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茅台长成记：行政级别10年内从副厅升副省

　　            从1978年起，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利好，茅台酒厂生产量与销售额逐年上升。

　　原标题：茅台长成记

　　本报记者 梁为 发自茅台镇

　　在贵州仁怀盐津河旅游风景区内，遵义市至仁怀的公路旁的一个山峦上，有一座高30多米的怪异建筑—一只巨大的贵州茅台酒瓶子。

　　这种简单而粗暴的广告方式，显得非常突兀，却非常形象，卓有成效又不失诙谐。

　　但更让人感到诙谐的是贵州茅台在中国股市上的表现。它同样粗暴有力。在其最疯狂时，这只中国第一高价股曾在今年7月16日单股股价升至266.08元，比排名第二的洋河股份高出一倍，其总市值则高达2723亿元，数额之巨大超过了国内所有上市钢铁企业市值的总和。而自2000年上市以来，贵州茅台已累计向股东发放红利111.71亿元。

　　创造这一切的仅仅是处于贵州边远山区里的一家造酒公司。

　　但这家造酒公司和普通酒企不同的是，其行政级别十年前是副厅级、五年前为正厅级，而今已是副省级。用业内人士的话说，他们所酿造的是“革命之酒、政治之酒”。

　　红色茅台

　　在茅台镇茅台酒厂行政大楼前，有一尊金色的周恩来雕塑。他微微腆着肚子，双手叉腰，目视前方。在雕塑的基座上写着“国酒之父”。

　　而距此不到3公里远的茅台镇渡口旁，则是一座红军四渡赤水纪念碑。当年，红军由此第三次渡过赤水。

　　1935年1月16日，中央红军到达茅台镇。这一支只剩下不到3万人的军队困乏不堪，为了躲避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正准备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这支军队不久前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在这年1月的遵义会议中，会议决定取消最高军事指挥的三人团，因此博古、李德失去了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而原先主要为辅助周恩来工作的毛泽东被改组了的党中央领导机构选为政治局常委。

　　而在更近的几天前的3月12日，苟坝会议，在张闻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经提议，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由此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未来中共的领导集团。

　　而这时，他们来到了茅台镇，遇到了茅台酒。

　　当年由邓小平主办的《红星报》这样记载：我红军进入到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了代表50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肥猪三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红军政治部慰问。

　　而《仁怀县志》的记载略有出入：红军未到茅台镇之前，国民党军造谣说共产党人都青面獠牙，因而大部分居民都跑到山里躲起来，只剩老人在家。毛泽东所住的一户人家里，就只剩一位老妇人。

　　酒坊自然无人，红军得以豪饮。1935年3月16日这天晚上，对于红军来说，醇美的茅台酒让他们终生难忘。

　　由于存酒很多，他们还用茅台擦身子，擦手，泡脚，以驱除行军疲劳。

　　在茅台集团2005年出版的《周恩来与国酒茅台》一书中写道：毛泽东说，茅台是出名酒的地方，用来擦脚可惜了。周恩来则说，同志们，这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了金奖的茅台啊。

　　1915年，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被开凿通航，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举办万国博览会，并力邀当时的袁世凯北京政府参加。袁世凯北京政府特成立农商部组织参展，并向各省征集展品，贵州公署也将当时茅台村“荣和”与“成义”两家烧房出产的茅台酒送展。

　　据1917年2月中国巴拿马赛会筹备局官方出版的《我国参加巴拿马赛会纪实》一书记载，在此次博览会上，中国共获奖章1218枚，为各国之首，酒类中获大奖章的有国内五种酒，但并无茅台，只在银牌奖章一列中有“贵州公署酒”。

　　1935年3月17日，中央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离开了茅台镇。虽然只停留了短短两天，但这却是后来改变茅台酒与茅台镇人命运的两天。

　　收归国有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站在他身边的人有很多便是一起在茅台镇喝过茅台酒的。

　　而在10月1日晚开国大典的晚宴上，因为周恩来的主张，茅台酒成为了主酒。

　　由此，茅台俨然成了“国酒”，周恩来也被一些人称为茅台的“国酒之父”。

　　1951年，仁怀县政府开始谋划将茅台酒收归国有。

　　当时，茅台镇上最大的造酒烧房有“成义”、“荣和”、“恒兴”三家。

　　1951年11月，仁怀县政府分两次以人民币旧币1.3亿元，合人民币1.3万元将“成义”烧房全部收购，成立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而“荣和”烧房老板王秉权因通匪罪在1951年2月被枪毙，其烧房便在次年被仁怀市政府没收，折价500元并入茅台厂。而“恒兴”烧房老板赖永初则因“采取转移银行金库，调换借据等手段盗窃国家黄金”在1952年7月被判刑10年。12月，恒兴烧房被政府没收。

　　至此，三家私营茅台酒烧房便转变为国营茅台酒厂，并在1952年8月成为贵州省工业厅直属企业，5年后，又划归贵州省轻工业厅直管。

　　1953年至1958年间，国家一共向新成立的茅台酒厂拨款共150万元，而在这段时间里，茅台酒厂也“不负使命”，1953年即产酒75吨，“超过三家烧房历史最好水平”，并在这年开始通过广州、香港、澳门出口；1957年，茅台酒厂产酒183吨，出口50吨。

　　但在随后，茅台酒却陷入争议与困境，并且一直亏损长达16年之久。

　　争议之一是，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里，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

　　为什么在这三年还要大规模以粮食产酒，谁喝了茅台？

　　而困境则是，在1958年以后的几年中，受大跃进思潮的影响，茅台酒厂盲目生产，从而导致质量的严重下降。

　　1963年，在全国评酒会上，茅台排名非常靠后。这直接的后果是，周恩来非常不满意，并作出了轻工部要协助茅台酒厂改进酒质的指示，同时，表示应该派大学毕业生到茅台酒厂去。

　　也是由此，1964年，日后的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与他的一位女同学被分配到了边远的茅台酒厂。

　　其实，茅台酒质量下降，不单是周恩来着急，因为在那个年代里，茅台酒担负着外交使命。

　　1960年5月，周恩来用茅台酒宴请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志明。

　　1972年7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设国宴招待尼克松，席间，周恩来用火柴点燃了酒杯中的茅台酒，一团蓝色的火焰闪烁在两人之间。尼克松开玩笑说：“听说1935年时，你们红军把茅台酒都喝光了？”

　　1974年4月，第六届联大会议期间，邓小平与基辛格相会，美国国务卿举起邓带去的茅台酒说：“我认为只要喝了足够多的茅台酒，什么都能够解决。”邓小平立即说：“那我回国后一定采取措施增加茅台酒的产量。”

　　尼克松与基辛格在来中国之前就听说过茅台，了解茅台的政治意义，因为茅台一直在出口。

　　1953年，茅台酒便启用金轮牌商标出口，但是因为商标图案中央的红五星，却被外国政客视为“政治商标”，是“政治攻势”，引起争议。

　　于是在1958年，在国务院的指示下，贵州省外贸厅与茅台酒厂商议后，将外销茅台酒的商标做了改进，应用当时为西方人所关注的甘肃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中飞天神女图案做设计，注册飞天牌商标，寓意茅台酒是外交有益的使者。

　　这正是茅台两个经典商标的由来。

　　但是，这一时期的茅台酒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到来，才得以改善。

　　液体黄金

　　1977年年末，仁怀县委书记、县长周高廉调任茅台酒厂任党委书记、厂长。

　　当时，周高廉看到的茅台酒厂：猪圈林立，污水遍地，生产车间随处可见蜘蛛网、垃圾，生产缺乏激情，知识分子靠边站，内部管理混乱。

　　但是，从这一年起，茅台酒逐渐恢复了生产。

　　1978年，茅台酒厂产酒1068吨，第一次突破千吨年产，更重要的是，止住了连续16年的亏损。

　　从1978年起，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利好，茅台酒厂生产量与销售额逐年上升，开始了良性发展。

　　1985年，茅台酒产量达到1265吨，产值1165万元，盈利576万元。同时，在这一年，茅台酒厂投资3843万元开始800吨酒的扩建工程。

　　这一段时间，是茅台酒厂走出低谷所迎来的第一段好时光。其标志是，1986年中秋，为了庆祝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70周年，茅台酒厂以贵州省政府的名义在北京举办招待会。而招待会上应邀而来的人物，让人惊讶，不乏方毅、田纪云，以及军政界、文化界的领导与名人。

　　庆祝70年前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奖章只是一个表象，实际上，茅台酒厂已经认识并开始借此走上层“政治路线”。

　　在中国，当一种商品与国家最高的政治核心有诸多关联时，它贴上了“特供”两个字，就意味着财富、权势、地位，将为人所无限向往。

　　在上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中，对于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群体来说，喝茅台成了某种身份的象征，而在全国每一个餐桌上，只要拿出一瓶茅台，都不禁使人眼前一亮，生出一种档次立升之幻象。

　　在上世纪的最后20年中，茅台酒供不应求，而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茅台酒厂几度扩产，到1998年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吨，但仍然供不应求，被称为“液体黄金”。

　　参与创造茅台酒厂这一段辉煌的正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小个子的说话声音低柔的男人—季克良。

　　只是，到了1998年，因为金融危机与山西毒酒案的影响，茅台酒销量遇冷，出现危机。

　　但也正是因此，造就了袁仁国的上台。

　　袁仁国正是在这年临危受命，出色完成销售任务，得以上位，从而在今天缔造了贵州茅台2700亿元市值的神话。

　　投资茅台就是投资未来

　　1999年，贵州茅台谋求上市，便向贵州省政府汇报。

　　季克良回忆说，“当时，上市对于‘偏远山区省份’贵州来说，还是新鲜事，并对省内企业上市实行某种程度的配额制，当时我们没有配额，最后是向另一个企业要来的配额。”

　　同时，贵州茅台酒厂责任有限公司联合其引进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所、中国食品发酵研究所以及北京市糖业研究公司等股东，于1999年11月20日注册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上市前的改制。

　　2001年7月31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沪市A股市场上市，发行7150万股，每股31.39元，共募资约22亿元。

　　而成功募资后的贵州茅台再次走上了扩张之路。

　　正因如此，从2001年至2005年，茅台酒厂的占地面积由1238亩增加到了3411亩，新建投产茅台生产能力达到4900吨。而由于茅台酒长达5年的生产周期，这些都是为5年之后的市场而准备。

　　但袁仁国似乎看准了未来的茅台酒市场，即使在2006年，贵州茅台账上已有30亿元现金，仍未提出大额分红，而坚持将钱用在扩大产能上。

　　在2006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袁仁国表示，5年后，茅台酒销售达到3万吨，销售额突破百亿不成问题。

　　袁仁国说：“假设中国有3亿人喝茅台，每人每年即使只喝一瓶，就3亿瓶，现在我们的销量是1.2万吨，才3000万瓶，还差得远呢。所以茅台酒厂仍然要扩大产量。”

　　他话语中的逻辑仍然粗暴而有力。

　　他说：“现在不分红，是为了以后更多的分红，投资茅台就是投资未来。”

　　所有这一切几乎都让他说中了。

　　2012年4月，贵州茅台公布年报显示，2011年茅台酒产量突破3万吨，销售收入237亿元，营业收入184亿元；净利87.63亿元，同时推出分红方案，每10股派现金红利近40元，刷新其历年分红纪录。

　　而自2000年上市以来，贵州茅台已经累计向股东发放红利111.71亿元。而其股价，已经是当年发行价的近10倍。按照2012年10月9日的股价244.15元计算，贵州茅台总市值达到2700亿元，超过了国内所有上市钢铁企业市值的总和。

　　这一切，被称为“茅台神话”。而支撑这一神话的是什么？

　　茅台政治学

　　2012年2月，茅台集团获得了“全国拥军模范单位”称号，并于2月27日在京举办的表彰大会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茅台集团成为拥军模范并不出人意料，因为每年的“八一”建军节，茅台集团的领导都会带队赴全国部队慰问。

　　在茅台酒厂内，有一座耗资数亿元的“国酒文化城”，文化城分为汉、唐、宋、元、明、清，以及现代馆。

　　而在现代馆内的一间展厅内，则满是茅台集团领导与我国历任与现任国家领导人的合照。茅台集团从不讳言与军政界的关系。事实上，到访茅台者一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听茅台讲述“在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工作中发挥的重大作用”；第二，参观酒库，那里封存着一些特供单位的藏酒。

　　一位长期研究茅台的业内人士称：“除了茅台，中国没有哪个企业能与国家有那么深的关系，茅台已经不单单是茅台。”

　　其实，国企贵州茅台集团的行政级别并不低，5年前升为正厅级单位，现在已是副省级级别。

　　上述业内人士说：“我始终看好茅台，因为它是革命之酒、政治之酒。”

　　袁仁国则曾对媒体说，茅台的底气在哪？我们有价值几百亿元的存酒，我们有这么好的酒，这么好的品牌，另外，这几年我们一直和政府的关系比较好。

　　预计明年收入500亿

　　茅台仍在扩产。

　　2012年7月2日，贵州茅台董事赵书跃在贵州国资委系统创先争优活动表彰大会上表示，茅台集团收入争取2013年提前两年实现500亿元、2017年实现1000亿元的目标。

　　也就是说，茅台集团将维持2015年茅台酒产量4.5万吨的生产计划。

　　但茅台酒只能在茅台镇酿造，那里还有那么多地吗？

　　处于大娄山、赤水河畔的茅台镇只有5平方公里，茅台酒厂占3/5，其中厂区和居民区混杂的区域约1平方公里。而对于这么狭窄的地带、4.9万人来说，显得过于拥挤了。

　　因而，茅台镇也开始拆迁了。

　　据仁怀市委书记房国兴介绍，茅台镇将逐步搬迁茅台酒厂厂区范围及周边居民3800多户1.6万余人，安置在城区新建的“国酒新城”内，到2015年，使茅台镇城区人口保持在1.5万人左右，而整体的搬迁整治工作预计2015年完成，初步概算需资金约50亿元。如今，这项从2010年便提起的对当地居民的搬迁工作已经在进行当中。

　　但是，将来会有那么多人喝茅台吗？袁仁国曾承认，喝茅台的基本都是50岁以上的人，年轻一代中比较少。而走特供渠道的茅台酒，只有不到7%。

　　而在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国酒之争中，茅台更是受到了国内酒业同行的一致反对。这普遍的反对声让茅台能否在10月20日获得“国酒”商标，变数陡增。而这已是茅台第9次申请，并已经通过了初审，正处公示期。

　　10月8日，时代周报记者在茅台酒厂进行参观采访。看到在车间与仓库周围把守的确是正规的武警战士。

　　这让人想起季克良说的话，“贵州茅台年销售达到200多亿，按每年生产200天，一天就是一个亿，这就是一部部印钞机啊，印钞机旁边当然要武警把守”。不过这印钞机也正在迎接人们对其酒精勾兑酒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