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有一种预算叫“领袖预算”(图)

　　抗战中来中国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因电影《一九四二》突然为国人所熟悉。当然，他最值得中国人铭记的是当年揭开了河南灾荒的盖子，挽救了无数灾民的性命。但这并不是白修德与中国关系的全部。在他那部名为《中国的惊雷》的回忆录中，还有其以记者的敏锐，对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所做的独到观察。

　　白修德先引述某公之言曰：“在战争时期的中国有两种预算，一种是纸币预算，另一种是粮食预算，这两种预算完全是两码事。”战乱之中，政府的信用无法维持，货币贬值是一种必然，因此，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再难得到人们的信任，人们几乎要退回到物物交换的时代。而战争和灾荒之中，最重要的实物自然非粮食莫属，因此“粮食预算”独领风骚顺理成章。

　　但是白修德笔锋一转，“在这两种为人承认的预算之外，还有第三种预算那个最高统帅的个人预算，既庞大又无法计算”。

　　这个“第三种预算”是怎么一回事呢？白修德回忆，蒋介石“可随意给一家政府银行开一张个人支票：10亿法币给一个爱将，因为他的部队缺少给养；6亿给一个省长，因为当地正面临危机；朝这里扔去十几个亿，往那里又抛去上百个亿。甚至就在财政部或内阁里，都没人晓得多么巨大的纸币输血才能维持这个最高统帅私人政府支票的面子。在那里，人们都对几笔巨款不知所终迷惑不解，但明白事理的中国官员，尽量去控制事态，不使之扩大”。

　　众所周知，所谓预算，是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财政收支计划。预算的权威性就体现于“法定程序”和国家意志上，即使是在旧式的专制王朝里，只要纲纪未崩，预算也不能由任何个人随意决定。以清朝为例，皇室财政由内务府管理，与户部掌管的国家财政分别收支，两不相涉，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不但当时即惹得舆论大哗，事后还留下了千古骂名。

　　到了民国时期，美其名曰共和国体，现代财政学早已引进，“公共预算”的概念也渐入人心，但在掌管政权的人那里，“预算”不过是民主的装饰而已，个人化和随意性全面压倒了公共预算本该具有的计划性、透明性、权威性和程序性。

　　白修德对蒋介石的描写并非出于个人好恶，另有史料为证。作为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经济学家何廉多次和蒋介石直接打交道，他也注意到，这位最高领袖“随身总带着一支红铅笔和一叠纸”，随时签发给钱“手谕”。

　　哪怕是一张巴掌大的纸片，尽管是用铅笔随意涂抹，但只要落款署上蒋的名号，这就是必须不折不扣执行的“手谕”。预算不能约束，法律无法管制，当司职财政的官员们发现几笔巨款不知所终时，会来事儿者还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不知道。“领袖预算”君临天下，所形成的制度漏洞足以吞噬一切。

　　白修德这样给蒋介石盖棺定论：“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同旧世界决裂过速，被抛进了一个他不了解的新世界里的那种人物。”其实何独蒋介石为然？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乏聪明绝顶的大人物，但终其一生，吃亏就吃亏在对“新世界”知之太少，最终酿成个人和国家的双重悲剧。

　　黄波

　　黄波 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供职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