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董倩追问“你幸福吗” 莫言回答：我不知道

　　关于童年记忆：饥饿印象最深 帮人推磨换看书

　　作为经历过困难时期的“50后”，饥饿，是莫言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他也将这种心理和身体的双重印记，写到了自己的多部作品之中。

　　莫言回忆说，自己刚懂事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记忆中最深的就是饿，没有饭吃。那时候不但没有粮食，连野菜都吃光了。自己最早的记忆就是跟姐姐抢东西吃。当时大人吃野菜团子，有一种全是刺的很扎嘴，他咽不下去。奶奶就“赏赐”给莫言和姐姐每人一小片红薯干。那时才五、六岁的莫言，老觉得分给姐姐的那一片大。抢到手后觉得自己手里的小，于是又抢回来。如是抢了两次，莫言的姐姐就哭了。

　　在吃饭都困难的岁月，肉，更是想象中的美味。莫言长到十五、六岁时，才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开肚皮吃肉”。当时大队里杀猪，因为是“米粒猪”(米猪肉，即是患囊虫病的死猪肉，对人体危害很大。编辑注)，所以很便宜，好多人抢购。莫言的父亲买了十几斤这样的肉，才让孩子们有了一次罕见的吃肉经历。

　　年少时失去读中学机会的莫言，当时正式的学历就是小学五年级。因为年纪比同学小，莫言第一年上学时非常痛苦和恐惧，一下课就往家跑。这种情况在第二年时有所好转，因为他的学习成绩慢慢好起来，老师也开始表扬他。

　　小学三年级开始，莫言开始显露出写作上的才华。他还记得，自己第一篇引起老师注意的，是一篇写“五一”体育运动会的作文。有的同学写流水账，莫言只重点写了篮球比赛，其他的没写。老师评价他的作文写得好，当成范文在班上读。

　　那件事一下子激起莫言写作文的热情。后来他的作文每次都会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有时候甚至被拿到临近的农业中学去，让中学生学习。

　　尽管热爱阅读，莫言小时候能接触书的机会并不容易。他曾经在与台湾作家交流时说：你用眼睛看书的时候，我在用耳朵“阅读”。

　　“阅读”什么？听老人讲各种故事，鬼怪妖狐、历史传奇、土匪好汉，哪个地方曾经有过战斗，哪个地方曾经出现过奇怪的人物，哪个地方发生过灾难等等。这些后来都变成莫言小说的素材，他把听到的基本都写到了小说里。

　　莫言将那些年留下来的经验称之为“害怕”，因此恐惧感在他早期的小说里表现得很充分。

　　他认为，如果不是后来搞文学，自己年少时十几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就没什么用处。但放在文学创作中，就非常宝贵。“我想这也是构成我的小说和其他人小说风格不一样的重要原因。如果我读着经典名著长大，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作家了。”莫言说。

　　为了读书，莫言付出了不少代价。他发现一个同学家里有套绘图本的《封神演义》，就去帮人家推磨。那时候农村吃饭自家要有个小石磨，用来粉碎粮食。那是最令孩子们反感的劳动，但是一天不推磨就没饭吃。所以，放学以后，父母亲在生产队劳动，孩子就在家里推磨。

　　莫言说，那个小孩也很霸道，会对自己说“你推10圈看一页，再推10圈看一页。”

　　还有一次，莫言借了别人的《青春之歌》，对方要求第二天就归还。他于是抱着书就钻进草垛看，不顾家里养着的羊，宁愿晚上挨揍，也要把书看完。

　　莫言对母亲当年的开明非常感激。他回忆说，只要是自己在学习方面要钱，母亲都会支持。有次他想买一套《中国通史简编》，价格是四块五。那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母亲问他买了之后能不能保证念，莫言自然回答说会念。颇为犯愁的母亲，还是从手巾包里拿出了五块钱给他。莫言后来也确实认真读了那套书。

　　克服种种困难的莫言，很快就把周围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了一遍。这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关于创作经验：查《辞海》写海岛小说“真能忽悠”

　　莫言曾经有过当兵的经历，而且还被提干过。他回忆说，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比得了诺贝尔奖还激动”。因为他觉得自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军官就意味着不用回农村，命运彻底改变了。

　　不过莫言最终还是选择了文学道路。从1981年公开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至今，莫言出版了众多篇幅不等的小说、散文集，以及影视文学剧本和话剧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本语、韩语等十几种语言，并先后斩获了海内外诸多奖项。

　　谈到自己的早期作品，莫言说那时候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今回过头来一读，发现都是模仿之作。当然模仿得比较高明，不是一字一句抄的，而是模仿人家作品的氛围、语言、感受，那种节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背后的范本在哪里。

　　莫言当时为了找素材可谓挖空心思。他本来在山里面服役，但是要写海岛的小说，没有生活怎么办？只好查《辞海》，把《辞海》有关大海、海浪、台风、海底植物、鱼的名字，查了很多，写了一篇《岛上的风》。莫言笑称，现在看那时“真能忽悠，写的像真事儿一样的。”

　　提到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广为人知的《红高粱家族》，莫言称现在已经写不出，“写出来的肯定是另外一部作品”。因为那种胆大妄为、天马行空，已经无法做到。

　　他认为，作家的创作风格是和他整个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当年写《红高粱》，没什么理论，就感觉应该那样写，结果还挺好。后来读书读多了，理论学多了，反而觉得要雕琢，搞出来一看就很匠气。

　　多年的创作过程中，莫言坦言也有不少煎熬的时刻。碰到写不下去的时候，自己会抽烟、来回散步、转圈、抓耳挠腮，或者看看电视、杂书。

　　他回忆说1990年有一段时间，自己曾经在40天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本来是2005年想写的。但写了大概5万字之后，就写不下去了。感觉突然无法继续，人物到底该怎么发展不明确了，结构问题也没有想好。于是只能把它放下来，写另外一部《生死疲劳》。写《生死疲劳》的时候突然感觉非常顺，只用43天就写完了40多万字的初稿。之后过了两年，才重新把《蛙》拿出来写，那会儿一下子就感觉明白了，写起来势如破竹。

　　关于文学生态：文学相对落寞很正常

　　最近一些年，纯文学的境地不复往日，不少人怀念起上个世纪80年代民众对文学的热情。

　　对此，莫言表示，现在文学相对边缘、落寞，比较正常，没什么坏处。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写作，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读小说。还有电影、音乐、美术，同样可以陶冶性情，提高人的艺术修养。

　　“你不可能再幻想80年代初期那样，搞一个诗歌朗诵会在首都体育馆万人还满座，一部短篇小说出来千人传颂，天天像过节一样。那是不正常的。”他说。

　　当被问到此次获奖的影响，莫言连说：“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

　　他认为自己此次获奖，不会对文学有长期的影响，“很快就过去。大家该怎么写还是会怎么写”。民众对文学的热情也会很快过去，一切还是会按照生活自身的规律去发展。

　　对于“近期作品较少”的原因，莫言解释说，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另一方面写得多了就容易重复，而自己不愿意重复。

　　在莫言看来，作家是写人的，也是写人心的，只能通过写作改变自己、改变社会。文学作品发挥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这种作用是非常微弱的。

　　但毫无疑问，读读严肃文学，读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一方面可以增加对社会、对人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丰富自己的内心，使自己树立人生的价值标准，明白到底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

　　延伸阅读：莫言反对政府修缮其旧居 称“这样做劳民伤财”

　　“去年，政府曾经提出要修缮旧居，莫言不愿意。”管谟欣说，莫言认为，这样做劳民伤财，也完全没有必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他不止一次打电话给当地宣传部部长，不同意修缮。在这一点上，莫言今年90岁的老父亲管贻范与儿子的观点高度一致。“他是从高粱地里走出去的人，通过自己的辛苦写作成名了。去年不同意修缮，今年拿了奖，同样不会同意。那样太张扬了，做人要低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