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权力监督重在公开

　　2012年年底，《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提出以房产公开作为官员财产公开的突破口，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评为“2012年最有价值的50个观点”之一。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中，有多年党建、反腐研究经验的黄苇町表示，房产公开只是反腐败的一个小的突破口，真正的治本之策还是党中央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也就是要加强对公共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除了要规范权力运行程序和分权制约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开运行过程和结果，也是保证群众进行监督的重要条件。

　　“继续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反腐败的核心诉求之一。”黄苇町表示。

　　公开是监督的根本

　　《21世纪》：十八大前后，反腐败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您怎么看近期一系列反腐败举措，包括中央史无前例的公开了一部分中央委员的家属及工作情况，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黄苇町：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抓党风廉政建设时表现出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在从严治党上中央领导率先垂范。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颁布的第一个廉政建设方面的文件就是“八项规定”，管的是中央政治局，开始并没有涉及下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但因为做到了“先禁其身而后人”，很快就产生了“不令而行”的效果，带来了各级党风政风的大转变。

　　另一个就是公开。古语说：“君子坦荡荡”，没有什么怕人知道的。这次把一部分中央领导人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的信息也都公开了，是一个重要信号。就是说群众也可以直接监督更高层的领导。这样做的一个副产品是：一些敌对势力编造的有关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21世纪》：您说的这个公开具体包括哪些？对反腐有什么样的作用？目前在公开上做到哪一步了？

　　黄苇町：目前反腐面临的核心问题在于公共权力的监督。首先，权力运行要公开透明。现在有些地方和部门公权力的行使，仍存在“先做决定，后走程序”的现象，导致很多法定程序在实际上的落空。因此，实现真正的监督制约，必须做到程序透明。我们强调要做到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厂务公开、企务公开，不只是让干部监督，也是让群众监督。但有的地方仍存在“开大会决定小事，开小会决定大事,不开会决定最重要的事”，这就是一种假公开假民主，实质上仍是暗箱操作和个人专断。

　　其次，要在权力运行的结果层面进行监督。包括决策是否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是否廉洁奉公。为什么人们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很大。因为可以通过财产变化去倒查官员有没有以权谋私。

　　在财产方面，如果把我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包括主动申报和随机核查结合起来执行，对反腐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有一个过程。第一步要促进主动申报，进而逐步走向财产公开。我们已经看到部分地区对财产公开进行了试点，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但目前距全面的财产公开还有一个过程，因为全面公开需要一系列制度建设作基础，包括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和财税制度等。因此，我建议以房产公开为突破口。理由有两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二是“房叔”、“房妹”等一大批“房多多”的现实案例，表明确实可以从房产查出腐败问题。有人以侵害隐私权为理由反对财产公开。但官员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必然成为隐私权很小的透明人。而且，岂止是财产。重庆不雅视频案件牵出10多名官员后，有评论说，官员将实实在在地进入“高危阶段”，因为“仕途会充满摄像头”。当然，对于以此讹诈来获取非法利益者要依法惩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官员在“众目睽睽”下不敢越雷池一步，也是制约权力的一种无形的笼子。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21世纪》：在具体的反腐工作上，哪些部门承担的责任更大？理想的反腐败机制应该是怎样的？

　　黄苇町：目前，反腐工作首先是纪委在抓，但纪委主要管党纪政纪处理阶段的违纪行为，一旦触犯刑律，就必须移交司法机关。这里的关键在于党也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党代法、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相关人员触犯刑律，就必须移送司法机关。

　　纪委的一个特点是机构可以垂直分布到最基层，最基层的党支部都有纪检委员，纪委的队伍比检察院大得多。我们党是执政党，直接掌握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又多是党员，另外，党内违纪的人比违法的人要多得多，2011年60多万件违纪案件，移送检察院的只有2.4万多件。从这一个角度看，纪委承担的工作是大量的。从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还是要通过发展民主来遏制腐败，而不是仅依靠专门机关。纪检干部不能享有特权，也要接受群众监督。现在有些纪检干部就是因为权力过大出了问题。今后我们还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社会监督和司法监督的作用，形成反腐败的合力。

　　《21世纪》：能否谈谈这些年反腐错失的机会及面临的问题？

　　黄苇町：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为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证。但与反腐败有关的一些配套改革上，我们还是有可以总结之处。

　　一是如果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个人所得税制度能够在改革初期就及早推出和完善，而不是拖到社会和个人财产存量都已很大的时候，改革的阻力就不会这么大，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也就可以在遏制腐败上发挥更大作用。现在推出，复杂性就大大增加。二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清，权力还过多地介入资源分配，成为滋生腐败的重要因素。三是对外经济活动激增的情况下监管没有跟上，导致我国海外资产流失严重。四是在国有资产改制期间，我们的反腐措施也没有及时加强，形成大量的经理人自肥现象，导致侵吞国有资产现象非常严重。而造成这些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民主和公开，所以，我们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