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录》作者及其史料价值考略

　　《随时录》（《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第19—2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部晚清官员信札抄件汇编。书中所录信札多按时间顺序排列（部分信札次序颠倒），始于咸丰三年五月，止于咸丰七年七月。全书以楷体抄写，收录各类奏折、公牍、信函、诗文，共计数百件，涉及湖北的战事、财政、社会状况等方面，与晚清军事史、政治史、社会史皆密切相关。

　　此书作者署名为庄受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似无异议。庄受祺，字卫生，江苏阳湖人，道光二十年进士，咸丰二年到湖北，历任宜昌知府、荆宜施道等职，九年升任湖北布政使。庄受祺曾长期主管湖北盐务，因政绩卓著，颇受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赏识。细检庄受祺的著述（《枫南山馆遗集》）、家传（《先考卫生府君行述》，出自《毘陵庄氏族谱》）以及官文、胡林翼的相关奏折，与书中内容却有诸多不符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作者的族属为旗人。众所周知，直至咸丰朝，满汉之间仍不能通婚。参与选秀女、与皇族联姻仍是旗人的特权，庄氏为江南汉族世家，自然无缘参与。但《随时录》作者却在咸丰五年致京中友人的信中提及：“二月小女挑选，深蒙隆情，格外感佩莫名，”（《随时录》一，569页）可见其女参与了秀女挑选。不惟如此，作者还在信札中多次自称“满洲世仆”、“身隶旗籍”（《随时录》三，824页），可知其族属绝非汉人，应为旗人。

　　其二，书中大量致庄受祺的信件与同日其他发件内容相同。书信集中含有收件与发件本不足为奇，但同一时间的收件与发件如内容相似，则令人感到蹊跷。如咸丰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一通致庄受祺的信中提及当时战事：“月之二十日分军攻克蔡甸，……李光荣将所掳贼物并抄抢民财乘夜拔营，……以致贼知虚实，民怀怨恨、助逆而来。”同日，另一通致潜江县知县龚某的信中称：“月之二十日攻克蔡甸……乃李光荣搜掠民财、乘夜潜行，以致贼知虚实。”（《随时录》二，338页）此两通书信不仅所述内容一致，甚至语气都完全相同，可知两信作者实为同一人，《随时录》中大量致庄受祺的书信并非收件，而是普通发件。

　　其三，作者经历与庄受祺不符。据《随时录》所载，作者于咸丰四年春“起服”，四月补授湖北盐道，九月十九日方抵武昌就任；实际上，早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庄受祺即赴湖北任官，其初任官职为署理安襄郧荆道，并非实授湖北盐道（《先考卫生府君行述》）。咸丰五年二月，太平军攻克武昌，《随时录》作者赴荆州办理捐输，其后一年多，则受官文委任，率领兵勇在天门、潜江、蔡甸一带与太平军作战；同一时期内，庄受祺却一直以荆宜施道驻宜昌管理川盐抽课事务，并为胡林翼委任“司后路粮台”。咸丰七年正月，因与襄阳一带民军作战不利，《随时录》作者被胡林翼参劾，“摘去顶戴”，随即又遭革职，陷入到“进退无路，出入无门，日坐愁城”的困境；庄受祺此时仕途却颇为顺利，于戊午（咸丰八年）秋“奉旨补授湖北按察使”，其后出任湖北布政使（《先考卫生府君行述》）。

　　依据以上情况，《随时录》作者并非庄受祺，而是另有其人。参照同期湖北历任督、抚奏折，作者身份可见端倪：咸丰五年二月初九日，湖北巡抚陶恩培在奏折中提到，盐道常恩率部与太平军在武昌作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103页）；《随时录》作者称，此时其在武昌西南城外白沙洲督带兵勇迎战太平军（《随时录》一，228页）。武昌城破后，陶恩培自杀身死，二月二十六日，湖广总督杨霈上奏清廷，称陶恩培在城破前派参将文斌将巡抚关防带出城外，交常恩收藏（《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165页）；《随时录》作者在书信中亦称“参将文斌带同抚辕家人陈升，禀称缴抚部院银关防一颗前来”（《随时录》一，231页）。六月十七日，《随时录》作者向官文禀报德安府太平军情报：“（德安）前系伪正丞相、副丞相二人踞守，现正丞相撤回南京，仅存伪副丞相陆姓在彼，共贼三千余名。”（《随时录》一，330页）六月二十三日，官文在奏折中提及此情报，并称“兹据兼署司常恩禀”（《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418页）。八月二十一日，在蔡甸一带的战斗中，《随时录》作者“左腿被矛伤”（《随时录》二，第202页）；九月初七日，官文在奏折中则称：“常恩驰往督队，被贼矛伤左腿。”（《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557页）十月初七日，官文奏称：“盐道常恩收集兵勇只有五百余名，奴才已调来德安留办善后事宜。”（《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七册，620页）同日，《随时录》作者则称奉官文命，赴德安“办理安抚事宜”（《随时录》二，第394页）。咸丰七年正月二十五日，胡林翼以作战不利为由，奏请将盐道常恩、松藩镇总兵德恩“摘去顶戴，以示惩戒”（《胡林翼集》一，230页）；二月十四日，《随时录》作者在致德恩的信中称：“昨奉中丞行知，以兄与阁下剿捕不利，择去顶戴。”（《随时录》三，第552页）通过以上诸多严丝合缝的印证，似可推断，《随时录》作者实为常恩。

　　以笔者所见，除《随时录》外，与常恩相关的史料极少，仅知其道光间曾仕宦贵州，先后担任安顺府、黎平府知府，与胡林翼有过前后任的经历。从咸丰五年初赴荆州筹饷始，由于同为旗人，且具备一定地方行政经验，常恩很快获得官文信任。其后二人关系日趋亲近。作为官文的亲信，常恩为何会被参劾革职？如前所述，咸丰七年初，清军在襄阳一带与民军作战失利，以致宜昌、保康、兴山等地接连失守，胡林翼随即上疏参劾，称失利原因在于常恩“纵贼入山”。但在常恩看来，此役失利是因湘军唐训方部“乃以不服水土为辞，停车老河口，彩觞作寿”，胡林翼“竟不究其贻误，转复多方回护，而将众过均归于恩”，（《随时录》三，811页）。事实上，唐训方在湘军中一向以取巧避战著称，咸丰六年二月，胡林翼即在书信中指斥其“今年已颓唐，昨日又不肯出（战），……甘告奋勇乃饰词耳”（《胡林翼集》二，137页），可见常恩称唐训方作寿避战并非无根之谈。另一方面，早在贵州为官时，常恩即因“刻薄交代”与胡林翼结下夙怨。常恩被革除官职，唐训方反而加功受赏，胡林翼对于常、唐两人截然不同的处理，似有维护湘系本位利益、挟私报复之嫌。

　　那么，官文对此事又持什么立场呢？据《随时录》所载，官文虽极为同情常恩的遭遇：“（常恩）遭此屈抑，令人万分焦急”，但却不愿与胡林翼公开激化矛盾，“须先与中丞（胡林翼）在皇上前打官司，方能救其万一，成何事体，招天下人笑柄”（《随时录》三，809页）。其后官文与胡林翼几经磋商，希望将常恩“开复原官，仍以臬司记名简放”，但胡林翼态度强硬，“不肯会奏”，官文只得退让，直至咸丰七年六月，常恩奉旨：“赏给四品顶带回京”，未能开复原官（《随时录》三，830页）。

　　在诸多官私史料中，胡林翼皆以顾全大局、维护统治阶层内部团结的形象著称。在与湘系集团关系密切的文人笔下，官文与胡林翼的关系被描述成胡林翼单方面委曲求全，而官文则贪鄙无能，不断制造事端。但是，从常恩被参劾革职的全过程看，与那些记述出入很大，这也体现出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仅仅依靠来自湘系方面的史料，难以得出客观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看，《随时录》无疑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助于认识历史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