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一诺”难换中国作家“千金” 悲壮成表情

　　晚报记者 孙立梅 报道

　　在昨天晚上7点之后，“莫言”成了中文网站最炙手可热的一个名字。莫言几年前接受采访的报道，都被各大网站翻出来进行重新“包装”，诸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靠写作买房子难，也只有郭敬明能做到”之类。如果新闻出在现在，像是作为“胜利者”的莫言的一种自我调侃，而如果回溯到这则新闻的本源，调侃之外，更多的是尴尬。更尴尬的是，这种尴尬，不仅仅是莫言一个人的，在很大意义上来说，它还是中国的严肃文学和严肃文学作家的。

　　莫言出新书 郭敬明站台

　　2009年，莫言的长篇新作《蛙》选择在上海的“蓝蛙”PUB举行首发式。令所有图书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莫言旁边竟端坐着郭敬明真是一个完全不搭的搭配。莫言出书，要靠郭敬明来站台赚吆喝？面对记者们的频频发难，莫言无奈之下只能坦承，这是出版方出于商业上的考量，绝非他本人的意愿，“而我也绝不是要靠他多卖几万本”。年龄不到莫言一半的郭敬明，用明星做派开场说：“我来这里，绝不是因为通告，也不是为了出场费，每天都有很多人邀请我去这里那里给人捧场，可莫言是我心目中很有分量的作家，也是我学习的对象，我是他的晚辈的晚辈。 ”但当记者请他评价一下对莫言作品的印象时，这位“晚辈的晚辈”镇定自若地表示：“我是前天才拿到《蛙》试读本的，只读了三分之一……”

　　结果第二天媒体出来的报道，基本都把莫言与郭敬明的彼此 “示好”作为第一卖点。至于现在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重要作品”之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身份频繁出镜的《蛙》，从那场发布会结束之后至今，无论是媒体报道中还是书店的畅销榜上，基本踪迹全无。

　　不知是否对这次经历耿耿于怀，2011年，两次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终于凭借《蛙》获得该奖的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意味深长地说：“我们那时候冒出来也不容易，甚至难度更大。那个时候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往刊物投稿，二是往出版社投稿。多数是往刊物投稿，因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中短篇的时代，每个编辑部、每个编辑的案头，每天都是高高一摞。从这么多稿件中被发现，非常不容易，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在那个年代真的是靠文学本身的品质出人头地。现在我觉得发表的平台门槛肯定比那会儿低多了，实在不行往网上贴。先在网上博得很多读者的青睐，然后再被出版社、刊物拿过来包装出版。不过，如果依靠写作去买房子，现在真的是很难的事。靠写作过上像郭敬明的生活，全国估计也就只有郭敬明了。 ”

　　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带来的各种名利之外，从现在开始，至少莫言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以后不必尴尬地解释郭敬明怎么会出现在莫言的新书发布会上了。

　　作家没有了“神一样”待遇

　　莫言“一诺”，当然会让中国的严肃文学和严肃文学作家们都感到欣慰一阵子。但是，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像莫言旁边坐着一个郭敬明这样奇特的组合，以后，还会，继续，出现。

　　像是一种预言，早在《蛙》之前，2002年3月，在上海图书馆，莫言和他自称最喜欢的女作家王安忆一起，做过一场名为“写作：是悲壮的抵抗”的演讲。慕名而来的听众绝大多数是像后来的郭敬明一样、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以他们的人生经验和阅历，实在难以理解台上这两位作家“悲壮的理由”。当王安忆提到“今天街上的人越来越相像，单调，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这种格式化的生活正在向我们逼近”时，底下立刻有人提出反对一件：“没有呀，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很精彩呀！ ”王安忆简直不知如何反应。

　　为何悲壮？如何反抗？莫言提到这样的现实问题：各种各样的休闲方式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写作是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式微的一种反抗；新生的艺术门类在不断争夺读者的时间和眼球，作家的地位不能跟以前同日而语，所以才悲壮。当莫言本人从文坛出道的时候，能够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一个短篇的机会都极其难得，如果能够出书，那简直可以获得读者“神一样”的待遇。而现在，不必说各路大小明星，即使是后后辈的郭敬明和韩寒们，图书销量动辄可以上百万，话题也一个比一个劲爆，只要他们出来，记者发布会就绝对不会冷场郭敬明们可不需要莫言们搭配来凑话题，他们懂得包装自己。在郭敬明明星式的对答如流映衬下，莫言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像不知从什么年代“穿越”到上海的。

　　相比郭敬明，莫言确实“悲壮”得多。 2001年莫言推出《檀香刑》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多少轰动，新闻发布会上，图书记者们纷纷追问莫言干嘛在“地方包围中央”的头发上弄了几个发卡。倒是在2002年，《檀香刑》颇为火过一阵子，原因是不知哪家媒体曝出消息：继《红高粱》被张艺谋搬上电影银幕后，《檀香刑》已经以50万元的高价卖断电影版权。电话打到莫言北京家中，莫言直斥“胡说八道”。事实到现在已经很清楚：纯属假新闻。

　　“悲壮”成为一种集体表情

　　事实上，“悲壮”这两个字，几乎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严肃作家在面对媒体、面对文学圈外部世界的集体表情。

　　即使是中国顶级的作家如莫言、王安忆，还是余华，如果一部新作无法与影视剧、争议热点此类挂钩，连出版机构都会觉得愁苦：这本书的卖点是什么呢？怎么才能让记者把这个稿子做大点呢？这些作家当然足够著名，但在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面前，韩寒和郭敬明的号召力显然更大。

　　人如其名的陕西作家陈忠实，最近几年来，在媒体中出现的最多的身份，是“电影《白鹿原》的原著”。老作家被记者追问对王全安所拍电影的看法，他能怎么说呢？只能厚道地说一句类似“反正我觉得还不错”的话他又不能大骂导演败坏了他用命写出来的小说！这完全不是他们那一代作家的作风。

　　余华最近一次在媒体亮相，是为被孟京辉改编成话剧的《活着》捧场。

　　贾平凹被崔永元追问为何去担任某大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他们为什么请你？ ”贾平凹一脸犹豫地用《武林外传》里老板娘的腔调回答：额也不知道，额也很为难。

　　“触电”频繁的刘震云，新作应出版方之要求取名《我不是潘金莲》显然比著名的《一句顶一万句》销魂得多，然后他的新书发布会几乎就是一场“书名解释会”。可以想见，顶着这样的书名，至少在书店里，愿意拿起这本书的读者要多一些。

　　在近年来采访过的作家之中，只有张贤亮对“严肃文学的式微”这一话题处之泰然：我觉得没问题啊。作家们备受重视的年代，其实就是老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匮乏的年代。现在人们看的玩的多了，小说不是唯一选择了，对作家可能不是好事，但对更广大的群体来说，我觉得是件好事。然后他说自己当下的生活：鸡蛋要吃当天下的，宝马要开七字头的多令人向往！

　　但张贤亮之所以有底气这么说，是因为他是少数“下海”并取得成功的异类。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张贤亮就运用自己的知名度，投上全部家产，在宁夏打造著名的西北影视城，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就是那里拍摄的。张贤亮的大多数同行，却没有这种经商的天分，他们还在写、写、写。

　　世界是莫言的还是郭敬明的？

　　拜网络所赐，现在的小说发表门槛比莫言的年代低得多，小说的种类也五花八门。莫言和马原他们初次看到 《百年孤独》时那种石破天惊的感觉，对现在的年轻作者来说已经不可能再有了。他们写作的起点我不是说质量，而是说种类太多了：玄幻、穿越、架空、种田、同人，异彩纷呈，中学生是他们最大的读者群。如果再能被改编成影视剧，名和利来得飞快。

　　这些从网络或者作文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作者，他们的销量和知名度，都远远超过那些勤勤恳恳的前辈们。

　　莫言获诺奖，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这很难恕我大胆直言，基本无法改变严肃文学和作家未来的“悲壮”。

　　即使这些天来，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引起如此大的关注，请问，有多少读者真正读过莫言的这些作品？有多少人只是在凑热闹？去买《后宫甄传》的读者和去买《蛙》的读者，哪个更多，还真说不准。

　　这当然跟我们的休闲娱乐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有关，跟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有关，跟我们紧张的心情需要放松有关，跟年轻一代读者的审美情趣有关。同时，这其实也跟我们整个社会的心态有关。

　　当莫言们还在坚持“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时，读者是否允许自己被这样的作品“刺痛”，或者只是想看两集宫廷剧然后洗洗睡觉，还是一个问题。昨晚就有网友调侃：世界是莫言的也是郭敬明的，但归根结底是郭敬明的。

　　由他们映射出来的我们的生活，当我们谈生活时我们谈些什么？房子、房贷、车牌、教育、医疗……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确实需要一种力量，去“抵抗”现实种种，哪怕它显得那么“悲壮”。而读书，读好书，是这种“抵抗”最为有力的一种。

　　幸好，大多数莫言那一辈的作家，还在悲壮，还在抵抗。诺贝尔文学奖是他们应得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