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战略过大关

　　转型战略过大关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正处在“战略关口”，一方面“非市场化”掣肘升级，另一方面人类第一次出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站在新技术革命“起跑线”的伟大机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振宏徐寿松任鹏飞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正处在战略性突破的‘临界状态’，旧将破，而新未立。”日前，就如何抓住用好当前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近百位各级领导干部、大型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认为，自“九五”时期提出增长方式转变至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支撑的格局仍未有根本改观。“未来5至10年是我国结构调整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时期，我国经济必须‘闯关迈坎’，以市场化改革释放转型动力，才能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

　　结构调整迎来倒逼期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各界人士一致认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缘于创造并抓住了两大历史性机遇：一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调整带来巨大的“改革红利”；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带来的“人口红利”。而今，我国经济将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经济运行趋势使得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其一，人口红利消减，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15岁至59岁劳动人口在2010年之后负增长，抚养比上升。美国银行美林证券公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指出，过去10年间，中国处于20岁至39岁年龄段的绝对人数下降约20%，未来10年，壮年劳动力的数量每年将下降1.2%。

　　“劳动人口供给减少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蔡昉认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以获取红利的机会窗口已经关上。以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主要指标计算，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7.2%、“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率降至6.1%。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王德培分析，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至少还要持续5～6年。世界经济预期不好，使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必然放缓。

　　其二，资源约束瓶颈倒逼经济结构加快调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判断，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已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近年来相继发生的PX项目事件、启东事件等表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使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降低，而且成为一些社会矛盾的重要诱因。

　　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算了笔大账：2000年我国社会耗煤13亿吨，2011年耗煤35亿吨。按照现有的能源消耗模式，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我国能源消耗比现在还要翻一番，“依靠粗放式增长获取发展红利的时代行将结束”。

　　其三，去过剩产能将长期伴随结构调整进程。2012年以来，我国钢铁全行业亏损，敲响了产能过剩的警钟。据国家发改委产业司介绍，我国200多个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除成品油有刚性需求，其他基本都过剩。业界预计，未来5至10年，我国200多个产量世界第一的产业都存在去产能化的问题。王德培认为，如今在华外企有80多万家。经济全球化中，低成本引得全世界多数产能在中国集中释放。“我国去过剩产能化的过程，就是消化投资过度拉动负面效果的过程”。

　　其四，传统后发优势逐步衰减。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技术水平整体提升，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而产生的知识红利在减少，后发国家追赶效应在减弱。一个典型表现是投资边际效益下降。1996～1997年，我国1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产出3.17元，但2005年之后，1元钱的固定资产投资只能产出1.44元左右。

　　与此同时，来自外部的双重夹击明显增强。一方面，由于越南、印尼等国家制造业处在落后我国10至15年的阶段，低成本优势突出，我国低端制造业向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明显。譬如全世界70%的制鞋业已从我国迁到越南；另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回流，我国面临高端竞争的严重挑战。

　　政府主导成结构调整障碍

　　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标的提出已十多年。但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干扰，从“九五”到“十二五”，凸显调结构的艰巨性、复杂性，警示转型机遇易逝难抓。

　　一方面，GDP惯性强大，路径依赖难以摆脱。迟福林指出，在现行考核体系及财税体制下，一些地方政府追求做大GDP总量，以短期增长掩盖长期发展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长期以来，我国靠大量信贷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001年我国广义货币M2发行15万亿元，到2012年9月已达9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两倍。10年来，货币发行量增长了6倍，而同期经济总量仅增长了1.5倍。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无论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许多地方政府最热衷于抓的还是投资。有的地方2012年前三季度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而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41%。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王永昌说，抓投资是没错的，问题是低效、产能过剩的投资上了多少？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有增无减，非市场化操作负面效应大。一位特大型中央企业负责人说，2003年开始宏观调控。10年来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越调越多，产量翻番。“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调控经济，干预太多。政府如果不直接管理项目，那么，谁投资谁都会认真思考。现在的情况是，赚不赚钱不重要，反正有政府兜底。”正如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葛立诚所言，结果“各地对增长速度、投资规模等数量扩张的看重，远远超过对结构优化、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技术创新等改善经济质量的追求”。

　　第三次工业革命

　　引发全球产业“洗牌”

　　美国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称，将深刻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全球酝酿，将对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突破产生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

　　第三次工业革命改变产业发展模式。“挑战很大，但别无选择。”里夫金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能源方式不会马上崩溃，两个时代会并存一段时间，但转型必须是智慧的。辽宁省科技厅厅长吴忠琼认为，这对中国的启示是，务必搞好第二、三次工业革命之间的衔接和过渡，以最低的代价加速实现转型。譬如，混合动力汽车技术之所以受青睐，就在于它是一种由传统汽柴油汽车技术向新能源汽车技术过渡的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可借鉴这一“渡河之舟”式做法，推进新旧技术革命更替背景下的产业升级。

　　全球增长放缓引发欧美高端制造业回归。对于近年来美德等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等专家认为，西方实施这一战略的意图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尚处于孕育期，一些重大技术创新虽露端倪，但未取得根本性突破。对此，除了继续抢占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先机外，配合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制造等业已成熟的技术，先行策动制造业革命，既能填补新旧技术革命交替之间的空白，又能促进本国实体经济复苏。

　　在美国开发页岩气、页岩油技术获得突破之后，产业回归速度出现加快趋向。据中国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介绍，目前，美国制造业回流的主要领域有发电、化工业、能源等。这一轮危机之后，社会经营环境大大改善，企业的现金流超过万亿美元，银行利率不到1%，能源成本、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都在降低，其发电成本仅为中国的一半。

　　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许多在北美市场销售的商品，如果综合考虑中国工资水平上涨、美国拥有更高生产率以及美元持续走弱等诸多因素，在未来５年内，中国和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将趋于接近。这将导致一批制造业企业回归美国。

　　发达国家调结构及外需变化对我国形成冲击。江苏省副省长史和平等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高附加值产业的回流与我国转型升级的方向会形成冲突，将使得我国获得核心技术的道路更艰难。随着美国采取降低制造业税负、能源成本、开发新技术风险等举措，其“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将加快推进，势必对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造成较大冲击。

　　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的深度推进，美国等高消费国家储蓄率趋于上升。麦肯锡公司的研究表明，美国家庭的私人储蓄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美国总需求减少1000亿美元。危机以来美国储蓄率已提高6个多百分点，给全球消费造成了巨大缺口。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肖林说，欧美过度消费、过度进口发展模式在逐步转变，导致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发生深刻调整。这就迫使中国一方面要转变需求结构，减小储蓄比率，鼓励扩大内需；另一方面要逐步转变生产结构，从依赖资本高投入转向依靠技术进步。

　　“前苏联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化经济’转变，但直到苏联解体也未完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提醒本刊记者，前苏联的教训警示中国：当此重要关口，要避免原有粗放型增长方式的锁定与强化。解决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关键还是要在法制化的基础上，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这已成中国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赢得未来发展先机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