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年：疾控之变 直报疫情

　　2009年6月17日，武汉P3（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对运抵的甲型H1N1流感生产用毒株进行培养。海浪 摄

　　SARS后十年，是中国疾控体系发展的十年。从中国CDC建立，到地方防疫站更名，转变的不仅仅是名称，而是从职能、人员和理念的全方位变化。近年来多起疫情的迅速监控，检验了疫控体系的进步。

　　SARS后，疫情监测系统发挥很大作用。2009年5月，中国暴发甲流疫情。从第一例病人开始，就引起卫生系统和疾控系统的注意，并做到隔离。时年9月，针对甲流的疫苗就已上市，近一亿人接种，成绩非常突出。

　　中国疾控中心（中国CDC）2002年创建，基层网络尚未建立之际，SARS就给这个不满周岁的系统迎头痛击。

　　“假如再给我3年时间（来建设疾控体系），我们就能应对SARS。”十年后，中国CDC首任主任李立明说。他唯一遗憾的就是SARS来得太早了。

　　建立网络直报系统

　　2000年，李立明调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负责改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创建中国CDC。2002年1月，中国CDC成立。当年11月16日，广东发生SARS疫情。

　　李立明说，当时4个司局级单位合并在一起，内部人事还没有捋顺，疾控观念尚在树立；地方网络也尚未建立，除了少数省份将省级防疫站更名为CDC外，更多地方仍称为防疫站，承担卫生监督和防疫职能。

　　SARS前期，CDC的任务主要还是以查找病原体为主。但“SARS中期，中国打了一个策略调整仗”。3月9日，中国CDC首席科学家曾光说。

　　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重视疾控的作用，并开始建立有效的疫情上报机制。

　　中国CDC原副主任许桂华说，当时各地汇报疫情由各级卫生局报给当地地方政府，再有地方政府报给上级政府，再汇总到卫生部。中国CDC最终拿到的疫情是通过卫生部转送过来的，时间滞后。

　　但中国CDC需要第一时间掌握疫情信息，分析疫情变化，给决策层建议，迟缓的信息报告系统无法担此重任。

　　当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下达命令，并拨款5.68亿，中国CDC迅速建立网络直报系统。许桂华说，当时用了3个月建立疫情上报制度，直接将电脑配备到乡级卫生院，并统一制定疫情报告卡。

　　如今，中国CDC主任王宇一上班打开电脑，就能在网络直报系统内看到各地上报的疫情情况，甲乙丙三类传染病必须报告外，不明疾病也在这个系统中汇报。

　　基层医院的医生都有权力填写报告卡，登录这个系统向上级报告病例。得益于网络直报系统，这十年来发生的疫情，卫生部均能第一时间知晓。

　　对此，钟南山院士在今年两会时说，SARS后疫情监测系统发挥很大作用。其中在禽流感、甲流疫情中表现非常突出。

　　瞒报固化思维改变

　　SARS之前，许多地方曾瞒报疫情。中国CDC病毒所教授张礼璧说，1999年青海发现脊灰病例（小儿麻痹），他作为世卫组织亚太地区脊灰实验室主任，对外报告时还受到组织批评，说没有做好保密工作。

　　“有时保密到连国家领导人都不知道。”3月11日，中国CDC传染病所所长徐建国说，SARS之前，疫情不透明是传统思维。

　　让徐建国感受最深的是1999年，安徽、江苏发生大肠杆菌0157病毒疫情，那次官方统计感染人数高达2万多人，死亡177人。而这样一起重大疫情至今仍没得到公开。

　　SARS期间，瞒报疫情曾受到世卫组织严厉通报。2003年3月29日，世卫组织称，尽管北京称已有效控制，但中国疫情可能比预期严重得多。

　　徐建国说，SARS在广东流行时，国家传染病技术指导部门的专家们，也不是很清楚疫情的情况。信息公开的滞后性，也直接导致了北京疫情扩大。

　　原中国CDC病毒所研究员陈立说，SARS发生后，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建立，改变了以往疫情瞒报的固定思维。他曾参与处理过2007年长春市“格林巴利病毒”感染案例。

　　当时，一家区级CDC在长春医院做检测时发现可疑病例，第一时间在网络直报系统上报。卫生部根据信息情况，组成细菌、中毒、现场流行病、病毒各类专家前去处置。

　　陈立等到达现场后，走访调查，排除化工厂泄漏的可能性。最终在实验室分离出“格林巴利”病毒，确定为肠道细菌感染。随后，疾控人员对饮水、食品做出防护，有效控制住疫情。

　　但陈立发现，现在一些地方对疫情直报出现新情况。“有些地方对能诊断的病，怕担责任，于是就按不明疾病报上来，让卫生部派专家去指导。”

　　2010年，桂林通过网络直报系统上报不明疫情，国家卫生部紧急派专家组前去处置。而陈立他们到当地发现，手足口症状已很明显，临床医生就应该做出诊断。

　　公共卫生投入失衡

　　SARS后，国家财政拿出上百亿打造疾控系统，吴仪批示为中国CDC增加特殊津贴和高风险津贴。

　　但投入并不稳定，疾控中心早已开始四处借贷，如今已负债数千万。由于待遇等方面的问题，疾控系统人才流失严重，导致中国CDC一个科学家兼几个学科。有些传染病，例如炭疽，一个对口的专家也没有。

　　徐建国说，国家投入很不均衡，大家都很关心的病，投入钱很多，但对有些传染病，几乎没有投入。

　　投资失衡直接带来疫情防疫的失败。2011年8月，在宣布消灭脊灰11年后，新疆暴发输入性脊灰感染疫情，这次脊灰病毒源自巴基斯坦。徐建国说，疫情发生后，国家拨3个多亿应对，通过补打疫苗，普及接种率，终于在2012年4月，世卫组织再次确认中国从脊灰国家名单中撤出。

　　“有买疫苗的钱，没有打疫苗的钱。”徐建国用这句形象的话指出问题所在。基层偏远地区，没有给防疫人员补贴，直接导致接种疫苗不积极。这次新疆的疫情，很大原因就是防疫人员不愿出去接种。而2011年9月，3名新疆脊灰携带者到北京读书，但没引起北京新发病例，关键因素也在于北京脊灰疫苗接种率高。

　　对此，河南民权县卫生局一名内部人士说，疾控在他们眼里属于公益性事业，没有创收，疾控人员下去做流行病调查，一般都是坐公交车或骑自行车，除了工资外没有额外的投入。

　　“正常的工资都不能全额发放。”这位人士说，打一针疫苗，只收费2元，导致疾控人员外出接种积极性差。

　　徐建国认为，这反映出机制出了问题，值得反思。

　　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

　　追踪病毒

　　2003年2月11日

　　广东省卫生厅将此前在广东暴发的未知疾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

　　2003年2月18日

　　中国CDC宣布，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这一结论由洪涛院士做出。

　　2003年3月15日

　　世卫组织正式将此病命名为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2003年3月22日

　　香港大学袁国勇研究小组最先宣布分离出一种未知的冠状病毒。

　　2003年4月16日

　　世卫组织宣布，一种人类过去从未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正是SARS的病原。

　　病毒实验室：

　　最安全的危险区

　　病毒实验室发生SARS病毒泄漏后，从建设到管理，发展迅速；但人员培训等软件仍欠缺。

　　中国CDC病毒所旧址位于北京西城区南横街，狭小院子被民房包围。若不是进到院子看到挂牌，很难想象这座普通的5层楼里面有国家最顶尖的生物病毒实验室。

　　2004年4月，两名在此做切片实验的研究生被SARS病毒感染，导致疫情发生。最终造成8人患病，1人死亡。事后，中国CDC首任主任李立明引咎辞职。SARS病毒的研究也被搁置。

　　新增顶级实验室

　　3月16日，原中国CDC副主任许桂华说，这次感染给实验室管理敲响警钟，但也有客观因素。

　　2004年之前，中国的病毒实验室发展十分落后。 张礼璧教授说，1989年，他在全国31个省市区建立脊灰实验室网络，中国各地防疫系统才有自己的病毒科研基础。

　　在SARS前，除了这次全国系统地建立病毒实验室，国家在这方面再没有大规模投入。甚至中国CDC病毒所的实验室条件也很落后，实验室、设备、动物都挤在一起。

　　SARS发生后，实验室短板暴露。病毒所的条件达不到安全保存那么多SARS毒株的条件。唯一一个P3实验室并不达标，并且没有严格的规章，人员可随便出入。

　　所谓P3实验室是负压密闭空间，设有空气过滤系统，出去的空气经过消毒处理。它对周围的距离，摆放空间的大小有要求。并且进入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需要上岗证。

　　中国CDC病毒所研究员杭长寿说，SARS发生后，中国CDC各科室都希望能得到SARS标本，但样本没有专人管理，他身边的人几乎都在研究SARS，导致样本不够用。

　　而当时病毒所除了那个P3实验室外，其他科室依靠“超净工作台”做实验，这个工作台可以放在办公室里，科研人员双手伸进去操作。事故在2004年4月发生，并非在SARS病毒实验室，而是肠道实验室内。

　　感染发生后，科技部、卫生部对全国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整改。制定了实验室制度、进出实验室流程手册、病毒泄漏预案。再有新的病毒研究，所里会指定课题组负责。此外，中国CDC新投入七八个P3实验室，分别在病毒所、传染病所、艾滋病实验室等。

　　“资金、仪器投入都跟上来了，实验条件跟美国也不相上下。”杭长寿说，关键是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实验室一整套思路明确了，应该怎么做有了固定的流程。

　　软件跟不上硬件

　　SARS发生后，病原学研究逐步得到重视。卫生部建立起覆盖31省份的专家库，哪里有疫情，卫生部立即圈定相距最近的专家赶赴现场。

　　病毒所原研究员陈立是手足口病的专家，他说，现在地方上一旦发现不明疾病就会通过直报系统报到卫生部。卫生部根据汇报，会立即组成病毒、现场流行病、中毒等专业的专家赶赴现场。

　　2011年，河南、湖北等地再次发生蜱虫叮咬传播的疾病。中国CDC派专家组前去调查发现，这次蜱虫传播疾病与2006年的无形体病不同，而是一种新型不明病毒。

　　经过多位科学家的研究，最终捕获到这种病毒，并命名为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布尼亚病毒。研究成果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

　　中国CDC主任王宇说，这是继SARS冠状病毒发现以来全球在病原学研究领域中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曾光说，现在即使发生比SARS再强一倍的传染病，中国也能成功应对。

　　SARS后，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建立，各地对疾控中心加大投入，陈立认为实验室诊断仍存在问题。主要原因是人员缺乏培训，技术跟不上。有些地方平时工作开展得少，导致设备空着无人会使。

　　2008年，陈立作为中国CDC首批专家前往汶川地震灾区防疫，他们乘直升机最先到达茂县。为了建立帐篷实验室，他们借用茂县疾控中心的“酶标仪”。

　　陈立发现当地拿来的酶标仪，根本就没有使用过。如果当地发生病毒疫情，很可能就无法发现病原；就算做出结果，也不可靠。

　　李立明说，硬件建设有了，关键的软件建设没有跟上。对人员培训，稳定科研队伍的投入仍没有重视。

　　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