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委原书记林若逝世 被称“造林书记”(图)

　　独家策划：那些曾引领改革的老人: 冒死杀出血路来

　　1989年10月23日，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左一）出席南方日报40周年社庆及新址落成典礼，与时任总编辑张琮（左二）等亲切交谈。

　　林若年表

　　1924年10月，在广东潮安出生。

　　1945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学习。

　　1947年，到东江游击区工作，历任粤赣湘边纵队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珠江地委政研室城市组组长、中山县土改工作队队长、中共东莞县五区工委书记。

　　1953-1966年，历任中共东莞县委宣传部长、副书记、书记。

　　1966年，任中共湛江地委第一副书记。

　　1971年后任中共湛江地委常委，南方日报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1974年任中共广东委运动办副主任。

　　1975年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设有第一书记）。

　　1977年任中共湛江地委书记。

　　1982年1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设有第一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90年5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

　　2012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

　　林若情系南方日报

　　林若与南方日报也有一段缘份。1971年，林若任湛江地委常委、南方日报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从此，作为南方报人，每每在南方日报改革、发展的重要关头，他都对南方日报给予了巨大的关怀与支持。至今，南方报人还亲切叫他“报人书记”。

　　2009年10月，南方日报创刊60周年。林若欣然题词：“风起南方，领跑中国”，极大地鼓舞了南方报人。

　　网友微博悼念林若

　　“改革开放敢为人先，十年植树绿化广东造福后代。惊悉老书记林若老人仙逝。沉痛哀悼。”昨晚，省政协委员陈志实在微博上公布了林若去世的消息，杨锦麟、范以锦等知名媒体人士纷纷转发微博悼念。

　　南方日报前任社长范以锦在微博上发出“怀念林若书记”专题，“他当省委书记时，我送稿到他家里审定，看到厅里贴了一副对联：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番薯。”

　　范以锦回忆，当时某单位占用文化单位的房子，经他批示仍不搬，他把南方日报记者和当事单位负责人叫来说：“再不搬，南方日报明天见报。”事情得以解决。

　　支持铺开包产到户

　　广东农村改革的第一把火，就是在林若的坚决支持下点燃的。

　　1977年，林若调任湛江地委书记。在这一年的冬天，海康县（现雷州市）北和公社潭葛大队试点迈开包产到户的第一步。包产到户迅速改变了潭葛大队生产长期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局面。在林若的支持下，湛江不少地方也开始包产到户。

　　到1980年上半年，湛江率先允许各地试行包产到户，尽管当年下半年中央下发的75号文件只允许贫困的“三靠队”包产到户。1980年底，湛江大部分农村实现了包产到户，一个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局面开始出现在湛江农村。

　　林若主持省委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山区的开发建设。自林若1985年主持省委工作起，省委、省政府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山区工作会议。至今，已有将近30年了。

　　林若是如此关注山区发展，以致有些珠三角的干部抱怨说他“偏心”。

　　“山区不富，全省难富。”林若认为，山区经济如果得不到发展，山区人民的生活就得不到满足，发达地区经济也缺乏活力和后劲。只有山区发展了，全省才能协调发展。山区的发展，还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省的山区，许多是革命老区。那里的人民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建国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现在的生活仍然很贫困。如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下决心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无论如何是讲不过去的。

　　为了掌握山区发展的第一手材料，林若经常往山区跑，下到场、队、管理区去了解情况，检查工作，与山区的干部群众共商治山致富大计。当时，由于林若往山区跑得勤了一些，珠三角的干部对他有些“怨言”，说他“偏心”，老是往山区跑，重视山区，而到其他地区少，不公平。事后，林若回忆，实际上，那几年，跑山区与跑珠三角的时间差不多，只不过当时每跑一次山区，都要找下面的同志谈工作，还总要总结一些各地的先进典型，见报的次数较多，因而让珠三角的同志产生了错觉。

　　“造林书记”绿化广东

　　1985年，林若担任省委“一把手”之后不久，就做出了“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重大决策。所以，很多广东人又亲切地称他为“造林书记”。

　　历史上，岭南一带森林茂盛。但是，经过1958年、1968年、1978年的三次大砍伐，到1985年，全省1.5亿亩山地中只剩下6900万亩森林，荒山荒坡超过全省山地总面积1/3。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的水土流失面积以每年14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到1985年，全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2万平方公里。当时，从广州出去，东到汕头，西到湛江，举目四望都是荒山秃岭。人们用这样的字眼描述：“晴天张牙舞爪，雨天头破血流。”

　　1985年秋天，林若用了半个月时间，先后到10个山区县作调查研究。为表明决心，林若在一次部署领导办绿化点的电话会议上强调指出：“十年绿化广东，省委是有决心的，我也是有决心的。不把广东绿化起来，死不瞑目。”话说得很重，与会人员都受到震动。

　　“家有千棵松，吃穿不用愁。”林若认为，平原已经开放，并已上了既定轨道，市场会推动它发展，省委、省政府只要掌握方针政策就行了。管得太多，反而是干扰，甚至管“死”。但山区还很封闭，与沿海地区的距离正在拉大，必须给予推动和扶持。山区致富的路子很多，而绿化种树是一项最难以立竿见影、体现政绩的工程。从政者大都关注经济指标GDP，这项工作推行起来阻力不小。

　　林若身先士卒，带队到从化的水南、黄溪村办点，参与植树造林。省委、省政府对造林绿化实行奖惩机制。为了推动工作落实，林若四处出击检查。从1986年到1990年，广东共组织了五次造林绿化大检查，年年兑现奖罚，共通报表扬了93个造林绿化成绩优异的市县，给17个表现特别突出的县委书记晋升一级工资奖励，对18个问题较多的市、县（区）“提醒注意”批评，对一个县级市给予“黄牌”警告。检查结果公开登报。

　　1991年3月，国务院授予广东省“全国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的荣誉称号。1993年底，“十年绿化广东”的宏伟目标提前两年基本实现。广东百姓至今感谢“造林书记”这个“超前坚决”的决策。

　　为乡镇企业开绿灯

　　东莞、中山、顺德、南海是从珠三角的桑园蕉林中飞跃出来的，被人们誉为广东“四小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把“四小虎”的发展模式总括为“珠江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一起，被经济学界合称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模式。这个“珠江模式”里就有林若的一份功劳。

　　改革开放初期，江苏、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广东的乡镇企业与其相比，差距很大。1984年5月，林若带队到江苏考察乡镇企业发展。同年，在返粤后的全省各市地委书记会议上，林若作了报告，强调对乡镇企业要坚决放宽政策，要开“绿灯”，不要开“红灯”，更不要采取“红眼”政策，一见经营好、赚钱多的乡镇企业就往上收，甚至改变它的所有制形式。

　　1986年八九月间，林若再度带队到浙江、福建考察当地乡镇企业发展。同年底，省委、省政府发出了《关于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这个文件为乡镇企业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其中还规定，销售人员可以获得占销售总额0.5%-1%的提成，这在当时是全国首创。

　　1980年代后期，全国经济过热，有一些人认为经济领域的很多困难和问题是乡镇企业造成的。比如，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争原料、市场，影响计划经济；乡镇企业供销人员的工资和费用开支同购销额挂钩，是“腐蚀剂”，造成请客、送礼成风，等等。当时，中央提出要“治理整顿”，这给农村基层干部和乡镇企业职工造成很大压力，不少厂长、经理，以为政策要变，赶紧收摊子。

　　面对这个局面，林若认为对乡镇企业不要打击、压制，而是要结合存在的问题加以引导和管理。1990年，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相关方针政策。广东的不少乡镇企业，也开始走出珠三角，开始闻名全国。

　　价格改革坚定闯关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的价格改革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但是，价格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

　　以火柴提价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火柴零售价格规定为每盒2分钱，工厂亏本严重，生产越多亏本越多。大家都不愿意生产，市场供应紧张。广东物价部门准备把零售价提到每盒3分钱，社会上马上就有了反应，说广东不得了，火柴要提价50%！上级部门也出来批评，为了提价1分，足足讨论了两年。物价上涨，不仅在本地引起了社会“阵痛”，而且其他兄弟省份也有意见，向中央告状，认为广东提价抢购邻省物资，引起当地物价上涨，扰乱了市场。

　　1988年12月，国务院批复广东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广东又进一步提高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油、糖的价格也放开了，全省的零售物价指数上升达30%。群众反应强烈，抢购商品保值之风在各地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论争再起。于是，有人主张定死价格，恢复凭票供应。

　　是坚持改革，还是退回来？面对巨大压力，以林若为班长的省委没有对物价改革鸣金收兵，而是坚持改革，决不后退，对出现的问题力求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去解决。一方面，出台措施，严禁乱涨价；另一方面，加强对价格改革的领导，避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到1990年，广东计划定价的农副产品从1981年的118种缩小到蚕茧和烟叶两种；计划管理的工业消费品由1980年的392种减少到几个品种。

　　重拳整治贪腐

　　1983年冬季开始，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林若从1983年到1986年，亲抓广东的整党工作。

　　在此期间，省内有些地方和部门参与非法炒汇、竞相购买小汽车、利用公款请客送礼，后来还发生多起干部贪污受贿、携款外逃等案件；震惊全国的“海南汽车事件”也发生于此时一些地方以各种名目大量进口汽车等物资倒卖牟利，给国家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1985年，省委举办了为期20天的县委书记学习班。在此次学习班上，林若在讲话里批评了“会捞钱的干部就是好干部、开拓型干部”，“来路不当用途正当就没有多大错误”，“要腾飞靠浮财”等“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思想。

　　通过3年的整治，党内不正之风被纠正，而广大干部也在整党工作中提高认识，辨清是非，增强党性。更可贵的是，广东经济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没有因为治理整顿而停步。

　　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以权谋房的问题，也是林若整治的重点。当时，群众把少数干部以权谋私营建的私房叫做“臭虫房”、“王府楼”，把干部在大街上建起的连片私房称为“官僚街”、“蚂蟥街”。在一次会议上，林若向在场干部念了一封一位广东老干部的亲笔“谏言信”，“看了这封信，心情非常沉重”的林若，也在会议后，揭开重拳力整党内腐败行动的大幕。

　　省委、省政府指定一名省委常委和副省长负责查处以权谋房的工作、成立专门办事机构、派出工作组调查研究。此次行动全省收回各种补、缴、罚款将近1亿元，收回、收购、没收私建房屋一批，收回尚未建私房的土地55万多平方米，查处了一批严重的经济案件，突破了一批大案要案，惩治了一批腐败分子。

　　加快地方立法

　　1991年，林若从广东省委书记兼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岗位上“转战”，成为专职的人大常委会主任。

　　“国家要长治久安，就要推行法治，不能靠‘人治’，‘人治’的随意性太大。”林若加快了地方立法的步伐，用法治来解决经济混乱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

　　许多至今仍具有影响力的地方性法规正是在其任内出台，包括：国内最完备的一部规定现代公司制度的地方性法规《广东省公司条例》，解决了典当行业无法可依难题的《广东省典当条例》，有效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广东省惩处黑社会组织活动规定》……

　　更大的法治探索紧随其后。1994年，广东省委、省人大决定把深圳作为“依法治市”试点，推动行政机关严格依法办事，被视为广东颇具特色的依法治省模式探索的开端。

　　人大的监督机制也开始建立。1993年和1994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对当时基层权力甚大的乡镇工商所、派出所等“七所八站”进行评议。这样的评议后来深入到全省县一级的公安、司法机关，在当时的干部群众中轰动一时。从1993年到1996年，广东各市县通过评议、监督，纠正了错处、错判的案件666宗，久拖不决的案件92宗和其他违法案件45宗。

　　1994年通过的《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成为国内首次关于人大监督工作的立法，此后，人大的监督机制不断深化、巩固。

　　林若特别强调要听取最真实的民声，要让人大代表敢于讲话，不能讲错话就抓辫子、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箴言，但不容易做到”，“说话就要说真话，不能说假话、套话”……林若的这些名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据《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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