上，村里的人更愿意把那里叫做“西山坡”，在村子里，许多乞丐也租住在西山坡上。

　　上午10点，苹果园地铁外，两对中年男女从村子里出发。一个盲人男子扯着前面妇女的衣襟，一个男子手中拄着一根树枝做成的拐杖，身旁的妇女提着布口袋，一言不发地紧紧跟着中年男子。

　　在地铁进站口外的隔离栏杆外，四个人停下了脚步，围在一起用方言耳语几句，而后便转身刷卡进入地铁。

　　在北京行乞多年的老杨今年70岁，他的家在河南省民权县，他自称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团体和帮派的自由人。“我和老伴儿在北京要饭，都是自己独自要饭，虽然住在金顶山村，但是没有和同行组织在一起。”老杨说，在乞丐村像他和老伴儿这样的“单兵作战”的乞丐并不多，更多的则是以小团体的方式组织在一起，“老伴儿眼瞎，我又有病，我们俩平时能要点钱够吃饭就行了。”

　　老杨说，乞丐村中的许多乞丐是以老乡的形式组织在一起要饭。“很多要饭的都是一个省一个省的，他们都住在一起，有的就是一个县一个县地抱团，甚至具体到一个村的几个人住在一起，一起去要饭，集体作战。”

　　一个来自山东的乞丐告诉记者，北京的乞丐并没有统一的组织，但是来自同一地域乞丐相互聚集的情况还是不少，许多乞丐都是在一个老乡的小集体中，多的十来个人，少的也有四五个人，“这样的组织最大的作用就是不会被其他地方的同行欺负，互相有个照应，住在一起也能减少房租负担。”

　　换搭档 带头人分配俩月重组

　　下午2点，一个来自河南身有烧伤的乞丐坐进苹果园地铁的最后一节车厢，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同样被烧伤的中年妇女。地铁从苹果园站驶出，经过了三站后，车厢里的座位被全部坐满，两人起身，开始在逐个车厢行乞。

　　在老杨眼中，这种做法已经是“行规”，“要饭的会避开早上和晚上人多的时候，也不会在起始站就开始要。”

　　一个来自山东的乞丐说，在每个小团体中，都有一个带头人，此人有着比较重要的话语权，一般是年龄较大或入行时间较长的乞丐。“他主要是分配我们谁与谁搭配去要饭，谁去几号线。”

　　60多岁的乞丐老王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话语权的“带头人”，在他的小团体里一共有6个人，三男三女，都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两个人里，有一个会有点残疾，有的是眼睛有的是腿。”老王和他的搭档们频繁变换着角色，多数时以夫妻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会以母子的关系行乞。

　　腿脚有些毛病的老王愿意与一位年龄相仿的妇女一起搭档，“我腿脚不好，她走路速度慢，我跟得上她。”老王说，搭档的乞丐每两个月左右就会彼此更换，并且也会更换行乞线路，“一号线、十号线、十三号线我们都经常去，如果不换人，总是两个人在一起，人家谁还愿意给钱啊。”

　　老杨一边取药，一边说：“有的乞丐其实没有病，手脚也都没有问题，是故意装出来的。人家要是不给钱，我不会赖着不走，遇到学生样子的人，我也不会管他们要钱，同行都说‘老杨要饭不赖皮’。”老杨曾经亲眼见到一个学生打扮的女孩在一个地铁通道里用粉笔写自己的“不幸遭遇”，刚写了个开头，一位中年男子便递给她一张百元大钞，她马上擦掉刚写下的几个字，跑到地铁站外的空地上，继续她的“写作”。

　　老杨曾经多次在地铁中遇到要饭的同行，老杨一般会选择主动换车，“如果不换车，我和老伴儿也不要了，坐到终点再重新上车。”“单兵作战”的老杨害怕与其他同行发生矛盾，“他们都是好几个人在一起，我们俩惹不起。有的时候，几个同行在车上如果看到不是自己的人，都会过去故意撞他一下或者过去骂几句。谁让他是来抢饭碗的呢。”

　　苹果园地铁站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许多乞丐都是老面孔，但是他们经常变换乞讨的搭档，“路线和人员都已经做好分配了，上了地铁后也就奔不同的地铁线去了。别以为他们是简单的乞丐，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江湖。”

　　调查发现，住在金顶山村的乞丐多来自河南民权县、驻马店，安徽淮北一带和山东曹县。

　　老王说，乞丐们来北京，多数是由老乡或是亲友介绍。乞丐的住处大都会与自己的老乡在一起。除了一些来打官司而最后用完身上的钱，只能要饭过日子的人以外，来北京的乞丐大多数的目的都是为了赚钱，“职业乞丐是为了养家糊口，有的乞丐则是为了要一些治病的钱。

　　不景气

　　乞丐改行做地铁保洁员

　　一个来自河南的乞丐走下西山坡，背着一个破旧的背包向地铁方向走去。他说，不同地方的乞丐行乞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些来自河南省民权县的乞丐穿着破烂的衣服，靠半欺骗性的乞怜方式获取同情。而来自安徽的一些乞丐则是带着孩子，以凑生活费和学费的方式行乞。驻马店的乞丐采用游击战术的比较多，用假装治病、假装财物被盗的方式行乞。

　　“现在要到的钱越来越少，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一个长期在北三环附近乞讨的乞丐说，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入150多元，有一次一个人一下子就给了他100元，少的时候一天只有十几元钱。职业乞丐和为了治病行乞的人收入并不高，每天在三四十元左右。

　　“远不如十年前”，一个曾经的职业乞丐这样形容乞丐的现状，今年年初她转行成为一名地铁站保洁员。她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被烧伤，手指被烧掉了几个，十年前，他们开始在北京行乞。刚刚入行的那几年，她和烧伤的丈夫，每月收入在一万多元，有的时候接近两万元，“四五年以前，北京的乞丐越来越多，钱也越来越不好要，一年不如一年。”在地铁站工作，她每月的收入1600元左右。“最近几年要饭的人太多了，有时候一个月只能讨1千来块钱，干保洁员虽然工资不高，但比较稳定。”而她的老公现在与其他的搭档一起，以夫妻的名义在地铁中行乞。

　　“前几年乞丐们的生活可好了，晚上出了地铁换上新衣服就直接去地铁对面的肯德基了，这几年这样的事儿少多了。”苹果园地铁站一位工作人员有时也会与乞丐聊上两句，“行乞的人越来越多，这三四年明显感觉从苹果园上车的乞丐比以前多了一倍，每天起码得有几十个人。”

　　风声紧

　　回家躲一段再出来“工作”

　　下午5点，四个乞丐从苹果园地铁口出来，穿过马路到了一个火车票代售点。买了一趟回河南最便宜的车票，几个人准备回老家，“这不是‘十一’了嘛，现在抓得很紧，不让要饭了。我们就回老家待一段时间，等过了这个风声再回来。”

　　曾经的乞丐小刘现在转行，靠收废品为生，他的妻子是一个侏儒人，还在地铁中行乞度日。

　　小刘的邻居都是山东老乡，大多数以行乞为生，“现在给钱的人也不多了，人的警惕性都高了，不愿意掏钱了。”

　　社会学专家李迎生认为，救济管理制度实施后，在执行中的跨度较大，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增加了大城市里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对流浪乞讨人员应分成三类进行管理和救助，以借乞讨之名存在违法犯罪活动的流动乞讨人员，如偷、抢、有组织地违法乞讨等，由公安部门对其管理。管理和限制的对象，是对市容环境和市民正常生活造成影响的人，如强讨恶要的乞讨方式，由城管等部门管理。真正需要救助的对象，确实生活困难的，由民政部门进行救助。

　　余晖下，小刘将三轮车放在地铁外的一个角落，站在地铁出站口来回踱步，不时向站内张望，他在等待乞讨一天归来的妻子……

　　李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