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医院非典患者几无后遗症 激素用量得当

　　本报记者 陈宇浩 发自广州

　　2月25日，晴。广州，流花路。岭南早春的阳光里，广州军区总医院与往常没什么不同。

　　2002年12月，这里收治了全国首例报告非典病例患者黄杏初，之后有150多人被他传染。

　　十年后，记者来到这里，重访当年最早遭遇非典的医护工作者。对他们来说，这段记忆注定要和一辈子捆绑在一起。

　　蹊跷的发热病人

　　就是首个非典患者

　　那是2002年12月，一个看似很平常的一天。

　　跑大老远接一个发热病人？接到领导的紧急电话后，李志洪医生圆圆的脸上，透出成堆狐疑。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急诊科供职多年，他还没遇到过这种状况。

　　他隐约觉得，要出大事。

　　面包车飞驰在广州前往河源的高速上，时任呼吸科主任黄文杰、急诊科主任苏磊，还有一个护士，一路上谁都没说话。在前头开车的李志洪觉得太压抑，顺手把窗户打开了10厘米的空隙，接上病人后，这条缝也依然开着。

　　“他们说，正是我这‘10厘米’，救了一车人。”坐在记者面前的李志洪，用拇指和食指比出一段距离。说到这个“10厘米”，他明确无误地流露出自豪感。

　　在河源市人民医院等待了2个钟头后，一个人被担架抬上了车。按照李志洪的形容，“虽然没有插呼吸机，但神志模糊，根本说不动话”。此人，就是后来被认为的全国首例报告非典病例患者黄杏初。

　　接诊黄杏初后没几天，黄文杰和另一个护士，开始发烧。听到消息后，李志洪每天都会神经质地量好几遍体温，“虽然我块头大，但那种时候你要说不怕死，真的是假话。”

　　据时任呼吸内科护士长李艳春回忆，大概没过多久，黄文杰等人就“好了”。有人说，因为工作关系，医护人员的抗病毒能力比较强，“扛过去了”；也有人说，李志洪的“10厘米车窗”，让当时车内的空气充分对流，传染性大大下降。

　　最初的恐慌

　　成为绝地反击的能量

　　2003年1月21日，同样是以广州为样本，“非典型性肺炎”被正式命名。

　　“在那场大灾的早期，整个广东无疑是全国的焦点。”在非典结束后，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曾如此定义。

　　这样的角色，让广州人提早释放出绝地的能量。现任广州军区总医院检验科主任的石玉玲，那时刚刚从驻港部队回到医院。据石玉玲回忆，2月初，除了广州军区总医院，中山二院、177医院、市八院等传染病区，床位已经出现大面积饱和。当时2号楼四层的西侧走廊，是广州军区总医院的“非典区域”。前后收治的近40位病人，就在这里被隔离。

　　像李艳春这样，当时在这里工作的护士，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每天进病房前，穿戴就要花20多分钟，口罩、帽子、防护服，必要的时候还要戴上眼镜。有一次插呼吸机的时候，病人突然喷痰，几个小护士当场就吓哭了。

　　每天增加的数字，一串串像是后发制人的长跑运动员一样，开始打破病人们原本就不坚固的“精神防线”。

　　看到这种情况，李艳春决定“豁出去”了。除了日常护理，没事的时候，她也会戴着口罩在病房里转悠，陪一些病人聊聊天。“其实我们的命运是拴在一起的，他们快点好起来，也是救了我们自己。”

　　之后不久，钟南山担任所长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把所有医院的重症病人都接到了自己这里，统一救治。夜以继日地攻关研究，在2月初就拿出了有效的治疗方案，抢救成功率达到了96.2%，让广东人看到了抗击非典的曙光。

　　非典之后

　　一位医生的十年追踪

　　接受记者采访前不久，石玉玲刚刚和一位“老朋友”见了面。这是当年住院的一名患者，石玉玲习惯把他称作“老朋友”。

　　从2003年至今，石玉玲已经对他追踪了10年，“至今一直很健康。”前段时间，有关非典后遗症的话题，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因为皮质激素用量得当，当年广州军区总医院收治的病人，几乎没有后遗症。

　　而被追踪目标态度的变化，也像一张广州人“恐典”心理的平复曲线图。

　　当年有个出租车司机，治好后头几年，每年恨不得做两、三次体检，而且一有头痛脑热，就会给石玉玲打电话。

　　也有一些人，不愿再提当年，有意地跟石玉玲“断了联系”。

　　像首个患者黄杏初，据记者了解，他连春节都没回河源老家紫金县，家门口那幅春联，还是乡亲帮忙贴上去的。还有已经考上大学的“非典孤儿”杰仔，也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2003年之后，他们就像SARS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十年前那场遥远的伤痛，带给广州的还有一系列防疫措施的完善，以及对个体生命的更加尊重。

　　就在半年前，投资5.46亿的广东省疾控中心启动使用。“现在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规范化了。”广东疾控中心流行病防治所所长何剑锋说。

　　也许，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铭记当年。检验得失，并保障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