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死亡警方拒绝立案 家属申请信息公开遭驳

　　律师常伯阳曾将一种逻辑推至极端：一个人被大卸八块，警方认为其是自杀或自然死亡，家属四处求告无门。那警方为何如此认定呢？对不起，保密。

　　这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困境，正横亘于常伯阳和当事人面前。2011年12月24日，在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的一处建筑工地上，43岁的农民工樊晓才参与一场斗殴后走失。3个月后，尸体被发现漂浮于附近水塘。

　　当地警方经尸检，断定其为“生前溺水死亡”，不予刑事立案。樊家不服，向警方提出申诉，并向检察院反映，都被驳回。他们质疑警方造假，所有证据却都来自一具不会说话的尸体。2012年8月22日，樊晓才家人向郾城公安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披露警方调查过程，被拒绝后又向郾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却被裁定不予受理，又上诉至漯河市中院。

　　2012年12月28日，漯河市中院召开了一次听证会，以了解警、民双方对这起罕见的行诉案的主张。法院方面试图通过调解而非审判的途径，来弥合双方的诉求。

　　律师常伯阳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公安机关的调查办案被司法现实赋予了某种神秘色彩，自由裁量权之大，足以制造各种不公和黑幕。他把希望寄予2008年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越来越成为共识的今天，公安机关不能再继续神秘下去。

　　在河南中部城市漯河，2012年12月28日上午9时20分，围绕樊晓才死因的官司，又在漯河市中院一个圆桌调裁庭里开场。女法官知道来人中有记者，就再三强调，当天的程序不是正式开庭，而是听证，不进行实体审查。

　　这让律师常伯阳有些意外。就在两个多月前，郾城区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对郾城公安分局的行政诉讼，他受樊晓才家人的委托，又向漯河市中院提起上诉。他原本以为当天又将唇枪舌剑一番。

　　截至当日，43岁的樊晓才已失踪，也可以说死亡整整一年零4天了。他的死因，至今还困扰着家人，进而让警方成为被举报和诉讼的对象。问题的焦点在于，一个农民的死是否牵扯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警方对一个农民死因的调查，是行政行为，还是需要保密的刑事侦查活动？

　　法律条文攻防战“死一个农民，咋牵扯国家安全和利益？”旁听席上，有死者家属低声嘟囔。

　　“人要死个明白。”常伯阳认为，公安机关对樊晓才死因调查的全过程，应当按照2008年国务院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的规定予以公开。按照樊家人的诉求，法院应判令公安机关以适当的形式提供对樊死亡的尸检、勘验等相关信息。

　　常伯阳所援引的“第九条”，规定了四种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的情况：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

　　常伯阳主要以前三款，尤其是第一款，来主张原告方的诉求。显然，樊晓才的死亡原因，与其家属的“切身利益”不言而喻。2012年3月26日，樊晓才的尸体在其打工的建筑工地附近一个池塘内被发现。家属通过打捞现场照片和尸体辨认发现，樊晓才衣服上有大片血迹，头面部和口腔内也有伤痕。

　　“我们有理由怀疑樊晓才属于他杀。”常伯阳说，尤其是樊晓才在2011年12月24日夜失踪前，还刚刚参与了一场与当地人的打斗。

　　但郾城公安分局经过尸检和勘查走访后，称无法查证樊晓才脱离工友后的遭遇，其属于“生前溺水死亡”，血迹和伤痕都为尸体腐败所致，故不构成刑事立案条件，不予立案。

　　“既然不立案，那就得公布你们的调查过程，让大家都来评评理。”常伯阳说，如果警方公布的相关信息足以服众，家属自然不会再继续上访和诉讼。“公安机关应该排解社会矛盾，而不是制造。”

　　郾城公安分局代理律师赵云也是有备而来。他首先援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来为警方辩护。此款规定，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接着，赵云又援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上位法之一、《保守国家秘密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以证明郾城区公安分局不公布相关信息的合法性。

　　以上四条发文中，第二条定义了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第九条列举了7项国家秘密，其中第六项为“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第十条把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第十三条规定，确定国家秘密的密级，应当遵守定密权限。此条规定，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可在其工作范围内按照规定的权限确定国家秘密的密级。

　　“死一个农民，咋牵扯国家安全和利益？”旁听席上，有死者家属低声嘟囔。事实上，这个疑问在近一年来一直困扰着他们。

　　不过，警方代理律师也没有费力证明樊晓才的死和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关系。事实上，他更想证明的，也就是警方一直主张的观点是，公安机关在发现尸体后进行的调查，即使最终没有立案，也属于刑事侦查范畴，可以自设密级和保密年限。

　　是行政还是刑侦？樊的失踪既没有进入派出所治安卷宗，也没有在刑警队立案侦查。

　　2011年12月24日，在漯河市郾城区裴城镇一家饭店，43岁的樊晓才和6个工友喝了4瓶白酒。之后，他和两名工友在回建筑工棚途中，与当地马庄村五六名青年先是口角，继而发生殴斗。

　　几乎与此同时，不到200米的工棚内，樊晓才的其他工友也和当地人打了起来。工地负责人陈红友证实，他当时打了至少4次110，虽然派出所离两个殴斗现场都只不到400米，但直到他首次报警一个半小时后，警察才赶到。

　　这两场殴斗共造成至少3人流血受伤。在派出所的调解下，该案以工地赔当地人1.6万元私了。

　　但樊晓才却找不到了。当晚，工友们和裴城镇派出所的民警打着强光手电，搜索了方圆数公里。怀疑他掉进工地附近一个小池塘内，工友牛丰岭等人用木棍绑上铁钩，在水里来回钩挂。据当时参与者陈景华证明，该池塘更像一个污水坑，只有不到50厘米深。

　　3个月后，正是在这个池塘里樊晓才的浮尸被人发现并报警。樊晓才妻子白文平获知丈夫失踪，是在其失踪的第二天。又过了一天，她去郾城区公安分局报案。可以确信的是，樊的失踪既没有进入派出所的治安卷宗，也没有在刑警队立案侦查。

　　然而，在2012年12月28日的听证中，白文平的报案记录，却成为该案调查属于刑侦过程的一件证物。在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条款论辩后，双方的争论焦点，又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对樊晓才死因的调查，是否属于刑事侦查？

　　听证中，警方代理律师赵云列举《刑事诉讼法》、《刑事办案手册》和《刑侦办案须知》等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称警方在决定不予立案前的调查，也可参照刑事侦查活动，其过程和技术手段受涉密保护，可以不公开。

　　赵云还补充道，尽管不予立案，但警方办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不排除有新的证据出现，重启刑事立案的可能。所以，目前的调查情况如公开，可能会放纵犯罪嫌疑人 假设有的话，影响侦查。

　　然而，在常伯阳看来，警方陷入了循环论证，他们自始至终都以刑事侦查为由拒绝公开信息，但因为拒绝对樊晓才之死立案，所以其调查活动属于治安管理的范畴，和其下发不予立案通知书一样，都属于行政行为，自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披露详情。

　　这场听证会气氛还算比较好。快结束的时候，法官李胜利提议在座的人，如有见解可出来发言。李表示，他以前很少遇到过这样的案子。

　　郾城公安分局参加听证的一名老警官从业务角度介绍说，公安机关接到的警情五花八门，很多在立案前的调查，虽然不算正式刑诉程序，但也使用了大量侦查手段，警方也可以算是在行使刑事侦查权，应该受法律保护。

　　当然，樊晓才的家人和律师常伯阳不会同意他的看法。

　　死因结论疑点多樊晓才家属称，警方调查的草率，让他们怀疑其中存在猫腻。

　　“警方所谓立案前的刑事侦查权，在法理上不能成立，一旦认可，后患无穷。”常伯阳说，这意味着警方将拥有无法想象的裁量权。但是，现实中警方的公信力和能力，又无法支撑起这种裁量权。

　　他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被大卸八块，警方非要说他死于自杀，不予立案，又以刑侦为由拒绝公布调查过程，这固然与常理不合，也几乎不会发生。但按照该逻辑推断，却是合法的。

　　再比如，如果警方把接到的每一个警情，都以刑事案件造表，却不以刑事案件立案，按照郾城公安分局的逻辑，警方照样可以不公开相关信息。

　　樊晓才家属称，警方调查的草率，让他们怀疑其中存在猫腻。在樊晓才失踪数天后，其工友秦付国在殴斗现场1公里多远的土路上，发现了一大片血迹，周围还有杂乱的摩托车和轿车车轮痕。他怀疑是樊晓才所留，就马上报了案。裴城镇派出所民警王向阳等人赶到后，给血迹拍了照，并用“空烟盒”提取了血样，对秦付国等人表示将认真化验。十几天后，人们去问王向阳，得到的回答是，该血迹是兔子血，非人血。到现在，派出所甚至不承认有过这次化验。

　　激起家属怀疑和愤怒的，还有尸检过程。“一开始，他们不许我们到现场，说怕刺激我们。”樊晓才的哥哥说。在抬到殡仪馆尸检时，法医又提醒樊晓才的两个堂弟如“看不下去”，可以到窗户边等着，直到尸检结束被喊来签字。

　　4月26日，郾城公安分局法医告知白文平等多位家属，说樊晓才尸检结论属于溺水死亡。该结论的主要依据是：“现场水样中检出大量羽纹目硅藻，在死者的肺组织内发现大量羽纹目硅藻，肝组织和肾组织内检出数个羽纹目硅藻”。但就是这一纸结论，警方只是宣读，而并不交给家属。

　　白文平则当场要求重新鉴定，她的疑问是，尸体有严重体外伤，没有被记录；死者上齿有3颗松动，其中一颗门牙即将脱落；死者的上衣右胸部位有大量的血迹。更要紧的一点是，“溺水死亡”只是生理性的死亡方式，在案件调查中，这构不成法定的死亡原因。樊晓才是如何溺水的呢？

　　甚至，警方的鉴定文书中也出现低级失误。2012年5月28日，樊晓才之子樊昊在郾城区公安局刑警大队看到的司法鉴定报告上，樊晓才的籍贯成了“西华县”(属周口，而西平属驻马店)。

　　家属越来越质疑，警方也越来越强硬。2012年6月1日，白文平接到“不予立案通知书”，随即提出行政复议，6月11日，警方“维持不予立案决定”。当日，白文平要求重新进行法医鉴定，此后多次递交书面申请。

　　7月26日，白文平收到郾城公安分局“复核”后的鉴定结论通知书，结论依然是溺水死亡。

　　“我不承认这次结果。”白文平说，家属既不知道鉴定机关，也没人通知家属参与。

　　按照法定程序，白文平在申请警方复议之时，也向郾城区检察院提出申诉，没收到任何回复。之后，她又再次向警方和检方递交重新鉴定申请书。郾城区检察院表示将召开听证会，但后来不了了之，连一个回复的文书都要不到。

　　无奈之下，白文平跑到郑州和北京上访，跑了多个部门，一大圈之后，又转回郾城。

　　2012年8月22日，白文平以特快专递方式向郾城公安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关于樊晓才死因的所有检验鉴定报告、现场勘验报告及所有与樊晓才有关的照片，公布形式为书面。

　　她的要求很快遭到拒绝。接着，她只好把警方告上法庭。

　　“遇到这种情况，走诉讼程序的不多。”重庆著名刑辩律师郑建伟说。

　　樊家代理律师常伯阳，此前遇到过两起此类案件，也是依靠沟通，在警方公布相关信息后，家属觉得死者“死也死得明白”，就不再打官司了。

　　办案公开路漫长他们最新的一缕曙光，是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

　　查询资料可知，早在2005年，公安部刑侦局就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实行“办案公开制度”。北京市公安局于2010年11月开始推行办案公开机制，截至2011年6月底，北京警方各执法办案单位向报案人、受害人公开了1.3万多起刑事案件，群众满意率80%以上。

　　在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各级公安机关都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很多地方还与绩效考核挂钩。在各地公安机关的网站上，还专门辟有“政府信息公开”的专栏。

　　然而，查询这些专栏可知，公开一般都局限于年度计划、财政预决算、法律法规、领导活动、重大决策甚至新闻报道等内容，很难找到对具体案情和调查过程的披露。《政府信息公开年度工作报告》，也同样抽象和笼统。

　　以河南省公安厅为例，其在2011年度的年度报告中称，该厅2011年度，通过政府网站主动发布了涉及全省81条警务资讯信息。而该年度，整个河南省公安厅，共接到群众公开信息申请28条，公布了8条，其余皆被认为不属于公开范围。

　　条数少似乎有现实原因。2012年2月，河南虞城县人张立君向省公安厅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省厅在其父亲被劫杀一案中，对虞城县公安局涉嫌刑讯逼供造假案的调查报告。至今，快一年来，张立军没有收到任何回复，“连电话都没给我打一个”。他因此怀疑自己的申请根本就没有进入统计。

　　“群众要求公布太多信息，也不太现实。”河南警方一位人士表示，基层警力不足众所周知，尤其是“命案必破”和高破案率的硬指标，让警察们疲于奔命。在此情况下，难免存在少立案，尤其是少立命案的动机。尤其对一些丧失最佳破案时机的大案命案，更让基层头疼。

　　然而，问题却积重难返。现在，樊晓才的家属越来越相信其是死于他杀，而警方涉嫌渎职甚至贪腐。他们发誓将与郾城公安分局死磕到底，甚至在微博上宣布将“以命换公道”。

　　他们最新的一缕曙光，是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这是第一部全面规范公安机关执法公开的规范性文件，由公安部颁发。《规定》分为六章，共36条，把执法公开分为向社会公开和向特定对象公开两大类。其中，第三章“向特定对象公开”的条款，有涉及受害人家属的规定。

　　南都记者 孙旭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