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一官员欲公开财产 称不在乎仕途得失

　　村官、副处与副厅

　　其实，公开晒家产的官员，最初是从最小的村官开始的在中国，可以说没有比村委会主任更小的“官”了，这个职位甚至都不属于公务员编制范畴。

　　在南方周末记者所查到的公开资料里，第一个公开财产的是位“村官”，名叫许坤，他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白虎头村的民选村委会主任。

　　2008年当选村委会主任之后，35岁的许坤带领村民为土地拆迁纠纷，艰难斗争了近两年。正是在此期间，2009年4月，他在网络论坛发帖说，“带个头吧，趁我还是‘官’时公布自己的财产”。

　　在这个帖子里，他罗列了包括摩托艇、家电、存折、戒指、家具等总计四万元的19项家当。

　　许坤的用意，除了自证清白，也与当时的土地纠纷诉求有关。当时附在个人财产清单后面的，还有诸多当地的拆迁文件。

　　不过，此后两天，许坤就被开除党籍，一年多后因涉嫌非法经营的罪名被逮捕，后来获刑四年，现仍在服刑中。他的代理律师郑建伟称，虽然获刑时被指控的情节与此无关，但许坤公布个人财产等“出格”行为，不排除对此有影响。

　　这时候，新疆阿勒泰地区试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正引发全国热议。迄今为止，阿勒泰的试点都是所有试点中“最彻底的”。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网站，县处级及以下公务员都必须在网上申报财产状况，公众可以随时查看。这引起了媒体的蜂拥报道，也由此制造了近年里关于这项制度的一轮小热潮。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河南村官也晒出了家当，尽管他与许坤并不相识，也从不知晓许的事情。

　　这位村官叫侯俊卿，是河南省许昌下辖的长葛市坡胡镇侯庄村的村委会主任。他在博客上晒出了县城100平米的房子、存款、电脑、电视等等。

　　2008年时他为了解网络以帮助儿子戒除网瘾时学会了写博客，过去就喜欢舞文弄墨但罕获发表的侯俊卿，在博客上找到了“发表”的感觉，几年下来已写了近两千篇博客。

　　58岁的侯俊卿，不是“刺头”，而是政府的座上宾。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国有和集体企业里工作，2008年当选村委会主任。

　　这一年，由于他积极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提供立法建议，被邀去省里参加新闻发布会，“和几位省里领导坐在一排”。更早之前，他还因为许昌打造旅游城市建言，被“市里接去开座谈会”。

　　侯俊卿说，自己的动因，来自“社会调研”他把平日里和人们对时事的交流，都视为是自己的社会调研。调研结果是，不论农民、教师、工人，普遍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于是，在新闻里看到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方面的新闻后，他萌生了“带头公布”的念头。

　　有了想法后，他在家里纠结了半个月，“怕领导给穿小鞋”在小学当老师的妻子一度也不赞成，担心对自己的考评有“负面影响”。

　　但决心最后战胜了顾虑。侯俊卿对自己说，“万马奔腾，必有一马当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没必要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就这样，他“心一横”，把写好的博客贴了出来，他给自己这个行为的价值，定义为“打响基层反腐第一枪”。

　　在他看来，这和自己过去积极建言人大、政府一样，是“为国排忧解难、为百姓造福”的一种方式。

　　“很多粉丝支持我，中国的、外国的都有，还有河南媒体、北京媒体、香港媒体都来找我采访，”侯俊卿说到这些，颇为兴奋。

　　而且，让他放心的是，始终没有有关部门的任何人就此找过他。而妻子的工作，也没有受影响。

　　范松青被报道之后，喜欢看报的侯俊卿也第一时间看到了新闻。“心里非常激动，也为当初的决定自豪，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他说。

　　这两位村官，都巧合地出现在当时的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小热潮中。此后，愿意公开的官员一度沉寂。

　　等到2012年10月时，晒家产的官员级别提升到了“副处级”。

　　新的主角，是湖南省汉寿县政法委副书记张天成。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严格意义上，我的级别应该叫做‘享受副处级待遇’”。

　　张天成也选择了微博。在微博上，这位崇尚屈原的基层官员，喜欢抨击时弊，偶也吟诗作赋。他的微博名“洞庭渔夫”，就取自屈原的《渔父》，在这首诗里，“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2012年10月29日晚上，在回应一位网友“你敢公开收入么？呸”的质疑时，他说自己“没什么不能见天的”，并承诺周末之前公布财产，请网友审查，“也给社会吹一丝丝清风”。

　　第二天一早，张天成一口气发出八条微博，用一千多字把家庭的基本情况、工资、福利、房产等作了详细的列举，甚至把自己受过“严重警告”处分的情况也写了进去。

　　这是目前为止所有公开晒家产的官员里，写得最详尽的一位。

　　晒家产的官员在副处级别上并没有停留多久，很快，不到三个月，范松青又把级别拉高到了“副厅级”。

　　“守护我的宁静”

　　相比较中国数百万的公务员群体，晒家产的官员名单虽不断增加，级别不断上升，却始终只是寥寥个案，其中两位村官，甚至都不在公务员编制里。

　　这个小小的群体，外在获得的是公众巨大的掌声，内里却正承受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

　　在1月21日下午的政协分组讨论会上，范松青再度谈起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话题时，有人揶揄道，“你不动产只有一套，但无形资产很多嘛，你的书现在卖多少钱呀？”这让范有些尴尬，那本书不过是他二十年前作品的自费结集，明眼人不难看出，并无市场价值可言。

　　接着又有人问，你一个厅局级干部，怎么只有一套房？他只得费力解释一遍自己这些年有关房子的故事这些事情，在这些天里，他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身边的一些目光和话语，让范松青坐立不安。“两会”那几天，他几乎谢绝了所有的社交活动，有空就待在房间看媒体报道和网上的评论，有时一天就只吃一顿饭，凌晨一两点才睡。

　　好不容易政协会议闭幕回到家，妻子的脸色也不好看了，“你一个局级干部，七十多平方米的旧楼房，你还好意思晒？”

　　“两会”结束后，范松青决定不再接受媒体采访，他的理由是“两会”期间，政协委员的言论是受保护的，“之后再谈就不合适了”。

　　刘信礼这些天则更难过。

　　在删掉自己晒财产那条微博的晚上，英语教师出身的他，用英语发了条微博，意思是“未经允许，官员不能向公众公布自己的财产”。选择英语表述的原因是“缩小知晓面”。

　　不到二十分钟，妻子单位的领导打来电话，言谈中就问起这条微博。这个反应速度让刘顿时感觉到压力。几天之后，他仍接到电话，“老朋友”建议他不要再谈论这个话题。

　　曾被评为“十佳法官”的妻子，也为此和他吵得天翻地覆，说他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刘说，他和妻子的分歧，在于妻子不相信官场腐败面前个人的力量，但喜欢《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的自己，“相信世间有侠义，而我要做那个侠义之人”。

　　更早之前晒了财产的张天成，事后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初时一度张扬试水意义，后来则反复强调这是“个人行为”。

　　2013年1月25日，当南方周末记者联络张天成时，他强调“自己晒的东西本是私货”，并不愿再多谈此事，只希望“守护我的宁静”。

　　后有来者

　　后来者，正在他们的鼓舞下出现。

　　上海社会主义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书记徐剑锋，就是跃跃欲试者之一。

　　搞政治学研究出身的徐剑锋，十年前就从学术界的讨论中开始关注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这些年，他就这个问题，在报刊上发表过“比较尖锐”的文章。

　　“我也在考虑，2013年适当的时候，在微博上公布自己的家庭财产。”这位副处级官员说，正在大学学习法律专业的女儿，也对自己很支持。

　　“现在的年轻人，接触的信息多，对世界潮流看得很清楚，他们知道什么是文明和落后。”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女儿告诉他，不仅你应该公布，所有官员都应该如此。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赵耀彤则对这些勇敢者“满心尊重和羡慕”。他早就想公开家庭财产，尤其是“被人给气着”的时候。

　　让他气的事情，通常是“看到一些职务比我还低的人，过的那是什么日子”，以及“被人说，你一个法院副院长，肯定如何如何”。

　　赵耀彤的职位，级别不高，权力可不小。

　　“每天都有寻租的机会，不用寻，都是送上门的。”赵耀彤说，先前这些公开家庭财产的官员，大多生活在“清水衙门”里，可自己不一样，如果勇敢公布出来，又有更深层次的价值。

　　他说这是“大丈夫做事”，倒不在乎自个儿的仕途得失，但妻子的情况却让他无比纠结。

　　赵耀彤的妻子在一个众所周知的肥缺机关，福利优厚。

　　“作为家属，我算是沾了媳妇单位的便宜，却因为自个公布家庭财产的主张，把人家单位放在火上烤，那我算什么人呢？”赵耀彤觉得没法过道义这一关，知道他想法的友人也因此劝他打消念头，而妻子已经放话出来，“你公开，就离婚”。

　　“也许有一天，我会豪气冲天地上微博捅出来。”赵耀彤并没有放弃。

　　像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议论，越来越多地出现官员们的饭局上。2013年1月25日，广州一家偏僻餐厅的包房里，七位多年好友正对此热烈讨论。他们大多都不到40岁，其中有两位处长，三位副处，一位科级，另外的一位则在2011年离开政府下海经商。

　　“我们过得太累了，连兄弟吃饭都躲在这里。谁不想阳光生活？”其中一位副处长说。他们全都愿意公开财产，但有趣的是，谁也不愿意像那些公开晒家产的人一样主动站出来“都怕枪打出头鸟，但我们都在等那声号令枪”。

　　不只是在饭桌上，在各地陆续举行的“两会”会场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官员不再回避这个问题。

　　珠海万山镇副镇长王胜就是其中之一。在比广州“两会”稍迟的珠海“两会”现场，他向现场记者公布了自己“两套房、一部车”。

　　当时，现场记者提出这个问题，同在一个会场的多位官员都以“还没出台政策”等理由拒绝回答，而王胜选择了实话实说。

　　这个水产养殖专业毕业、42岁的书生样干部，长期来专心于钻研自己分管的“渔业”领域，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这个议题并未关心。

　　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作答具有“宏大意义”，只是被问起来，就实话实说，无需隐瞒，也不怕查证。在接受采访时，他也不惮于主动提及过去被纪委约谈的经历在一次处理渔业纠纷时，一方怀疑他收了好处而举报，纪委查了自己半个月，没有发现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王胜幸运地得到了自己领导的宽慰“不要有思想负担”，而妻子也没在意，只是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

　　王胜遇到的场景，也出现在安徽省“两会”上，尽管很多官员也是在强调要“等组织统一行动”，但铜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晶璘、滁州市琅琊区委书记高怀忠、滁州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刘茂松、全椒县委书记盛必龙、怀宁县教育局副局长陈新等人，都大方地对记者详细道出收入和家产情况。

　　毫无疑问，这样的星星之火，将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体制内自觉推动政策的行为，”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官员主动公开了财产，我们离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出台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