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评“获刑官减刑假释多”：要回应社会关切

　　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强调要“规范减刑、假释工作”。审议报告的一些人大代表指出，目前过多过滥的减刑、假释已引起了社会的质疑和不满，成为司法不公与腐败的一个“黑洞”。他们认为，应该切实把规范减刑、假释工作放在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高度来对待，尽快把减刑、假释，尤其是对某些贪官的减刑和假释放到阳光下接受监督。

　　有资料称，全国目前在押犯每年有二至三成可获减刑，但同为在押的贪腐高官获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的人数要大大高于该比例。全国判刑的省部级官员共计100多人，除了个别判处死刑者外，服刑者大多数都获得了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据《中国青年报》）

　　那么，获刑官员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的比例，真的很高吗？司法机关的做法会激起怎样的社会反响？该如何避免？

　　“获刑官员减刑假释多”是否属实

　　在监狱里，其实几乎每个犯人都会减刑，除非特别不配合教育改造的。由于外界对公检法司四个系统的运作不清楚，往往有神秘感，所以在印象上可能认为问题很严重。

　　新京报：有媒体报道说，全国目前在押犯每年有二至三成可获减刑。这种现象属实吗？

　　王公义：这方面的数据我没有见过。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

　　所以在监狱里，几乎每个犯人都会减刑，除非特别不配合教育改造的，而不是所说的“二至三成可获减刑”。在中国，即使是无期徒刑，按照减刑的有关法律规定，最低实际执行时间十五六年，新刑法实施后，最低执行时间也有十七八年。

　　新京报：在押的贪腐高官，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的比例会不会更高一些？

　　王公义：我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虽然有人认为比例高一些，但是缺乏具体的数据支持。

　　新京报：这种现象有多严重？

　　王公义：由于外界对公检法司四个系统的运作不清楚，往往有神秘感，所以在印象上可能认为问题很严重。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更多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一般对个案的处理，大家容易发言，而对群体层面的调研，就很难着手。何况，现在都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进了监狱，犯人都是一样的身份，没有特殊的犯人，一般也不专门进行这方面的统计。

　　新京报：根据你的研究，究竟是获刑官员减刑假释的比例多，还是民众的印象上认为多？

　　王公义：应该说二者都有。这个问题不好作为群体来研究，更多地还是结合具体的获刑官员是否存在“特权”，具体的处理条件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方法上是否得当。毕竟，每一个获刑官员的处理条件也不一样，统一的划分容易遮蔽真问题。民众的印象，主要是因为这些获刑官员本身也是公众人物，容易引起关注，加上社会贫富差距等因素导致的仇官仇腐情绪，也会无形中放大这一问题。

　　假释容易较多出现“特殊之处”

　　职务犯罪主要的惩罚是剥夺权利和政治处罚、行政处罚、经济处罚，不同于暴力犯罪，这些人对社会民众的公共安全没有太大威胁，结合法律规定，在减刑和假释方面会占一定优势。

　　新京报：获刑官员，一旦入狱就与普通囚犯无异。现在为何会出现这种在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等方面的“特权”现象？

　　王公义：减刑问题一般不会有特殊之处，但假释问题容易较多出现。第一，是年龄问题，现在监狱关押的犯人平均年龄是二三十岁，而这些获刑官员一般都在四五十岁，不少都患有各种疾病，比一般犯人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多一些，何况法律规定一般对待女性犯人或老年犯人都会适当照顾一下。第二，职务犯罪主要的惩罚是剥夺权利和政治处罚、行政处罚、经济处罚，不同于暴力犯罪，这些人对社会民众公共安全没有太大威胁，结合法律规定，在减刑和假释方面会占一定优势。第三，成本问题，国家每年给监狱的医疗费用是一定的，而这些获刑高官由于年龄问题，患病几率更高，治疗费用也高，作为监狱并不愿意他们过多地占用其他犯人的医疗资源。监狱犯人的医疗费用是国家全包的，监狱外的医疗费用是自付的。第四，现在提倡监狱管理社会化，避免“监狱人性格”，只要不危害社会安全，没有暴力倾向，国家管理犯人倾向于监狱管理与社区矫治相结合，多向社区输送一些犯人，由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管理。

　　新京报：您曾说法律对于量刑等的规定有区间弹性，具体指什么？

　　王公义：法律的规定给法官留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比如说规定犯某罪可以判刑三至五年，有的犯罪量刑还可以从有期徒刑一直到死刑等。同时，申请减刑假释的材料由监狱提供，是否采信由法院决定，而每个监狱都有驻监检察官，法院一般要先听取驻监检察官的意见。也就是说，减刑假释是在多个系统相互配合与制约下完成的。

　　要及时回应“获刑官员问题”

　　对于一些舆论关注的获刑官员，司法部门要及时回应，用事实说话，用法律说话。从每一个获刑官员的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的执法开始。

　　新京报：2009年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要求“所有职务犯罪的减刑、假释，一律实行公开听证制度；减刑、假释一律要进行公示”。提出这两个“一律”的要求，似乎也间接说明了获刑官员的“特权”问题比较严重。

　　王公义：江院长是一个很负责的法官，他的讲话给法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民众以法治国家建设的信心。但要落实讲话精神还需要政法几家密切配合，还需要把它变成法律文件，还需要社会的共同监督才能实现。形成法律文件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程序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京报：有媒体呼吁应该“完全阳光化”，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申请、考核、报减、听证、庭审、裁决都应该全部上网，接受公众监督。是否可行？

　　王公义：这个既有犯人隐私如何保护的法律问题，公开得少满足不了公众知情权，公开得多又容易侵犯犯人的人权；还有一个如何操作的问题，两百万犯人，做到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全过程完全阳光化、全部上网，首先是有没有必要，二是否现实，公开什么内容？三是公开了，利不利于这些犯人以后回归社会，回归正常生活。四是成本问题。现在的减刑假释在监狱机关和犯人中是公开的。犯人的表现和得分是每日公开的，减刑假释的条件基本上是累计出来的，法院的裁决是公开进行的，应该说，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整体上还是公开透明的。

　　新京报：一方面，两个“一律”缺乏操作性；另一方面，民众又对获刑官员的“特权”很敏感，如何解决？

　　王公义：操作性是有的，但完善需要过程。可以按照江院长的讲话精神，首先，要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内做到最大限度的透明，公示，公开。其次，在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同时，也需要回应社会关注。对于一些舆论关注的获刑官员，司法部门要及时回应，用事实说话，用法律说话。从每一个获刑官员的减刑、假释或保外就医的执法开始，既严格程序，也欢迎监督，同时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不能我行我素，不理会社会及舆论关注。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新京报漫画/许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