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歌司令员：铁血红歌团不能怕死

　　铁血红歌团

　　红歌团内部实行的是铁腕管理，甚至还推行了“实名制”。

　　2010年，戴诚在新设计的团徽中，加上了团员名字——此前一次外出活动中，有团员将汤洒在桌上，离开时没有处理，苦于旧徽章上没有名字，戴诚没有找到具体“肇事者”，这让他很窝火。

　　“论艺术水平和声乐基础，我们是全世界最差的团”，因为团里老年人居多，很多错误的演唱方式，戴诚“重复一万遍都纠正不过来”。

　　在他看来，合唱团能走到今天，全靠精神力量，“小到一个团体，大到一个民族，没有思想和信仰，都是可怕的事情”。

　　建团十年，戴诚已经自费定制了50万枚毛主席像章。凡参加重大演出活动，团员要佩戴整齐上场，旅行箱、双肩包上，也会贴上毛泽东像，“让人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唱红歌的”。

　　带着合唱团，戴诚去过部队、农村、监狱等地演出，红歌四处飘扬。

　　去年9月，在团员提议下，戴诚率团去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途径武汉时，一身红军服装的戴诚被超市营业员“搭讪”，得知戴诚一行是唱红歌的，中年女营业员显得很激动，恳求他现场献唱一首。

　　就着水果摊位的橘色灯光，戴诚清清嗓子，唱了一首《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周围的人都围过来听了，很多人鼓掌”。兴奋的戴诚掏出随身携带的毛泽东像章，现场免费赠送，索要的人太多，他只能把自己佩戴的也送出去。

　　“多数人是欢迎的”，戴诚说，在部队，掌声总是很热烈。但在社会演出时，中老年听众较多，掌声总是稀稀拉拉的，“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爱情歌曲了。”

　　近几年，合唱团开始频频参加比赛，并在中国第四届老年合唱节、中国第六届合唱节、老年合唱大赛等赛事中，拿到奖项。

　　2010年，合唱团赴北京参加活动，团员入住就餐后，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二十多人被送往医院。

　　次日上午10点，“红歌总司令”给团员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大家要以红歌精神战胜“食物中毒”，“哪怕死也要回去死。谁要现在倒下，马上开除。”

　　最终，部分尚未痊愈的团员戴“尿不湿”上场，“回来时都是臭的”，团员陈全梅称，这些意外状况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发挥，“拉肚子也不会没精神，我们有精神支柱。”

　　红歌的魔力

　　这些陷入狂热的老人们，坚信红歌有特殊的力量。

　　包括戴诚在内的多位团员称，唱红歌为他们带来了好身体。“在我们团里呆时间长的，有病也会变成没病”。

　　戴诚称，唱红歌能让他们保持血液新鲜，提高免疫功能，具备健康体魄，“我30岁之前一直是病秧子，唱红歌后，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冬天穿短袖洗冷水澡，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而红歌也带了窘迫。因为痴迷唱红，总司令的家一度陷入困境。

　　合唱团平时活动的所有费用，全部由戴诚承担，“（团员）他们只负责学，一分钱都不收”。欠债最多时达到250多万，他压根不敢接听债主电话，“真像小偷见了警察”。

　　2002年，为筹钱参加中国第六届合唱节，他以15万元的低价，卖掉了位于常州市中心60平米的房子，妻子气得6年没有与他来往。

　　一辆朋友赞助的面包车，曾是他的住所。夏天，他把车挨墙停靠，故意让车墙间的缝隙很窄，以防小偷。这样他就可以打开车门睡觉。冬天他就把座椅放倒，脚踏在方向盘上睡觉。

　　2岁的小外孙也受到红歌影响。戴诚称，孩子老爱哼唱“大救星”，这是《东方红》最后一句。一次被带到团里玩，听到团员排唱《东方红》，小家伙居然当起“指挥”，小手一上一下，节奏完全正确。

　　“这个小孩让我觉得很欣慰”，在团里发火时，戴诚曾经冲着老人们吼“你们这些猪狗，活了六七十年，还不如我家一岁半的小孩”。

　　这次来北京参加“盛世欢歌”活动，戴诚原计划带上外孙一起，最终因费用紧张而作罢。“这次借了30多万，除了每人2000块参赛费，其他费用都是我出的。”还有部分团员家庭经济困难，一个月工资才2千多，戴诚索性连参赛费也悄悄代付了。

　　满满的期待最后变成了满腔的怒火。戴诚不在乎钱，在乎的是见不到“新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回去后，肯定得有人要笑话我了”，戴诚决定在明年时打一个翻身仗，把红歌唱进维也纳金色大厅，“到时候返回人民大会堂再演，那算汇报演出”。

　　目前，已经有协会与戴诚商榷准备事宜，但900余万的费用，让他犯了难，“听说浙江卫视有档节目，帮助人实现梦想的，我要不要去试试？”

　　离开北京前，他在南池子大街的一家小店发现一款黄果树香烟，售价15元，纸盒正面印着“长征.1935”，这让他激动不已。

　　“来两条”，这名平时抽3.5元大前门香烟的男子，毫不犹豫地掏出了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