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图)

　　坛主小传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西方经济学，市场失灵，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社保基金投资和企业年金等。中英文发表和出版的文章及著作400多万字，译著100多万字。

　　核心提示

　　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的陷阱密布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金融陷阱”、“美元陷阱”、“捧杀陷阱”等，甚至还包括主要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陷阱”等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与挑战。尽管如此，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阶段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防范、应对得当，中国完全有可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应对的挑战”。按照世界银行最新调整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正好登上“上中等收入”新台阶。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节点，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迈上了一个更高台阶，社会进步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同时也意味着，未来十几年尤其是“十二五”期间，是中国避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成功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虽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很少有国家能够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或是陷入增长与回落的循环之中，或是较长期陷入增长十分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根据近十几年来周边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有可能遇到的挑战，我谈一些个人的见解和建议。

　　避免“转型陷阱”，抓住转变增长方式历史机遇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这个基本判断正如“十二五”规划建议所断言的那样，完全“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

　　在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阶段性特征或者说落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诱因可以主要归纳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关系难以扭转，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更为明显，产业结构还很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协调，科技创新能力还很不强，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制约可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等。

　　所有这些“阶段性新特征”，都是在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需要在增长方式转型中逐渐加以解决的。总体看，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战略性挑战，需要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避免“转型陷阱”。

　　在世界经济史上，由于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导致转型滞后并从此一蹶不振的案例并不少见。早在19世纪中后期，拉美国家就陆续踏上了现代化之路。在尔后的百余年里，该地区在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弯路，即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和两次转型，但由于种种原因，拉美经济转身迟钝，没有及时赶上快速经济增长的时代列车。

　　由于没有抓住历史机遇，拉美经济转型大约延迟了35—45年。而这期间，欧洲和日本经过了中等收入阶段，又进入了高收入行列。随后，亚洲“四小龙”开始崛起，成为进入高收入的新兴经济体。因此，有理由这样认为，对拉美经济转型的机会成本而言，“失去的80年代”只是一个符号，实际上就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来看，“失去的”至少是半个世纪。

　　防止“拉美陷阱”，实现“包容性增长”

　　“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进而指两极分化的社会、动荡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诺等。

　　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防止“拉美陷阱”的意义：

　　第一，正如George等学者曾撰文善意告诫的那样，如在2020年之前不能从“拉美陷阱”里逃出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将有可能像一个“方形轮子”，走走停停，断断续续。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有可能导致社会分化和冲突，进而中断增长，从而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收入分配不合理，甚至与扩大社会消费总需求逐渐脱节，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这个自由市场制度的缺陷长期得不到纠正，就意味着分配原则和分配政策没有考虑到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初始分配环节的分配原则并没有将社会总消费需求和宏观经济总量增长的关系等因素考虑进来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及早出面纠正“市场失灵”，否则，将不利于扩大内需和加快增长方式转变，有损于增长的可持续性。

　　第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分配原则及其方式应是“包容性增长”，即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而不是拉美式的“增长性贫困”，即一方面经济呈增长态势，另一方面贫困率也居高不下。“包容性增长”自然包括提高“社会包容”程度，消除“社会排斥”因素，减缓各种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成就斐然，举世公认，但分配不公却始终受到社会的诟病，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在未来十几年里，当历史行进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后期，人均经济总量大约将是目前的3倍，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贫富差距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将积重难返，对社会安定形成威胁。为此，尽快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将是确保稳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非常举措。

　　跨越“福利陷阱”，保持社保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

　　历史经验证明，目前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几乎都是这些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上升时期建立起来的。

　　例如，法国1970年之前GDP增长率最低时没有低于4.3%，最高曾达7.0%，在社会舆论压力下，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成为劳动保护制度和福利项目的立法高峰期。但是，始料不及的是，1973年石油危机打破了法国和欧洲福利国家的良好预期，法国增长率从1974年的4.5%骤然跌至1975年的-1.0%，此后虽有反弹，但始终没有超过50—60年代的水平。持续的经济衰退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高福利制度成为法国财政的沉重负担，但福利刚性却使改革遇到极大阻力。1995年以来，在政府主张改革与社会极力反对的激烈冲突和社会动荡中，很多法国和欧洲学者开始反思70年代初的仓促与盲动，并为之而叹息。

　　虽然拉美国家建立社保制度和福利项目的时间大多略晚于欧洲，但发展很快，逐渐成为财政的一个负担。为减少国家财政责任，拉美国家率先进行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将国家的责任转嫁给社会和个人。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私有化改革时，绝大部分国家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这说明，拉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迟缓的经济增长使社保制度显得有些超前和不合时宜。

　　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期，社保制度也同样处于建设高涨期。但目前中国的问题是社保制度没有跟上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制度建设显得非常滞后，没有充分发挥保障居民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应有作用。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迅速的城镇化、大规模的非农化和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必将使社保制度的现状显得更为滞后，尤其是经济增长的预期使人们对社保制度的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临的压力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吸取当年欧洲发达国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和拉美国家的一些教训，始终保持社保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发展，既不要滞后，也不应超前，滞后将不利于扩大消费和经济增长，超前会“透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防止“金融陷阱”，金融改革应慎之又慎

　　在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业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受到较大影响的主要是实体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开放和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果，但尽管如此，其结果还是受到国际业界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比如，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中国“金融市场成熟度”的单项排名，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问题：2008年排名仅为第109名，2009年跃至第81名，2010年跃升至第57名。

　　在中国迈入中等收入阶段时，一方面应坚持改革，加大金融业的开放度，不要因噎废食，但同时应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循环渐进。这是因为，从防范危机的实际效果看，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和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与进程必须取决于中国国情。同时，还要继续加强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完善监管制度，建立一个健康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否则，金融体系一旦出现问题，势必拖累整个实体经济，影响增长，欲速不达，甚至有可能落入“金融陷阱”。

　　拉美绝大部分国家之所以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而难以突破递进，除其他原因外，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对经济增长和实体经济的巨大破坏，是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在1974—2003年整个中等收入阶段，拉美各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平均数量和复发次数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大约35%的拉美国家多次爆发危机，几乎是其他地区的3倍。

　　银行危机不仅对拉美短期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还影响到了长期增长，代价巨大。拉美每爆发一次金融危机，经济长期增长率就下降约1个百分点，拉美银行危机的平均财政成本超过了GDP的20%，几乎是OECD成员国的两倍，比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要高出约1/3。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财政成本超过了GDP的20%；2001年，阿根廷爆发的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甚至引发了政治危机，数月后总统被迫辞职，次年阿根廷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经济活动的增长率下降了10%，财政赤字占GDP的5.9%，公共债务占GDP的60%。

　　小心“美元陷阱”，确保国民经济安全

　　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末，全球外汇储备为8.99万亿美元；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为2.8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由于相当一部分外汇持有美元资产，规模巨大的储备资产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

　　即便不考虑美国国债券收益过低问题，由于以美元标价，一旦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也会遭受巨大损失。事实上，由于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巨额外债、货币供给急剧增加、巨额赤字等因素，中国储备资产面临着威胁，持有的美元资产实际已经贬值。

　　毫无疑问，“外汇储备难题”将伴随未来十几年中等收入阶段全过程。这是一个关涉国民经济整体安全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大问题。表面上看，这主要还是一个国内经济问题。因此，中国应积极制定应对政策，比如减少“双顺差”，尽量将资源用于国内消费与投资，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到振兴内需上，加快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等等。但在本质上，这还是一个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问题。因此，应密切关注和跟踪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走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事务，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应扮演好与最大的发达经济体利益攸关方的角色。

　　谨防“捧杀陷阱”，韬光养晦不当头

　　在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西方国家普遍“唱衰”中国。而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提升，“中国威胁论”、“中国投资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等接踵而来。近几年来，面对奥运的成功举办，世博的举世瞩目，金融危机中的杰出表现，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中承担的义务等等，一些西方国家又开始利用民主、人权以及民族等问题来妖魔化中国，制造和推销“新兴经济体责任论”、“中国环境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等，要求中国承担起不合理的顺差、汇率、碳排放等过度的国际责任，甚至有人还说“应当除去中国"发展中"和"新兴"这样的字眼”。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虽跃至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仍然很低，仍然是一个真实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人均GDP世界排名仅为第100位。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其角色定位应始终建立在这一基本事实基础之上。中国实际上已经承担起与自身实力相应的责任和义务。面对不同的国际环境和舆论环境，中国应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不要掉入西方设下的“捧杀陷阱”，不能承担超出中国自身能力以外的义务。

　　中等收入阶段正值中国国内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国际事务中其实也同样处于一个“国际角色转型期”。从国际关系和区域安全角度看，中国可能会经常自主不自主、自觉不自觉地、甚至是出于善意地“被要求”承担一定的全球或区域安全责任。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在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称霸，赢得历史机遇发展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家庭作业”，才是中国国际角色应有的定位。这个定位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基础上，即在经济总量上中国虽然登上世界第二的高位，但在人均GDP方面，中国只是发达国家的1/10。这就说明，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目标还非常遥远，其硬实力还相差远；在软实力方面，差距就更大了，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的努力。

　　超越“民主陷阱”，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很多案例显示，在中等收入阶段，如果民族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政党斗争激烈、政府更迭频繁，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就必然缺乏有效性和连续性，经济发展就必然受到极大影响，甚至长期止步不前，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

　　拉美一些国家在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就曾饱尝政府频繁更迭和军事政变之苦，有些国家甚至被称为“政变之国”。根据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些国家每次发生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都给国家经济和家庭结构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其经济发展至少倒退10—15年。这是因为，每次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之后必然出现经济停滞，随后便是通货膨胀、债台高筑、投资剧减、大量失业、公共服务短缺等等，为爆发下一次社会动乱埋下隐患。

　　跨入上中等收入行列之后，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主张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引进西方式民主的民主诉求必将凸显。如果处理不当，回应迟钝，“民主高潮”有可能演变为“街头政治”，南亚式的“民主乱象”（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等）有可能导致中亚式的“玫瑰革命”。因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条件，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是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因素。

　　尽管如此，3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顺利度过中等收入阶段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发展道路上，在不久的将来，只要防范、应对得当，中国完全有可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本报记者蒋廷玉根据郑秉文教授的演讲编辑，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