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是政府的重要拐杖”渐成为共识，但这根拐杖偏弱也是不争的事实。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一直被寄予厚望，但数以百万计的社会组织因困于社团登记制度而不能茁壮成长。
昨天，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人大记者会上表示，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这四大社会组织将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不再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修订涉及社会组织的三个行政法规也在呼吁多年之后被提上日程。另外，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日前谈到此问题时也强调，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等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在申请登记前，仍需要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地下社会组织”或达百万
现实中，当前社会组织注册登记的双重管理体制被视为民间机构生存的“第一道门槛”。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社会组织在注册之前首先需要自行找到一个政府机关或者党政部门成为其“业务主管”，获得其审批文件后才能顺利在民政部门登记。
大量民间社会组织业务或者活动搞得风生水起，却因为找不到这样的业务主管，只能或以公司名义注册，或者根本就不注册而处于“地下状态”。上海团市委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部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上海登记成立的各类社会组织已超过1万家，按照专家1：10的模型，未注册的自组织可能有10万家之众。
去年5月，李立国亦曾经对外透露，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5.75万个。若前述比例成立，那么全国31个省区市的各类社会组织可能高达百万计。
这些自组织辐射的群体则更广泛，且主要是青年人，比如上海个别车友会注册会员就有数万人，但是车友会基本上无法在民政部门注册。为此上海团市委探索设立了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这个中心在上海市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成立7年来为青年社会组织搭建枢纽平台、项目平台和人才平台，联系的青年组织超过400家。
即便如此，也不可能涵盖范围更广的社会组织，这其中还包括一些校友会分会组织。某高校在上海的校友会分会其实有数千人，此前他们的分会曾经获得登记，但是后来因学校名称发生变更而注销，但此后就再没能注册成功。不能注册带来的一个直接麻烦是：校友会分会没有一个合法的银行账户，他们有时的校友捐款经费高达上百万元，只能放在个人户头，靠一人拿卡、一人管密码、一人管账户这种土办法保证财务安全。
这种不便也体现在一些公益组织开展活动上，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公共关系主管朱赟皎就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他们因为“一个鸡蛋的暴走”募集了超过预计的钱款，遂向国内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征集公益项目，经过评选合格可以拨付款项支持这些组织的公益计划。虽然并不局限于成功注册的公益组织前来申请，但是从保证捐款的公益目的和执行到位来看，有登记的组织及使用机构银行账户还是更有优势。
开放更需监管配套
对于社会组织从审批制到登记制的改革也早有呼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去年底就告诉本报记者，预计在一两年内会有推进，因为未来中国社会的治理，责任不只是政府一方面，它应该是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三者协同发展，共同发挥作用的局面。
竹立家认为，没有必要对社会组织的政治风险过高估计，要建立新的观念，就是承认社会组织是政府的重要拐杖。
早在2011年2月，北京市就在全国率先提出工商经济、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四类社会组织试点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从操作层面降低社会组织的登记门槛。广东也已经启动类似改革，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不过，也有人士告诉记者，这些试点确实提供了一些便利，一些社会组织也得以成立，但是多数是以“民办非企业”的类别注册，而不是他们期待的“协会”、“联合会”等名义，尤其是个别在社会上已经有些名气的社会组织在登记时被要求改名，这对于他们此前的品牌努力当然是一种损失。
但即便如此，社会组织登记即将“破冰”还是给眼下挣扎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状态下的社会组织极大的鼓舞。南京致力于反歧视的公益组织天下公的负责人于方强就告诉本报，他们的组织因为没有找到挂靠单位，就只好以公司的名义组织，但所行还是公益的事务，“如果政策许可，我们肯定会去注册社团，因为中国社会还是不太能接受一家公司去做公益，名誉会有影响。”
另外一方面，社会组织登记开禁，由于原来“潜伏”的社会组织可能高达百万，那么一时间可能会有大量社会组织涌进民政部门登记，除了在工作量上会给政府带来压力外，这是否也会对现有的高门槛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构成竞争或者冲击？
朱赟皎说，放开社会组织登记会有助于公益慈善、社会服务这类的社会组织迅速成长，公益伙伴的增加也表明它们生存的环境在好转，从公益的角度而言，没有经济组织那种“竞争”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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