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高院白皮书：“仇富仇官”成网络舆论焦点

　　新年伊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又“大胆”了一把：领全国法院之先，出版了网络舆情白皮书。18日，广东省高院副院长陈华杰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这一“大胆”行为是广东法院逐步“强化司法宣传、完善司法公开”的又一重大举措。

　　这本《司法公正与网络舆情广东法院网络舆情白皮书》近16万字，收录了近两年来15件广东法院应对网络舆情的经典案例，包括胡益华抢劫、杀警案的“微笑之问”、青年郑冠群身在安徽却被广东法院“判刑”事件、14岁少年被指“黑社会大佬”、母亲溺死脑瘫儿案等，这类实例剖析占该书的主要篇幅。

　　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在为该书作序时表示，期待以此方式，主动公开法院的各项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推进司法作风改进，促进审判工作公正高效廉洁。

　　其实，广东法院完善司法公开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省高院新闻发言人曾称，要让庭审像体育比赛一样公开进行。

　　2012年，广东省高院微博直播了“iPad”商标归属之争，引起全国关注。仅省高院一年就拿出了11宗经典案例进行了微博直播。

　　广州法院的步子迈得更大。自2012年7月开始，广州市中院与金羊网合作，开通了“庭审直击”的全程视频直播。截至目前，已经直播了149期，基本实现了“天天有直播”。民告官、茶水费、保护伞等“敏感案件”都出现在直播之列。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据了解，广东法院目前正在积极推行裁判文书全面上网公开。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已经实现了裁判文书全面上网，案件当事人登陆法院网站就可以查阅涉案法律文书，案件的排期情况、承办法官、跟案助理的姓名及联系方式等均可以通过网站、多媒体及电话等多种方式查询。南山区法院网站点击率突破440万，在全国基层法院中居前三名。

　　羊城晚报记者 林洁

　　实习生 赵阳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说：“面对网上舆情，我们不回避、不推诿、不掩饰，以诚恳的态度与网民交流，主动公开法院的各项工作，自觉接受社会舆论监督，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期盼、新要求。”

　　蛇年新春，广东省法院出版的《司法公正与网络舆情广东法院网络舆情白皮书》以郑鄂的这番话为序。

　　正如书中描述，法院是社会各种矛盾的聚集地，更容易引起大众关注而成为舆论焦点。

　　司法统计显示，近三年来，广东省法院受理的案件以年均5.21%的速度增长。民商事案件从过去简单的离婚、债权债务纠纷扩展到财产分割、股权纠纷、继承权争议等多重、复杂关系；商事案件更是从过去单一的国企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国企与民企、外企、股份制企业之间，企业与自然人之间等多元、多层关系，矛盾纠纷牵涉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时期。当矛盾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群众对法院的期望值高，同时也由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试图通过网络舆论施加影响，左右法院的裁决。

　　广东法院如何应对？

　　“仇富仇官”制造网络焦点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调研，分析了这几年网络舆论对个案的关注程度，总结了五类民众关注的焦点。

　　在“仇富”心理下对诉讼双方地位明显不对等的案件给予高度关注。

　　“杭州飙车案”之所以由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件发展为社会关注的公共事件，对肇事者定交通肇事罪还是定危害公共安全罪引起广泛争论，对肇事者庭审中用“替身”之怀疑，很大程度上均源于肇事者的“富二代”身份。究其原因，是网民对资本权贵、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分化问题极为敏感。

　　在“仇官”心理下对关系官员身份职责、品德能力的案件尤其关注。

　　《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中《1998~2010年中国重大网络事件与传播特征》一文对1998—2010年发生的21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进行系统分析，发现重大网络事件涉及的十大阶层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约占36%。虽然他们在整个社会阶层中仅占2%，但控制着整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对社会发展、个人前途命运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网民对他们的道德品质、管理能力、工作作风等给予了无限的关注。如“一个‘讼托’撂倒湛江中院9名法官”案件。

　　道德与法律产生冲突的案件容易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

　　网络舆论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道德规范来判断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高尚与卑劣等，其道德观标准较高；而法院审判案件，必须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法律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只能维护最基本的道德和秩序。此时，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裁量之间必然产生一定的冲突和错位。如东莞法院审理的“母亲溺死一对亲生儿”一案，当不同价值取向、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法律价值运用等矛盾冲突交织于某一个诉讼案件时，就会引发网络舆论的高度关注。

　　公益类、群体性案件也容易成为网络舆论焦点。

　　随着对生存权、发展权、财产权关注度提高，此类案件在网络时代很容易成为公众议题。如环境保护案件、城市拆迁案件、食品安全案件、小区业主维权案件等，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在网上往往具有一呼百应的效应。

　　透过个案对政治和经济改革、社会管理创新等方面给予高度关注。

　　一些热衷时政、关心法治的网友还会就司法政策制定、法院改革等宏观领域发表真知灼见；对各种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的颁布实施等进行热烈讨论，表达意见和建议，有关机关无疑在网民热烈的建议和讨论中收获最大。如对《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征求意见时，关于将妇女产假由90天增至14周的问题，各界网民纷纷发表了意见和看法。在激烈的讨论声中，一方面，为立法者完善法律法规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另一方面，消减了法律法规颁布实施的阻力，巩固了其颁布的群众基础，有利于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

　　网络舆情的四种处置

　　广东省高院副院长陈华杰认为，法院网络舆情事件除了引发汹涌的民意表达外，还在现实中影响法院公信力，进而导致法院工作量加大、法院和法官形象受损，甚至威胁法院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在陈华杰看来，首要的是建立网络舆情快速反应机制。

　　比如首先要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系统，掌握现代化的舆情监控手段。广东省高级法院于2009年5月建成开通的“广东法院宣传工作管理与舆情动态网”，集宣传管理与舆情监控于一身，通过24小时搜集400多个国内主要网站、论坛上有关法院判决执行工作及队伍建设的新闻报道和网民反馈，为全省法院实时掌握舆情、回应民意提供了帮助。

　　广东法院网络舆情白皮书中，对网络舆情列出了四种处置方式。

　　一是涉事方的回应是处置舆情事件的治本之策。总体来看，各种舆情事件，只要涉事方回应都会令舆情走势回落。

　　二是涉事方判断准确，及早介入，可主导舆情走势。

　　三是针对帖子题目、题材、网络表达手法等有针对性地回应。根据观察，帖子题目、题材、网络表达手法等对舆情发展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广东省广州海事法院2009年出国考察事件中，最初的帖名为：“考察报告抄袭作假、考察11国花费巨额费用”，更名为“到沙漠考察海洋污染”后才引爆舆论。

　　四是特殊时期、特殊因素对舆情事件具有遏制或推动作用。如每年年底、春节前、全国及各省“两会”、大学生毕业期等，与此相关的司法救助、劳动争议、就业等话题都会被热议或转化为舆情事件。

　　这本网络舆情白皮书在结尾处还强调，网络立法已成为当务之急。

　　案例

　　透视韩群凤溺死双胞胎脑瘫儿案

　　司法不排斥民意但民意不是司法

　　这是法院善用新型媒体、主动公开的经典案例，展示了公众对案件的评判从最初一边倒支持悲情母亲到理性回归的全过程。

　　舆情汹涌

　　2011年5月16日，即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前夕，有媒体一篇题为《绝望溺毙两子白领求死不成》的报道引发社会强烈反响。韩群凤的亲朋好友、住地居民近千人向东莞检察机关递交联名信，要求对韩轻判。

　　5月18日，该媒体再刊登《拿什么拯救脑瘫儿父母》的报道。检察机关认为，鉴于被告人在作案时控制能力明显削弱，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月19日，残障儿童母亲群体发出呼声，十多万网友集体为韩群凤求情。

　　5月20日，法学专家探讨“慈母溺子案”，呼吁社会援助和立法保障。

　　5月31日，千名母亲为韩求情。

　　应对举措

　　韩案引起全国几十家媒体的高度关注后，案件审理法院要求承办法官首先要查明事实，坚守法律底线，既尊重民意又不被民意所左右，使承办法官能平心静气、依法审理该案而不受干扰。

　　敞开大门，公开审理。6月2日，该案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全国30余家媒体记者到场旁听，庭审秩序井然。法院充分利用官方微博平台，及时发布包括开庭时间、开庭地点、合议庭组成人员、采访流程等最新信息，回应网民联合签名要求轻判的呼声：“司法从来不排斥民意，但案件事实与判决结果理应由法官经法定程序对案件进行有效审理之后方能做出”，牢牢抓住了信息发布的主动权，最大限度地挤压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传播空间。另一方面，网络视频、微博直播庭审全过程。庭审中共发布庭审信息73条、图片9张。庭审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引起了网友的极大关注，公众的知情权通过微博庭审直播得到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微博即时互动的特点使公众对该案件所持的不同意见得到了充分表达，并使网民亲身“参与”到审判过程当中。

　　认真做好陪审员遴选工作。审理法院遴选了既具医学、心理、生理专业知识、又长期担任法院陪审员工作的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钟柏茂作为该案的陪审员参与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