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引领改革的老人: 冒死杀出血路来

1978年，习仲勋接起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实际主持全面工作）的担子，主管祖国的南大门。这时，他已65岁了。过去整整17年的光阴，人生的黄金岁月在铁窗中度过、在铁锤声中度过、在心灵滴血中度过。他决心把有生之年献给党，献给广东人民。

到广东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习仲勋感触很深。香港人中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国内却不行？习仲勋认为，关键是政策问题。通过实地考察，习仲勋感到广东具有快速发展的优越条件，中央应该赋予广东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979年，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发言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在同习仲勋等人谈话中，邓小平指出：“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此后不久，深圳特区开始设立。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的奠基也是由习仲勋亲自主持的。有评价说，习仲勋是向中央建议设立经济特区的第一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详细]

1980年10月，任仲夷到了广东。在这之前，广东从上到下对“包”字也有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任仲夷在1981年1月召开的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作总结，用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密切了。强调已实行“双包”的地方，都是符合群众意愿的，就不要改过来了。任仲夷的这一席话，为“包”字之争打上了句号。

鲜为人知的是，任仲夷是创办特区的倡导者之一。早在辽宁工作时，他看到大连是一个良好的港口，地理位置利于与日本、朝鲜、苏联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很想把大连建成一个对外开放的特区，1980年7月向在辽宁视察工作的华国锋提出。后来中央认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因毗邻香港、澳门、台湾，华侨及在港、澳、台的乡亲众多，建立特区的条件更优越一些，决定先在这四个地区进行试验，大连建立特区的建议就搁置下来了。

正因为如此，当中央希望广东作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有一位坚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发动改革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经过反复挑选和慎重考虑，最后选中任仲夷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任仲夷主政广东之后不久，很快就被人封了个绰号——“任你胡来”。因为在当时，任仲夷的直言和放言，让有些人很不适应。除了提出著名的“三放”原则，即对外更加开放，对下更加放权，对内政策更加放宽，任仲夷还有很多名言，比如“特区发展靠的‘不是收而是放’”，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要“敢于变通”， “善于变通”等等。 [详细]

说起林若，广东人都亲切地称他“造林书记”。

1985年，林若担任省委“一把手”后不久,就做出了“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重大决策。

当时，“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广东,有1亿几千万亩山地，其中1/3是荒山，1/3是疏残林山,真正有林的才占1/3。从广州出去,东到汕头，西到湛江,举目四望都是荒山秃岭。人们用这样的字眼描述：“晴天张牙舞爪，雨天头破血流”，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但许多人不理解，改革开放熏风正酣，经济热点、亮点并不在山区，林书记却挥师转向山区，似乎有点不对劲。不少人信心不足，怀疑是在提“高指标”。

多年后谈起此事，林老哈哈一乐，“说不务正业，对吧？我是充耳不闻，义无反顾。”

他的判断是，平原已经开放，并已上了既定轨道，市场会推动它发展，我们只要掌握方针政策就行了。管得太多，反而是干扰，甚至管“死”。但山区还很封闭，与沿海地区的距离正在拉大，必须给与推动和扶持。山区致富的路子很多，而绿化种树是一项最难以立竿见影、体现政绩的工程。从政者大都关注经济指标GDP,这项工作推行起来阻力不小。

为表明决心，林若在一次部署领导办绿化点的电话会议上强调指出：“十年绿化广东，省委是有决心的，我也是有决心的。不把广东绿化起来，死不瞑目。”话说得很重，与会人员受到震动。

他身先士卒，带队到从化的水南、黄溪村办点,参与植树造林。为了防止出现“花架子工程”，他四出检查落实。省委、省政府对造林绿化实行了奖惩机制，对造林绿化有功者，表彰嘉奖,晋升工资；对造林绿化不力者,出示“黄牌警告”，提醒注意，检查结果公开登报。

1991年3月，国务院授予广东省“全国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的荣誉称号。1993年底，“十年绿化广东”的宏伟目标提前两年基本实现。广东百姓至今感谢“林书记”这个“超前坚决”的决策。 [详细]

谢非出生于陆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１５岁投身革命。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接受记者采访时评价，从山区走出来的谢非，不忘根本，传承着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

卢荻认为，谢非主政广东时，他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乘着邓小平视察南方的强劲东风，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牢记小平嘱托，带领广东人民奋起追赶亚洲“四小龙”，在广东掀起了新一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热潮，在全国继续发挥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作用。

谢非结合广东省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在全省实施“三个三”工程，在全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着力总结推广顺德的综合改革试验，推动产权制度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快了广东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针对国内改革开放全面铺开，广东优势弱化的状况，他按照江泽民同志向广东提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要求，勇于探索，求真务实，充分发挥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以及毗邻港澳、侨胞众多的优势，制定政策措施，使广东省保持了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较好地交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份答卷。

卢荻说，谢非组织实施科技兴省和以建设珠三角经济区为龙头，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战略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搞活大中型企业；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不断加强，各项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以说，谢非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详细]

1979年，62岁的袁庚出任招商局集团常务副董事长。他决定在蛇口投资建开发区。他的设想是，充分利用内地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借用香港的资金和技术，为引进外资发展边境经济进行试验，发挥两地优势，取长补短。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

当年的国有企业受体制束缚十分僵化，效率低下。而具有国际视野的袁庚早就认定，要想提高效率，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管理模式，于是他在蛇口工业区进行了大胆尝试，从发展所需的管理体制、分配制度、基建体制、用人制度、干部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

在一系列制度实践的同时，蛇口率先尝试了让3家企业脱离公有制，成为中国最早真正的股份制企业，这就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公司和南山港务开发公司。

大胆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当年袁庚来蛇口时,全部家底只有1.3亿元。90年代初，袁庚离任，留下了价值200亿的蛇口工业区，其时蛇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000美元。

招商局在蛇口进行体制创新、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十分重视人的观念的更新，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当是提出了知名度颇高、引起巨大轰动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幸运的是，这个口号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赞许。于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传遍中华大地，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行为准则，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