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与诺贝尔 谁更需要谁

　　村上与诺贝尔，谁更需要谁

　　显然，要完全打破类似戈尔这样的看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同时也需要更多村上的这样的作家的努力才行。因为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和漫画化的认知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要改变它，当然也得花费更多的时间，更何况灵魂的改变尤其漫长。

　　撰稿｜张 生

　　村上在西方世界的走红

　　最近关于村上春树的新闻比较重要的有两则，一是前段时间全球最大的博彩公司英国的“立博”（Ladbrokes）预测今年10月中旬开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排名，村上排在榜首，赔率也最低。二是在近期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端展开后，北京有书店把日本作家的书从柜台里撤掉，村上主动对此现象发言。9月28日，他投书《朝日新闻》，在对此行为表示惊讶之余，将其比作痛饮劣质酒后对人的影响，即只要喝几杯就能让人脑子充血，神情亢奋，思维简单，行为粗暴，可是第二天醒过来后却除了头痛欲裂之外一无所获，所以，他提醒大家慎饮由政客们端上来的这种很容易让人大动肝火的“领土争端”牌劣质酒，珍惜这二十年来由中日韩三国间的良好的文化互动所构成的“东亚文化圈”，以方便彼此之间的“灵魂交流”。

　　村上的这个发言让我感觉到，立博公司为他开出的诺贝尔获奖最高赔率并非哗众取宠，它是合理的，同时也是值得的，因为，对身边的发生的那些有悖常情常理的事件进行批评而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正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Style”。要知道，作为一个法国控，诺贝尔本人最崇拜的作家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好朋友维克多·雨果。试想若雨果身处村上的位置，他会怎么做？我觉得，十有八九，他会对北京的那家书店的行为来个“我抗议”的。当然村上的言行比他要缓和得多。我这么说会让人以为身为作家的村上对这种行为只是口头上讲讲而已，可事实上，村上在自己的小说里也一直在对种种极端的政治行为进行批评，如《寻羊冒险记》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先生”的揭露，还有他自己在《朝日新闻》的这篇文章里提到的描写日本与苏联之间于1939年爆发的诺门罕战役的《奇鸟形状录》，批评1995年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的纪实文学《地下》等。

　　所以，早在几年前我就觉得村上该获诺贝尔文学奖了。我相信，即使今年他没能获奖，可接受诺贝尔的馈赠也总归是迟早的事。以每天坚持长跑的村上良好的身体素质，我觉得他坚持到那一天绝对没问题。6月下旬，我曾去纽约一游，在著名的“斯传德书店”（Strand Bookstores）里磨蹭了半下午。这家位于百老汇街828号的独立书店在纽约知识界享有盛誉，也是纽约的文化地标之一，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手书店，如果将店里的书一本一本排起来可达“十八英里长”。不过，这家书店的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书排起来有多少英里长，而在于其在纽约文化界的影响。因为斯传德虽然只是家二手书店，但它主要经营的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并且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以方便作者与读者的沟通，所以，从它所出售的书里，不仅可以看到纽约知识界的动向，同时也可以看到它对阅读趣味的引导。2006年春天，我也曾到这里一游，如今六年多过去了，可我走进书店后却觉得一切如故。友善的店员，付款台前的长队，一排排像墙一样高的书架，以及在空气略有些沉闷的书架中间站着或坐着的那些正在聚精会神翻书的人，似乎都和六年前我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因为正值暑期，进门处的几个台子上都摆上了书店推荐的暑期阅读书籍。在文学类那个台子上，摆放着的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奥威尔的《1984》，卡夫卡的《城堡》，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复活》等。而就在旁边，另外还有一张不大的小方桌，只摆放了两位作家的作品，以示隆重推荐。其中，除了近年来走红的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钦（Jonathan Franzen）的作品，如《纠正》、《自由》等，就是村上的众多作品了，而且他的远比乔纳森的要多，从《舞舞舞》、《斯普特尼克恋人》、《挪威的森林》、《天黑之后》、《海边的卡夫卡》，直到《1Q84》，总之，只要是村上的作品，几乎一本都不缺，当然，全都是英文的译本。这让我惊讶不已。尽管2006年我在美国的时候，在巴恩和诺贝尔（BARNES＆NOBLE）和博德书店（BORDERS）里就已经看到村上的不少被译成英文的作品，但还是没想到这几年村上的影响在美国会变得如此之大，这一点从斯传德书店的这个小小的专柜可以看出一斑。不夸张地说，现在在美国，或者最起码在美国人看来，村上春树已经变成和美国当红作家乔纳森·弗兰钦一样红的作家了。

　　亚洲女人的脸

　　但是，村上的书虽然和乔纳森的并排而立，可它们还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只要看看乔纳森的书的封面和村上的书的封面就知道了。作为一个美国作家，前者的书的封面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甚至连一点“美国特色”也没有，不管是《纠正》的封面上坐在布置好的餐桌旁的两个小男孩，还是《自由》的封面上那只正从被夕阳染红的河边的树林间飞过的眼睛发亮的小鸟，都并不让人觉得有何怪异之处。但是村上的书的封面，几乎所有的小说的封面，却让人一眼就可看出它的异国情调。它们散发出了一种强烈的东方风格。因为在这些书的封面上，总有一张亚洲人的脸，或者说一张亚洲女人的脸。《天黑之后》，是一个女人的脸，《盲柳树》有一张女人的脸，《斯普特尼克恋人》人造卫星旁是一张女人的脸，《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一张被分成两半的女人的脸的拼贴，《国境之南，太阳以西》封面上的两张脸中有一个也是女人的脸，当然，《舞舞舞》的封面上也有一张女孩的脸，这些脸，这些绝大多数均为女性的脸，都有着一张丰满的圆润的面庞，一对弯弯的眉毛和一只涂得红红的小小的嘴唇。但奇怪的是，这些女性的脸最多让人想起一张亚洲女性的脸，却并不能让人立即意识到是日本女性的脸，特别是与那些早已符号化的日本艺伎的没有表情的脸以及因为梳着发髻而露出光光的额头的日本女人相距很远，而且，她们也并不是如照片一样的正常的写实的脸，这些脸明显都是一些画报上用画笔绘制出来的作品，她们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月份牌广告上的那些女性的脸如出一辙。可尽管如此，这些女性的脸还是把西方人所想象的那种东方女性的标准面孔绘制了出来。当然，它也依然让人想起西方人长久以来形成的对东方的看法，如神秘，色情，女性等。

　　村上的这套由兰登书屋旗下的“年份书出版社”（VINTAGE BOOK）出版的平装本小说的封面都是由约翰·戈尔（John Gall）一人操刀设计的，他从1997年起就开始设计村上小说的封面，可谓是村上小说英文版平装本的“御用设计师”。在谈到这套书的封面风格时，戈尔直言自己觉得村上的小说的特点是“当代的，神秘的，有点超现实的和有点科幻的”。而为了表达这种感受，他为村上设计的封面大都是用日本的老海报的内容“拼贴”而成，那些女性的脸就是来自他所看到的那些老海报。比如，他认为村上的《挪威的森林》是其本人“最为坦率的叙述”，所以他想用一个“最为坦率的封面”来传达这一思想。但他还是在封面上放了一张日本老海报上的女人的照片，那张女性的脸依然是略有些苍白的面孔，依然是细细的弯弯的眉毛，长长的像帘子一样的留海，粉色的红红的嘴唇。其实，这张脸和他设计的那些村上的书的封面上的女人的脸并无区别，只不过这张脸在封面上变得更大而已，但也可能这就是他所说的“坦率”。尽管戈尔声称这个封面“加上了60年代的氛围”，遗憾的是，也可能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我并未感受到这种时代的感觉。

　　打破西方对东方的想象

　　不过，这张脸却强化了我的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戈尔所选用的这些女性的面孔其实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香港、东京的那些画报或海报上的女性的脸是相似的。不管是她们的神情、面色、眉毛的形状，还是嘴唇上口红的颜色，都是一样的。这是一张“亚洲化”的脸，或者说是一张“东亚女人”的标准像。身为美国人的戈尔并未改变内心深处的那种西方人对东方的“女性化”的看法，可是他却敏感地抓住了村上的小说中所散发出的那种“东亚”的或者“亚洲”的共通的味道。

　　对此，村上并不讳言，在这次《朝日新闻》的发言中，他就肯定了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作家，特别是作为一个“亚洲作家”的身份。实际上，他对自己的这一身份的认同在他的那些小说里早有表现，尽管他的小说里的众多故事的起点是日本，但是其终点却往往在日本之外的东亚或者亚洲。在我看来，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始终在对日本进行着某种“超克”，超克日本的那些极端的军国主义意识，超克他戏称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孤独和零余感。也因此，他的小说才会成为东亚或亚洲的“灵魂交流”的通路。这也是他为何在这次事件中发言的原因。开个小玩笑，他此举当然不是为了近在眉睫的诺贝尔文学奖造势或者拉票。

　　而且，更进一步看，我认为他也在努力冲破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于亚洲或东方的偏见。曾有记者问村上，在他的小说中为何会提到那么多西方的事物，如披头士乐队等，言下之意自然是村上小说中的人物过于“现代”了，过于“美国”了，或过于“西方”了。但村上的回答却很坦然，在肯定自己所写的是日本的故事后，他直言之所以自己笔下的那些人不去吃豆腐而是去吃麦当劳，无非是吃麦当劳这样的举动在日本早已是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而已。但是，很多美国人或者西方人至今仍不敢相信，其实更多的是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那就是在他们眼里曾经被“东方化”的东方，已经“进化”得和他们差不多了，并且早已开始变得“西方”并且已经或甚至比他们更加“现代”了。这也就是戈尔在做村上的小说的封面的时候尽管抓住了村上的小说的“亚洲性”，也知道村上的小说是“当代的”，但在封面设计上使用的那些女性的脸却依然是亚洲“过去的面孔”，那种更符合美国人印象中的日本人或者东方人的“老照片”，而非更加符合当下的现实生活中的日本女人或亚洲女人的脸。

　　显然，要完全打破类似戈尔这样的看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村上这样的作家的努力才行。因为西方对东方的想象和漫画化的认知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要改变它，当然也得花费更多的时间，更何况灵魂的改变尤其漫长。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认为村上春树早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甚至，我还认为，以村上作品在世界的流行，尤其是在东亚乃至亚洲所激起的共鸣，他早已不需要用诺贝尔文学奖来证明自己。但是，在今天的亚洲，诺贝尔文学奖或许更需要用村上来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