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嘘寒问暖,没有热饭热茶,没有御寒衣被。在监控视频里,一个画面将冰冷定格:两名工作人员死死地摁住他的脚,一名工作人员狠狠地用膝盖顶着他的头部……数分钟后,他不堪忍受高喊:“我不要救助,我要出去!”这是记者伪装成聋哑流浪者,卧底进入长沙市救助站所看到的一切。(1月9日《三湘都市报》)
向这位记者致敬,如果没有他的亲身体验,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知晓底层流浪者会在本应接受温暖关怀的地方,却迎来这样的“恐怖之旅”。他们原本就身处社会最底层,受尽了周围人的歧视与白眼。衣不裹体、食不饱腹,从垃圾箱里寻生活,在立交桥下找地窨上的一丝温暖。他们有着各自的人生故事,沦落到街边流浪乞讨或许遭受过不公待遇,或许是本身原因导致。但无论怎样,以至如斯境地的他们,都是可怜之人。
“他们不是城市的伤疤,他们考验城市的胸怀。”对流浪乞讨者的救助,体现着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态度,也是这个国家的良心与底线。对待强者,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态度,有人趋炎附势,有人懦弱妥协,有人唯唯诺诺……这是个人自身的选择,我们可以指摘却无法强求。但对待弱者的态度,却能从根本上体现整体社会的素质与良知,这条底线必须守住。
长沙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对被救助者“死缚双手,死摁双脚,膝盖顶头部”,这已经不只是救助不当的问题,严重的甚至可能上升到法律层面,涉及轻度人身伤害。在救助流浪乞讨人员问题上,曾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制度性的进步。那就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因收容致死的他用生命换来了收容制度的结束。但没想来,取而代之的救助体制,虽有良善之法,却无良知之人去执行,也变成了救助者的“梦魇”。
2003年到2013年,《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施行马上就要迎来第十个年头。在这十年间,不可否认会有流浪者受到救助,重新步入人生的正轨。但从长沙救助站这种“揪住站”式的暴利“救助”中,人们也看到了救助管理办法贯彻执行中存在的种种弊病,而这些顽疾不除,有人用血的代价废止的《收容遣送办法》就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如何让良法贯彻下去,依靠个别人的善心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对于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说,《救助管理办法》中白纸黑字地写明,“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然而,他们仍旧暴力救助,不拿被救助者当成平等主体对待,让他们产生暴戾之心的则是监管与惩处机制的缺位。
流浪者多为聋哑人或有身有残疾,多年独处流浪的生活,让他们丧失了正常人际交往的能力。而众多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可能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求助无门的他们,即便被施暴也无法举报,而且就算举报可能也无人相信。而与流浪者相比,救助者却扮演了“上帝”一样的角色,掌握他们的“生杀大权”,对待他人如蝼蚁草芥。
救助站本应是国家的良心与底线,想要守住底线并非易事,却也不是难到不可想象。必须做到的就是消除监管真空,按照《救助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那样,让上级民政部门负起监管责任,让他们走出温暖的办公室,去体验下流浪者周遭的寒冬,按照制度规定进行定期巡查,监督救助的具体执行情况。要求每一个救助站详细汇报工作进展,究竟一年中救助了多少流浪者,让多少人顺利返乡,并按照工作业绩进行考评,并决定下一年的财政拨款。同时,地方的司法机关也应当定期核查其中是否存在暴力救助的违法违纪情况,对于滥用私刑者追究其法律责任。
今年的冬天特别的冷,却再让人心在这片严寒中冻结成冰了。
刘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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