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中国没有日企支持将无法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图)

　　日媒29日报道，日本政府实施的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不断恶化，进而促使中国国内爆发了激烈的反日运动，其中受害最大的莫过于在华日企，今后将如何规避中国风险也成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20年来，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人口以及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的投资使得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而目前中国的发展就好比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歧路口，一条继续停留在发展中国家，另一条则可以步入发达国家之列。

　　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最大原动力就是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有预测显示，这种过剩劳动力将从2013年开始减少，主要原因是老年人群数量的激增以及新生人群的减少，也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其最终结果就是劳动力不足导致劳务费用增加，严重抑制经济成长。

　　苦陷于“过剩”的中国

　　早在数年前，中国国内就呈现出人事费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势态，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因此急速下滑。中国出口产品多属低附加值产品，长期以来都不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而在2008爆发的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中国钢铁、造船等国企、地方企业陷入了严重的设备过剩、人员过剩以及库存过剩等问题。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开始着手将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和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产业构造转型为具有高附加值产品的高科技产业，但实际并没有取得较好的进展，加上还承担着房地产泡沫等数百万亿日元的急速膨胀的坏账，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已经频临崩溃的边缘。

　　纵观欧、美以及日、韩、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他们都是克服了刘易斯拐点最终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中国能否跨国刘易斯拐点是其继续停留于发展中国家或步入发达国家的至关因素，而进入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确保整治、社会安定，以支撑经济的长期成长。

　　（2）由廉价劳动力转型至高价值生产，促进经济成长，即生产性革命。

　　根据前段期间中国国内爆发的反日活动来看，中国目前完全未能满足上述第一项条件，政治、社会不安定与国民贫富差距明显以及官僚贪污腐败三项问题是中国目前存在的最大风险。

　　反日游行对中国的影响

　　从反日游行可以看出，中国国民的民主主义相对比较狭隘，加之贫富差距以及官僚腐败等社会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反日游行很容易因某种契机转换为反政府游行，这就是政治、社会的不安定所存在的隐患，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建立在政治以及社会的稳定这一基础上的。纵观古今东西，至今还未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军事武力或者狭隘的民主主义来圆满解决领土纷争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长时间的磨合与洽谈，利用政治力以及外交来达成和平解决。

　　再来谈谈第二条必要条件生产性革命，这是中国完成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的必要手段，但是如果没有丰田、松下这些精通高科技制造技术的日本企业的协助，中国的产业转型将变得十分困难。尽管中国GDP已经赶超日本升至全球第二，但是仍然离不开日本企业的支援。

　　统计显示，目前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数已经突破两万家，这些日本企业为中国国内创造了400万至500万的就业人口，其中制造业占据了6成以上，如果加上雇佣人员的家人，日本企业为1000万名以上的中国人提供了生活保障。

　　目前制造业是支撑中国经济的支柱型产业，倘若日本企业相继撤离中国，中国将很难实现产业转型，国内许多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企业会因失去国际竞争力倒产，社会将大量涌现出失业者，进而陷入社会不安定的局面，中国也就无法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没有日本的技术支持，中国或难以发展？

　　中国想要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必须依靠日本企业的协助，日本企业尤其是制造型企业具备丰富的技术、知识、经验、人才以及成功案例等，得到日企的协助，中国产业转型可事半功倍。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国内市场规模逐渐缩小，中国巨大的市场也将有助于日本企业的发展，两者可谓相互依存。

　　对于在华投资的日企来说，尽管存在中国风险，但是因此就果断退出中国市场绝不是上上策，日本企业应该让中国认识到即便是在中日政治、外交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仍然离不开日本企业的协助，即需要掌控“经济抑制力”，所谓经济抑制力就是指利用先进技术、核心技术黑箱化（保密）、知识产权、柔韧的技术交涉力以及经验丰富的人才等优势对中国企业加以技术指导和教育培训，同时结合了对日本企业品牌宣传推广的一种综合力，这种经济抑制力可以有效规避在中国面临的风险，而采用感情处事的对待方式则只能走向失败。

　　【小知识】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