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被记者们围住采访。 记者顾展旭、庄小龙摄
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哽咽落泪谈“器官移植”:让器官捐献深入人心
“今年底,人体器官捐献分配系统的基本设施就可完善,人体器官捐献信息今年要实现全国联网!”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充满信心,“建立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是器官移植医生的梦。这个梦已经看到了曙光,中国人的器官移植梦很快就要实现了!”
文/记者刘蕤红、王鹤、李颖、贺涵甫
数字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有超过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可实际能够接受移植的人不足1/100,器官供体需求的巨大缺口急需解决。
声音 我们经过两三年的试点,做了三件事,有了基本的框架和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法律依据、组织框架;二是设定了中国的死亡判断三类标准:即脑死亡、心脑死亡和心死亡标准,供公民选择,这符合中国的文化和国情;三是设立了中国特色的人道主义救助体系。
黄洁夫 器官捐献的配套设施还没成熟 说起“器官移植梦”,67岁的黄洁夫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忍不住落泪。作为中国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黄洁夫被视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掌门人”,多年来为中国的器官移植体系建立奔走呼告。
去年底,黄洁夫到广州参加会议时,就利用会议间隙亲手主刀了3例肝移植手术。当本报记者提起此事时,黄洁夫说:“我去年做的肝移植手术有500多例,去年11月到广州做的那台肝移植手术,是按照中国标准公民自愿捐献的首例肝移植手术。我作为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委员会(OTC)的主任委员,我要带头去向捐献者鞠躬,让医务人员尊重生命,同时推广宣传我们的器官捐献工作。”
采访中,黄洁夫谈起了自己的“中国梦”。他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梦,扎根于“中国梦”之间,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而他的这个梦就是“建立中国自己的器官捐献体系”。
“但是,中国的器官捐献的配套设施还没成熟。”黄洁夫说,“我们经过两三年的试点,做了三件事,有了基本的框架和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法律依据、组织框架;二是设定了中国的死亡判断三类标准:即脑死亡、心脑死亡和心死亡标准,供公民选择,这符合中国的文化和国情;三是设立了中国特色的人道主义救助体系。”
“这个大的框架和方向有了,下一步就是要完善具体工作。”他说到了器官移植工作的具体环节:上游的器官捐献由红十字会负责,下游从事移植的医院的监管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中游的器官获取和分配则由红十字会和卫生行政部门一起负责。目前,国务院批了一个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就设在红十字会下面。
“尽管全国器官捐献试点开展的时间不长,但这项工作正在逐步推开。”黄洁夫介绍,目前,全国的器官捐献正以每天两例的速度增加。“全国器官捐献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按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的说法,今年年底,各项基本设施就可以完善。”
器官捐献“用之救人”是“大孝” 记者问到,你今年提到要对贫困的捐助家庭进行救助,那么如何规避由此引发的器官买卖的产生?
“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坏人很难在严格的好的制度下做坏事。”黄洁夫说,“另外,我们更要让器官捐献深入人心,很多老百姓一说到器官捐献,说中国的传统道德是落后的,这个宣传其实是错误的。”
孔夫子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因此有人认为捐出器官是“弃之不孝”。对于这个阻碍器官捐献的传统理念,黄洁夫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孔夫子的话强调的是身体发肤毁伤后弃之不孝,绝对不是“用之不孝”,用之是救人,这是“大孝”,孔夫子说“医乃仁术”,他怎么会反对捐献器官呢?“我相信如果孔夫子他老人家还在,肯定会同意我的说法。”黄洁夫认真地说。
“现在落后的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是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所以一方面要从制度层面,另一方面要从道德方面来做好这个工作。”
“我们做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青年学生愿意捐献器官。”黄洁夫说,“日前,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全体领导集体签名,自愿在不幸失去生命后捐献器官。”现在,愿意捐赠器官的群体,不单包括学生,很多农民工、打工者也都愿意捐赠,领导干部们也在身体力行。比如,卫生部部长陈竺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华建敏都表态要填写器官捐献志愿书,“我自己早已填写了志愿书”。
“器官移植这个梦,凝聚着中国几代人的期望。今天我们开展公民器官自愿捐献,为实现这个梦铺平了道路,指引了方向。”黄洁夫对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充满了感触和期望。
他认为,实现“中国梦”不能只靠GDP的倍增,更重要的是靠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一直倡导仁爱和关怀,而器官捐献能让千千万万器官衰竭的人延续生命,是中华文化的最好体现。它不仅是‘中国梦’的一部分,更是一道亮丽的中国风。希望更多的人把这份爱心传递,让‘中国梦’、中国风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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