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最大限度延长既有比较优势

　　近年来，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少，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中国遇到了“未富先老”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原有优势消失了，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源泉。这源泉主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力的流动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因此，他建议改革户籍制度，使农民变成市民，改变劳动供给。

　　《经济参考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人口红利功不可没。但是，近年来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减小，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您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遇到了“未富先老”新问题。那么，“未富先老”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哪些影响？

　　蔡昉“未富先老”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就迎来了较高的老龄化程度，以致形成经济增长减速、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和资金不足等挑战。一般而言，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伴随高速经济增长，会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也就是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提高，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就必然会相对弱化，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就中国的国情来说，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物质资本积累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有着巨大差距，因而无论是在资本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中国都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也就意味着“未富先老”的中国失去人口红利之后，经济发展可能逐渐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内却不能获得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从这个角度讲“未富先老”是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所面对的特殊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的机会之窗过早关闭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无法提高，经济的强劲增长难以保持。

　　《经济参考报》：那么，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蔡昉：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资本加上劳动力投入。但是如果我们丧失了人口红利，这些条件都不再具备，我们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源泉。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从哪来？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是不错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的流动，实际上是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仅仅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对1978年至1998年期间G D P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就达到21%。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从而转移速度的减慢，劳动力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淡化。今后要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应重点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保证稳定的劳动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实际上它是一石三鸟，立竿见影。

　　首先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民变成市民，这部分人就变成了稳定的劳动力，直接改变了劳动供给。其次，户籍制度改革让政府在制度上激励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高人口转移的力度。再次，农民工变成市民后，享受各种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能够像市民一样消费、生活，这可以改善内需中的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可持续。

　　目前经济保持高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投入，其实全要素生产率对这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下降的。所以，今后，要想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下工夫。深化体制改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从而提高技术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经济参考报》：“未富先老”使我国经济赖以保持高速发展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您认为怎么做可以减轻这种冲击，并为重建新的比较优势做好基础铺垫？

　　蔡昉：目前政策选择最重要的立足点，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长既有比较优势、避免休克式调整的前提下，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正确轨道。具体来说：

　　一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外需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伴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本来可以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也趋于降低主要进口国家的需求，美国“无就业复苏”及保护主义抬头，也将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着过于紧迫的调整任务。既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也为了应对这个特殊的国际经济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只有转向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才可能实现再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内需与目前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仍然是适应的，这样使产业结构调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过于剧烈，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状态。内需扩大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

　　二是实现产业的区域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逐渐丧失的同时，可以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延续。此外，中国到目前为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更多的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观的技术效率。如果形成这个雁阵模型，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政府应该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较优势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赶超，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

　　三是充分认识中等收入阶段的资源禀赋特征，避免全面的技术赶超。科技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固然应该在那些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小的前沿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的赶超，特别是要利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总量庞大的市场潜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科技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上的资源禀赋特征，充分利用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通过适用性技术创新以及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继续获得后发优势。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