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高峰 江跃中 于明山
行业垄断如何打破?高管高薪如何限制?隐性收入如何管理?收入“倍增”怎样才不会变为数字上的“被增”……尽管两会召开前,国务院已发布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但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一连串问号,其实并没有“拉直”。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确保制度建设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收入分配改革,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更多更公平”,究竟怎么才能实现?昨天,记者采访了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听听他们如何为收入分配改革出谋划策。
1 分配如何才公平?打破垄断改变初次分配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要搞好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打破行业垄断造成的初次分配就产生不公的格局。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初次分配作为重点,另一种意见是以二次分配作为重点。我的意见是二次分配也重要,但首先是初次分配。”
厉以宁说,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但在中国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原因有很多,包括历史原因,包括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等等,但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中国经济生活中,行业垄断严重阻碍了市场中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2 国企老总高薪如何限制?收入构成应透明化
对此,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也有同感。“国企和央企,特别是垄断性行业国企和央企的领导与员工,因为限制不多,收入普遍比较高,一些老总年收入动辄几百万元。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表面上看工资并不高,但‘隐性收入’较高,比如福利待遇多,每年有旅游等。”
如何才能破除垄断?黄泽民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关键是首先要改革经济体制。“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讲了也是白讲。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其中就包括国企改革,打破垄断。现在的体制,今天是政府官员,明天就是国企老总,国企改革关系着他们的切身利益,怎么改都是问题。”
除此之外,黄泽民认为,要真正限制国企老总高薪,还必须有一些具体的甚至法律性的手段,使收入分配透明化,收入分配的具体数字得到公布。
“比如这个国企老总,一年的收入是多少,是由什么构成的,合不合理,都应公示出来,接受民众监督。”黄泽民说,还要对收入分配制度立法,不能光有行政规定,这样就能根据法律定标准,杜绝随意性。
3 隐性收入如何监控?完善基础数据信息体系
垄断行业和国企的收入,不光包括工资收入,还包括大量福利和隐性收入,这些收入如何监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南)院长迟福林建议,应尽快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信息体系,加快居民个人收入记录和统计,争取尽快覆盖所有的城乡居民;其次是加快建立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包括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报销制度等。
4 “倍增”如何不“被增”?“少取多予”惠及贫困者
《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此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提出了“最低工资年均增长13%以上、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5%、‘十二五’期间职工工资翻番”规划。
这种“倍增”怎样才能不成为统计数字上的“被增”?代表委员们认为,要让中低收入者真正得到实惠,就必须真正提低、扩中,使中低收入阶层增长大大快于高收入阶层,而不是仅仅在平均数字上好看、“倍增”。
迟福林委员分析,目前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只占23%左右,如果能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提高至40%以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从3亿扩大到6亿人左右,这将奠定“橄榄型”社会基础,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低收入群体会进入到中等收入的行列。
怎样才能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用“多予少取”和“抽肥补瘦”给以形象的概括。
“多予,就是要做好转移支付。”贾康说,转移支付就是财政取之于民时侧重“抽肥”,多从高收入群体入手,用之于民时则侧重“补瘦”,包括对欠发达地区给予的扶助和支持,也包括对低收入和困难人群的直接帮扶。
5 低收入生活如何改善?基本公共服务要有保障
“居民收入不仅包括工资、奖金等货币收入,也包括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待遇。”迟福林认为,从现实情况看,中低收入者之所以当前收入、财富水平偏低,主要原因是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实际税负水平比较重、财产权未得到有效保障等等。要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必须正视这些难题。
贾康建议,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力支持,加大教育、就业、扶贫开发等支出;还要加强对困难群体救助和帮扶,健全城乡低保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补贴制度,完善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等。
6 如何合理征收个税? 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
在“多予”的同时,还要“少取”。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建议,除了提高老百姓工资财产性收入外,还应提高个税起征点,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
在李书福看来,当前物价上涨的幅度已远大于个人所得税,目前个税征收标准没有考虑中国各地生活成本的差异,实行单一标准,从而导致生活成本高昂的地区工薪阶层税负较重,生活困难。为此,他建议把个税起征点提至6000元,同时降低工资收入的最高税率。另外,在计税方式上,不一定按照现在的个人交税,“最合理应该是按照家庭收入的总和,扣掉家庭费用,剩下的钱去交税。”
迟福林也提出类似建议: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一方面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等方式,减轻中等收入人群的税负;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减税,通过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更多人就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特派记者 潘高峰 江跃中 于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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