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非法罢工”事件发酵 中国籍司机被判刑

　　中国籍公交车司机因不满“同工不同酬”集体请病假，新加坡媒体呼吁检讨人力资源政策

　　潘寅茹

　　新加坡初级法院昨日以“非法罢工”的罪名，判处一名在当地工作的中国籍巴士司机包锋善6周监禁，这是第一名因卷入“集体请病假”事件而被判入狱的中国籍司机。其他4名因此被捕的中国籍司机将于6日出庭受审。

　　与此同时，新加坡内政部2日发表声明称，29名被吊销工作许可证的中国籍司机已于2日凌晨被全部遣返回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3日表示，希望新加坡妥善处理中国籍公交车司机案。中国外交部和驻新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事件进展，与新方保持沟通。

　　中国籍司机“集体请病假”

　　因对雇主在调薪问题上的区别对待不满，供职于新加坡公共交通运营商新加坡地铁有限公司（SMRT）的中国籍公交车司机中有171人在11月26日“集体请病假”。

　　据海外媒体报道，在最近的薪资调整过程中，中国籍司机的薪资调整幅度明显低于新加坡本地司机与马来西亚籍司机。中国籍司机的月薪在今年7月提高了75新元，目前为每月1075新元。而马来西亚籍司机经过10月的薪资调整后，为每月1400新元。更重要的是，公司内部文件显示“此次调薪条款‘中国籍司机除外’”。

　　此外，中国籍司机的抱怨还包括，自公司将原本的每周5天工作制改为6天工作制后，加班时间明显减少，因而赚取加班费的渠道也越来越少。所以，他们选择通过消极怠工的方式来表达不满。

　　但是，新加坡法律规定，从事公共交通等重要服务行业的员工举行罢工需提前14天通知，否则即视为“非法罢工”。举行非法罢工的个人可被判处最高一年的有期徒刑，或面临最高2000新元的罚款，或同时处以判刑和罚款。

　　在新加坡，公共交通系统主要由SMRT和SBS（新加坡新捷运公司）两家公司运营。司机来源主要以中国人、马来西亚华人以及新加坡当地人构成，由于工资待遇偏低，新加坡当地人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数不多，主要以中国人和马来西亚华人为主。在SMRT现有的2000名巴士司机队伍中，中国籍司机就占据了450名。

　　罢工事件的发生给民众的正常出行造成了不便。一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前段时间，我出门等车居然等了半个多小时，要知道平时10分钟左右车就来了。当时我就纳闷了。后来才知道发生了司机罢工事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新加坡问题学者宋颖慧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除了对新加坡人相对稳定的生活造成直接影响外，这一事件还存在诸多“特殊性”。

　　“首先，事件的群体都是中国籍司机。其次新加坡地铁系统从去年年初因几次事故在大选期间饱受批评，后经过整顿、改革，因此这一系统本身也存在特殊性。”她说，“再者，新加坡没有罢工传统。一般情况下，劳资纠纷可通过法律这一正常渠道得到解决，因此选择罢工这一形式也比较鲜见。”

　　廉价劳工背后的问题

　　今年年中波士顿咨询公司出版的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显示，新加坡是全球百万富翁比例最高的国家，比例高达17.1%。同时，新加坡金融服务业发达，拥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业素质。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加坡对外来劳工抱有复杂的心态。一些当地人认为，外来劳工的到来“窃取”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抬高了住房成本以及占用了公共资源。

　　目前，外来劳工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国内的基建、医疗服务以及交通运输业。除了交通运输业的薪资偏低外，以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人为主的家政行业收入更低，每月只有500新元左右，远低于媒体报道的去年新加坡常住居民月均3250新元的薪资水平。

　　对于这一现象，美国银行美林证券经济分析师蔡学敏（Chua Hak Bin）认为，鉴于很少有当地人愿意从事上述行业，引进外来劳工填补空缺在所难免。而且，往后在上述领域的劳资纠纷不会减少。

　　宋颖慧对本报表示，新加坡人口规模有限，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人口生育率底，并逐年下降。“前总理李光耀20多年来一直关注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因此，新加坡要长远、稳定地发展，必须依靠外来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对外部依赖是这个国家的特征。”她说。

　　此次罢工事件也催生了新加坡对于依赖外来劳工进行发展的思考。新加坡《联合早报》财经组副主任傅来兴撰文呼吁在新加坡设厂的本地公司和外国公司，应从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训，重新检讨和拟定人力资源政策，要“给予外籍员工基本的尊严”。

　　不过，在宋颖慧看来，外来劳工给新加坡社会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背后却是新加坡社会更深层次的变化。

　　“最突出的就是社会年龄结构的变化，整个新加坡社会更显年轻化。那些经过建国初期艰苦奋斗的老一辈在减少，外来移民和建国后出生的年轻人数量在增多。”宋颖慧谈到，“由于个人经历不同，这些人对社会包容性下降，对社会不完美之处的批评更直白。新加坡社会变化的倾向则在于更加急躁，人人都希望能实现更高的生活水平，但社会总有分配不均。因此，反对声将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