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谈中美关系

　　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谈中美关系

　　美国的地方政府对于吸引中国投资表现格外积极。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个“长远思考委员会”（Think Long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正在为加州政府摆脱困境出谋献策。

　　他们正在酝酿的措施之一，是在加州设立“经济特区”

　　文 | 吴建民

　　2011年10月中旬，我在洛杉矶出席零核会议之后，就开始了这一年第二次对美国的访问。中美关系如何，始终是我关注的一个大问题。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美关系的状况对我国的外部环境影响巨大。

　　10月14日，我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作报告。上午，该校孔子学院院长苏姗开车来接我。

　　2010年秋天，我和夫人施燕华曾应邀到美国五所大学作巡回演讲，介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以及中国的外交。我巡回演讲的第一站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是我第一次与苏姗见面。

　　她是专门研究川剧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在重庆留学。那时中国大陆的条件很差，重庆更差。尽管当时学校对外国留学生比较优待，但是供应热水的时间是固定的，只有在供应热水的时候才能洗澡，而且吃不到黄油。黄油对中国人来说无所谓，有没有都可以，但对西方人来说，面包、黄油是每天都要吃的。苏姗就跟中国学生一起经历了那段相对艰苦但很难忘的岁月。

　　她亲历了中国的变化，对中国很有感情。后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创办孔子学院，她担任了院长，积极推动洛杉矶的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在洛杉矶的传播。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报告

　　抵达后，我们直奔会议室，我看到校园里和走廊里都贴着我要去作报告的海报，题目是“与吴建民大使交谈”（Conversation with Ambassador Wu Jianmin）。到了会议室之后，发现来的人很多，会议室不大，挤得满满的，完全出乎主办者的预料。

　　这次会议由国际关系学院闫云翔教授主持。

　　我首先回顾了自2011年初以来中美关系的状况。

　　2011年1月18日至22日，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会后中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称中国为“伙伴”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将中国定位为“伙伴”。后来小布什上台后，认为中国不是伙伴，而是竞争对手。这次访问是十分成功的，结束了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疙疙瘩瘩、摩擦不断的状况，使两国关系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

　　上半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比较顺畅的。8月17日至22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访问结束后，他在《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

　　但是9月21日，美国宣布对台湾出售总额高达58.5亿美元的武器。中方对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与此同时，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因而对中国的指责也随之增多，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美国就业机会被中国人抢走了，中国成了美国面临困境的替罪羊。

　　人民币汇率问题当时在美国炒得很热，所以，我较为展开地谈了我的看法。中美两国在汇率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是，重要的是事实究竟如何？美国的高失业率是中国造成的吗？人民币升值就能够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吗？

　　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大幅上升。美国人认为是由于日元被低估所造成的，对日本施加了强大压力。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举行了美、日、德、法、英五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达成了所谓“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度升值，但是并没有减少美国对日贸易的巨额赤字，也没有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后来，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的是日本对美国的投资。

　　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该国的货币一定会逐步升值，战后的德国是这样，日本是这样，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但是，人民币如何升值，要看市场的情况和中国国内的状况。如果人民币骤然升值，那一定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动荡，这对大家都没有好处。所以，说美国的高失业率是人民币被低估造成的，这是站不住脚的。

　　毋庸讳言，中美之间存在大量分歧，但是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而且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从美国来说，当前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头号问题，就是就业问题。2012年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美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来，如果失业率高于7%，总统就无法连任。

　　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由于美国债台高筑，美元将会不断贬值，这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国的外汇储备要保值和增值，必须将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投资，这也是中国方面的当务之急。在美国创造就业需要投资，而中国又有钱进行投资，这就是中美之间一个重要的利益汇合点。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地方政府对于吸引中国投资表现格外积极。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个“长远思考委员会”（Think Long Committee），这个委员会正在为加州政府摆脱困境出谋献策。他们正在酝酿的措施之一，是在加州设立“经济特区”，就是在特区内可以先行投资，不需要事先获得批准。

　　如果这个措施能够实施的话，我相信会大大促进中国到美国的投资。中国有设立经济特区的经验。邓小平说过，特区就是“特事特办”。中国的四个经济特区，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讲话后，提问十分踊跃，一共提了20个问题。从提问中看出，美国人对美中关系也是十分关注的。有一位已经退休的金融专家表示，愿意到中国大学里去教书。我个人对这种愿望表示欢迎，因为中国的金融业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经验和人才都十分缺乏，帮助中国培养金融人才，当然是很需要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闫云翔教授提的。他问：“2012年2月是尼克松总统访华40周年。请问吴大使，现在回过头来看，尼克松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何影响？”

　　我回答说：“闫教授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现在回头看，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意义深远。这次访问不仅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交流

　　10月15日，我飞往华盛顿，参加郑必坚会长所率领的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访美代表团的活动。

　　代表团的第一场活动是与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进行交流。由于郑必坚会长尚未抵达美国，中方与布鲁金斯学会的交流就由我来带队。

　　美方与我们会晤的阵容强大，布鲁金斯学会董事局主席约翰·桑顿、刚刚卸任的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等知名人士与会。中方出席这次会晤的还有博鳌论坛秘书长、前驻美大使周文重，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原驻卢森堡大使施燕华等人。

　　从美方的发言看，他们对于美中关系所面临的挑战高度关注。桑顿主席发言指出，今天美国人的情绪很低落，对政府、对现状不满，愤怒的情绪在滋长。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时，中国并不是一个话题，而这次则不然，总统选战提前打响，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指责中国的言论正在多起来，他们指责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太软。奥巴马政府在美国右翼的压力下，也需要对中国表现强硬。有的美国学者在谈到中国经济状况时，担心会出现硬着陆。

　　周大使和黄院长阐述了对中美关系现状的看法，强调美方应当正视中方的关切。售台武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美方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这当然会对双边关系造成冲击和破坏。黄仁伟介绍了中国的经济走势，认为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

　　傅立民讲的小故事

　　在华盛顿，我和施燕华会见了老朋友傅立民。1972年尼克松访华，28岁的傅立民见证了这次历史性访问。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公使。后来，担任过里根政府助理国务卿帮办、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助理国防部长。施燕华当年为领导人做翻译时，与傅立民多次打交道。他身体有些发胖了，但思维敏捷，记忆力极强。我们在一起谈得很愉快，后来一起吃午饭。

　　傅立民对我们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内开了一个内部会议，研究中国的走向。会上多数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虽然宏伟，但实现起来很困难。当年苏联也想搞现代化，没有搞成。傅立民说，他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正在实行的改革及其释放出来的能量不可低估。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举了一个例子：那时他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出来散步，见长安街上有人推车在卖面条。他去吃了一碗，与卖面条的人聊起来。傅立民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啊？”对方回答说：“我没有单位，我自己就是一个单位。”傅立民立刻认识到，这表明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都是有单位的，中国人是单位的人，现在自己就成为一个单位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你不能不佩服傅立民先生的敏锐和睿智。我们搞了一辈子外交，懂得以小见大的道理，世界上有些大的变化初期是不引人注目的。但是，一个嗅觉敏锐的外交官就能够在事发之初，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对未来有所预见。傅立民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见微知著的外交官。

　　与基辛格会谈

　　郑必坚会长所率领的代表团此次访美有两场重头戏，一场是与基辛格博士的会晤，另外一场是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会晤。我们与基辛格博士的会晤是在10月19日进行的，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下午2点，包括吃午饭的时间，双方谈得很融洽。

　　郑必坚会长和基辛格博士很谈得来。这次是他们2011年的第三次会晤了。第一次是2011年1月24日，第二次是6月26日，每次都要谈5个小时左右。

　　郑必坚会长与基辛格博士在2011年6月的会晤中，对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国际形势进行了展望，并对在今后10年如何扩大中美之间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提出了10点意见。这篇讲话给基辛格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希望得到郑会长这篇讲话的书面文本。后来，郑会长向他提供了书面文本。当时双方商定，2011年还要会晤一次，重点放在今后一两年中美双方如何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上。

　　这次会晤时，基辛格一上来就对郑会长的10点意见高度评价。他说他已经把10点意见呈报给白宫，白宫反应积极。

　　郑会长告诉基辛格博士，今年6月双方谈得很好，他也把双方所谈的情况向中方领导作了汇报，中方很重视基辛格博士的意见。随后，郑会长对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如何扩大中美之间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提出了五点意见。基辛格博士对这五条十分赞赏，并表示会对这五条作进一步研究。

　　为什么要着眼于今后一年多的中美关系？因为2012年11月6日，美国将进行总统选举，同年下半年，中共要举行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以，2012年是一个选举年。在选举年里，国内因素对于外交的影响往往会增大，会引起两国关系的动荡。郑必坚会长和基辛格博士都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在选举年要想方设法稳定两国关系，力争使两国关系不受国内情况大的干扰。

　　郑必坚会长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和平崛起理念的人。此后，2004年，他沿着上述思路提出了构建利益共同体的主张。当时，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还没有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所以，郑会长对利益共同体的理念没有作进一步阐述。他担心如果强调过多，可能给美方和外界造成中国想从对方那里得到更多好处的印象。

　　然而，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已经不能单独应对这场危机，必须要有新兴大国的参与。所以，20国集团的作用突出了，先后开了6次会议。今天，提出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就显得十分及时了。郑必坚先生2011年6月提出的发展中美关系建议的“十条”和这次提出的“五条”，都是出于这样一个思路。

　　基辛格博士对这个思路是认同的，他不无感叹地说：“我搞了一辈子‘均势’（Balance of Power），但是，世界变了，搞‘均势’不行了，还是你这个思路好，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

　　听了基辛格这番讲话，深感这位88岁的老人思想一点也不僵化，不保守，而是与时俱进，接受新思想。这是令人钦佩的。

　　会晤布热津斯基

　　第二场重头戏是会晤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一些人士，其中有布热津斯基博士、哈姆雷等人。美国人说，当代美国有两大战略家，一位是基辛格，另一位就是布热津斯基。

　　布热津斯基事前阅读了郑必坚会长关于在未来10年发展中美关系的10点想法。他表示认同这10点想法，认为富有建设性。

　　此外，他还作了这样一番评论：“如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时的大国领导人不是他们当时的思想，而是今天郑会长提出的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思想，那历史就要改写了，人类将会避免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其他人士，包括哈姆雷主席等人，均认同郑会长提出的上述想法。中国方面提出的想法，得到美国战略界认同，这种事情是并不多见的。

　　我在结束这次访美的时候，思索良久，深感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坎儿上。全世界的精英都在思考这个世界今后怎么办。毫无疑问，两种思路在那里进行大较量：一种是冷战思维，它会把世界引向一场大灾难；另一种就是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思路，它将会把人类引向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者为中国原驻法大使、资深外交官）

　　摘自《公共外交札记》

　　吴建民 著

　　中国人民大学

　　201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