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禽流感疫情调查：浙江首例患者曾吐2碗血

　　飞来禽祸

　　华东四省市禽流感疫情调查

　　SARS十周年之际，新型禽流感再现。

　　3月31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中国在全球首次发现H7N9感染人类病例。上海市死亡两例、安徽省重症一例。接下来的几天，江苏、浙江、安徽也先后通报在各自境内有感染此新型流感病毒的病例。截至4月9日20时，全国共有28例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其中9例死亡。

　　H7N9病毒究竟来自何方？在最先发现这个病毒的上海，经历了怎样的过程？那些不幸感染上的病患，他们究竟是何人，有过怎样的致命接触，又面临怎样的前景？今天的H7N9，是否会像10年的SARS，成为再次席卷中国的致命病毒？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赴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探访病患，咨询专家，了解政府各个部门的应对策略，以回答这些疑问。一切显示，H7N9虽然目前尚不具备制造更大灾难的能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对于病毒的认知仍然有限，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在未知病毒面前都有些手足无措，而面对如此变化多端的病毒，中国现有的家禽免疫政策与监控体系，似乎显得力不从心。

　　直击H7N9禽流感

　　浙江首例H7N9病毒患者：

　　一场后知后觉的死亡

　　直到去世，洪明都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病因。他先后4次就医，被医生认为出问题的脏器分别是肝、胆和肺。最终，他死于呼吸衰竭和多器官功能衰竭

　　本刊记者/陈薇 赵小燕(发自浙江杭州)

　　直到去世，浙江建德人洪明都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病因。

　　他先后4次就医，被医生认为出问题的脏器分别是肝、胆和肺。2013年3月27日凌晨，因多脏器功能衰竭，他在杭州市萧山区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去世。

　　4月1日，洪明的葬礼还没有结束，家里刚请人掐算了日子，打算第二天出殡，家里却来了不速之客。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几名工作人员来告诉洪明的妻子邱景，洪明死于H7N9，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随后，在洪家里里外外喷了消毒药水。

　　邱景茫然得很。这位初中毕业的农家妇女，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两天后，她在浙江省卫生厅发布的通报中发现了丈夫的案例：“该患者为我省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4月6日，在建德老家，邱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独家专访。她一身黑色呢衣，眼角旁残留着纸巾擦拭眼泪后的碎屑，发红的眼睛中透出忧伤与绝望。

　　“我吐了两碗血”

　　从建德市区向西南方向，沿省道直行，便可以到达洪明一家居住的村庄。这天下午，阳光如同夏日般强烈，隔壁邻居摆开了麻将摊子，老人带着孩子晒太阳逗小狗，唯有洪家门口一片死寂。

　　这是一幢路边的四层小楼，卷帘门拉下了一些，门边帖了两个簇新的红色符咒，大堂摆了一张方桌，空空如也。

　　8年前，洪明一家从邻村搬来这里。不过，他们平时在家的时间并不多。洪明是建德本地农民，初中毕业后打过零工，直到1998年进入浙江大地钢构有限公司后稳定下来。起初，他做焊工和一些杂事。2010年，他随着分公司搬迁到江苏太仓，因为菜烧得好，和妻子邱景开始在职工食堂工作。

　　洪明略胖，一米七的个头，约有一百五六十斤，在公司外号“胖子”。太仓公司职工有三四十人，洪明买菜做饭，邱景打杂。他们将3岁的小儿子带在身边，13岁的大女儿则留在建德老家读初一，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3月8日一早，洪明骑着自行车，去太仓公司附近的菜市场买回了两只宰杀好了的鸡，打算添在第二天的食堂伙食里。公司食堂伙食一般，一周也吃不上一次鸡鸭。但洪明更喜欢吃猪肉，对鸡鸭没什么兴趣。

　　第二天，邱景就做了红烧鸡块，很受欢迎，她的小儿子还吃了3个鸡翅。但洪明没有吃上。前一天，他就随部分员工前往萧山参加总公司的吊机操作培训。在去萧山的车上，司机发现，洪明开始拉肚子。

　　洪明不常到总公司来，门卫郭军在门口见着他，简单打了个招呼，“跟平常一样，没觉得他身体有什么不好”。郭军说，“胖子”和和气气的，在公司人缘不错，郭军有次去太仓公司，下午三四点才到，胖子还特意热着午饭等着他。

　　回到太仓时，已是3月11日，洪明还在拉肚子，但夫妻俩都没太上心。“可能吃坏东西了吧。”洪明对妻子说。

　　他的胃口也差起来，扫一会儿地，就觉得累，两天后，竟然连骑自行车出去买菜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让菜贩送菜过来。

　　邱景清楚地记得，3月15日，洪明开始发烧，全身冷得直抖。“快去医院看看看吧，”邱景说。

　　洪明先去了公司附近的卫生所。卫生所没有什么仪器，听到他主诉“没有胃口、拉肚子、发烧”的症状，建议他去大医院做B超，检查肝功能。

　　第二天，太仓一所中医院的B超结论是，胆囊增厚。洪明还在发烧，医院检查时体温高达40摄氏度。医生要他住院，他不愿意，担心妻子又上班又照顾自己，忙不过来。

　　但烧一直没有退。和老婆、妹妹商量过后，3月18日，洪明一个人坐了三个多小时车回到妹妹所在的建德，准备住院。第二天晚上，邱景接到他的电话，说医院给自己挂了盐水，烧退了，人舒服多了。

　　邱景还是不怎么在意。几次看病，都是丈夫自己一个人去的；而丈夫给她的信息是，自己得了胆囊炎，问题不算太大。

　　直到3月20日这天，邱景再次接到丈夫的电话。洪明告诉她，自己要转到萧山一家人民医院了，她得过来照顾才行，还说了句奇怪的话：“把儿子的学退了。”

　　邱景很奇怪：为什么？

　　这时，洪明才告诉她，病可能有些严重，“我吐了两碗血”。

　　直到洪明吐血，医院才为他拍了胸片，结论定为肺炎。从11日开始拉肚子、15日发烧、19日吐血，洪明先后4次就医，被医生认为出问题的脏器分别是肝、胆，最后是肺。但事后证明，这些都不是他真正的病因。

　　“进展太快”

　　3月21日晚上10点多，邱景拉扯着退了学的儿子，在萧山一家人民医院呼吸科见到了丈夫。洪明住在三人病房里的最外一张床，戴上了呼吸机。他神志还清楚，见到娘儿俩，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来，和小儿子用力握了一握。

　　这天晚上，洪明没怎么睡好。他时不时抬起头，听着心率检测仪发出的嘀嘀声，或者看看自己血氧饱和度的数值。仪器上显示，他的氧饱和度在90上下浮动正常人的数值应该在90至120之间。

　　不过，只要洪明拿下口罩说句话，或者吃一口菜，这个数字就会急速下降到七八十左右，他不得不因缺氧立刻重新戴上。因此，洪明很少说话或行动，只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但夫妻俩仍乐观地认为，能吃能睡，情况不算太糟。

　　此时，人民医院呼吸科渐渐发现，洪明的病情非同寻常。通常情况下，治疗肺炎的办法是合理使用抗生素，进行抗病原菌治疗；辅以吸氧、排痰、充分休息等。然而，这些办法在洪明身上并不奏效。

　　“进展太快，治疗效果不好。”该院呼吸科主任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3月20日的入院CT片显示，洪明仅有右部下方一个肺叶发生感染；到3月23日，已两肺全部感染，胸片呈现一大片的白色状，即“白肺”。形成白肺，一般都预示着肺部有9成以上已经被炎症侵袭。

　　这一天，邱景发现院内医护人员增加了防护措施，洪明也被列为“重症肺炎”，院方开始考虑是不是一种特殊的病毒，并于第二天报告了萧山区疾控中心。

　　这一天，洪明被转入单间病房，进行气管插管。结束后，一位医生对邱景说了“残忍的实话”：“这个人没用了！肺里面都是血水！”

　　邱景哭倒在地。此时，转院已无可能。她跪下来，央求医生想想办法。这天下午，医院下了第一次病危通知。

　　洪明已经不会说话了。为了不让他乱动，插管时，他的双手被固定在病床两侧，再加上镇定剂的作用，整个人昏迷着。

　　“为什么偏偏是他”

　　接下来的两天，院方先后请来两位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专家会诊。除了调整一下呼吸机参数设置，再将病床稍稍抬高一点之外，专家结论与院方一致。

　　3月25日，胸片的结果似乎稍稍好了些，但另一个坏消息同时传来，洪明已经没什么尿液了这意味着，他的肾脏开始衰竭。当天下午，他被转入医院重症监护室，做了一次透析。

　　萧山区疾控中心也有了初步结论，“甲型流感病毒(通用型)核酸检测阳性，乙型流感病毒、甲一型流感病毒、甲三型流感病毒、甲型H1N1流感病毒核酸均阴性”，这意味着，这是流感病毒，但它又不是常见的、已知的流感类型。然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毒？仍无从知晓。

　　每天下午2点到3点，是重症监护室的探视时间。3月26日这天，邱景再一次见到了病床上的丈夫。医生让邱景做好心理准备，病情反复或恶化，没有人可以掌控。但邱景看到的丈夫，脸色没有很差，全身没有浮肿，看上去似乎仍有希望。

　　然而，这却是邱景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丈夫。

　　3月27日凌晨6点多，住在医院附近宾馆里的邱景就被电话吵醒。医院通知她，从前一天傍晚起，洪明的病情急转直下，直到凌晨，戗救毫无效果。尽管医院没有正式宣布死亡，但事实上，洪明的生命，只靠一台呼吸机维持着。

　　家人最终决定，将洪明带回建德老家。医院同意了，帮他们找了一辆面包车，一直送到家里，一路上，依靠一个简易呼吸机，洪明还“象征”性地保持着呼吸，一直到家。

　　停车。抬上床。摘掉呼吸机。人，走了。

　　头几天，村里人都不敢靠近洪家。按当地习俗，出殡后要摆宴席，洪家摆了十四五桌，只坐满了一半。直到现在，洪家的垃圾还堆在门口，没有人敢来收。

　　“为什么偏偏是他呢？”邱景不时地重复着这句话，送记者出门，她只在门边站了一两秒钟，还没有来得及道别，就像是害怕外面炽热的阳光一般，一扭身钻回了家门。

　　这些天，她始终无法从突然降临的悲剧中走出来，始终想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丈夫唯一做的，不过是去市场买回来两只鸡而已。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洪明、邱景、郭军为化名)

　　江苏沭阳禽流感病例追踪

　　张明还记得，急诊室医生看了CT片之后对他说：“如果你妻子现在是七八十岁，我就会建议你把她拉回去了，挣钱不容易，花钱也是白花。”他知道医生是好意，可他执拗地说：“白花我也要花”

　　本刊记者/刘子倩(发自南京)

　　“为什么我老婆没有接触家禽也会得禽流感呢？”几天来，张明在每天仅有的30分钟探视时间内，总会重复问这个问题。

　　医生的回答也是一贯的：这是世界首次发现的病毒，究竟如何传染上的现在还不好说。

　　张明紧接着抛出第二个必问的问题：“有好转吗？”

　　“不能说好转，还是非常危险的。”主治医师说。

　　“我是问跟进院那天相比，有没有一点好转？”他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用乞求的眼神望着医生。

　　“现在只要没有恶化就是最大的胜利。”听了医生的回答，他因紧张而瞪大的眼睛稍稍放松了。

　　这天是4月5日。张明的妻子桑丽转到南京鼓楼医院的第7日。

　　他还记得一周前刚转到鼓楼医院的那个晚上，急诊室医生看了CT片之后对他说：“如果你妻子现在是七八十岁，我就会建议你把她拉回去了，挣钱不容易，花钱也是白花。”

　　张明知道医生是好意，可他执拗地说：“白花我也要花。”

　　“你快回来吧”

　　桑丽和张明都是江苏省沭阳县农民。46岁的张明在无锡打工，很少回家，47岁的桑丽一直身体不好，常闹些小毛病，不是胃难受，就是腿疼，一直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儿女。

　　夫妻俩共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在外工作，二女儿上了中专，17岁的小儿子正读中学。两个女儿都在外市，很长一段时间，桑丽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小儿子。

　　一年前，儿子上了初三，两周才回家一次，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桑丽在家附近的板材加工厂找了份工作。

　　“一个月如果一天都不休息，能挣到3000块呢！”桑丽打电话时这样告诉丈夫，语气里充满了骄傲。张明在无锡当瓦工，每月也只有3000多块钱，除去吃住，也剩不了多少。

　　一半是想着可以多些收入，一半也是想让媳妇出来活动活动，张明没有反对。在他的印象里，媳妇除了操持家务，忙活那3亩稻田外，最大的爱好在家里睡觉。“我就想着，让她出去锻炼锻炼未尝不可，何况是在家附近。”张明回忆道。

　　这一年，桑丽工作得很愉快，每个月两千多元的收入让她感到非常满足，“至少可以为大女儿结婚和儿子升学攒些钱”，她总是这样和丈夫说。因为有三个孩子，这个家日子过得不太富裕，从无锡到沭阳，虽然只有200元的路费，但张明舍不得，很少回家。在外打工二十多年中，他每次都是空手而归，从来没有给妻子和孩子买过任何东西。“老婆嘱咐我别带东西，不要花冤枉钱，所以我就没有带过。”

　　不过，这并不影响夫妻的感情，每次打电话，妻子都会叮嘱咐他注意安全，别为家里担心。三个孩子也非常听话，从来不给家里惹事。今年过完新年，张明就回了无锡，如果没有意外，他至少要等到五一才会回家。

　　然而一切都在突然间发生。

　　3月24日下午5点，张明接到了妻子的电话：“你快回来吧，我疼得受不了了。”

　　张明一再询问，才知道，从3月19日起桑丽就觉得牙疼，自己买了银翘片吃，不管用，接下就变成浑身都疼，先在村里的小诊所输了液，刚感到好些了，桑丽就又去上班了，两天后，便突然高烧到39度，镇卫生院给她的诊断结果是：病毒性感冒。

　　张明一边在电话里责怪妻子应该多休息几天，又担心她一人在家，无人照顾。当时已是傍晚，没有回家的长途车了，他嘱咐妻子，坚持不了就先去住院，他会坐第二天最早的班车回家。

　　“糟了”

　　3月25日，张明一大早就爬起来，请了假，早上七点就坐上了第一班回家的长途车。不想，一路都不顺利，本应4个小时的路程，却走了6个小时。

　　他惦记着妻子，但看到没有电话打过来，觉得或许有所好转了，稍稍安了心。头天晚上，他俩约定，在县中心医院见面，他盘算着，妻子应该已经到了。

　　桑丽却是一大早就觉得不好，高烧不退，浑身无力，只好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去县中心医院。没想到，从家到县中心医院的40公里路刚走到一半，她就浑身冒虚汗，双手抖得连手机都拿不稳，更别说给丈夫打电话了。出租车司机见状连忙停下车，帮桑丽拨通了她弟弟的电话，家人们得到消息，纷纷往县中心医院赶去。

　　张明得知妻子是打车去医院，立刻知道“糟了”。桑丽平时极为节俭，一人在家时，连菜都舍不得买，要么吃点咸菜，要么拔点自家院里种的韭菜或蒜苗。不到万不得已，她肯定舍不得打车。夫妻俩见面后，桑丽告诉张明：如果当时坐公交车，也许永远都不会到医院。

　　县中心医院为桑丽拍了CT，发现肺部感染，确诊为肺炎，住院，输液，一连治了四天，不仅烧没有退，还出现了咳嗽，竟然还咳出了血，“真是跟电影里的镜头一模一样”。

　　和家人商量后，张明把妻子转至医疗条件稍好的县人民医院。再次拍CT片时，医生发现，桑丽的肺部已有80%被病毒感染，人民医院的诊断结果与中心医院基本一致，但是多了一个名词：军团菌感染。这时，桑丽已出现呼吸困难，戴上了呼吸机。

　　病情还在恶化。经县人民医院联系，3月30日，桑丽转至271公里外的南京鼓楼医院，入院就直接进了ICU。此时，张明已花了两万三千多元的费用，仅在人民医院住院两天就花了两万，“他们都说是用了好药，咱也不懂，好药怎么病就不好呢！”张明痛苦地用手撑着额头，声音嘶哑。

　　刚住进ICU时，桑丽尚神志清醒，只是咳嗽不止，护士给她戴呼吸机时，她突然喊：“这不是要我命吗？”戴上了呼吸机，就无法说话，她招手示意张明过来，在他手上写了一个“水”字，张刚明白她是想喝水，但医生告诉他，正在输液，先不要喝水。

　　这是夫妻俩最后一次直接交流。一天之后，桑丽的意识开始模糊，医院也不再允许家属进到ICU的病房里，每天，张明仅有半个小时，可以站在玻璃房外，隔着玻璃，看着妻子躺在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痛苦地呼吸。

　　“怎么可能？”

　　张明一直认为妻子得的是肺炎。直到4月2日晚上，一个亲戚打来电话：你家桑丽得的是禽流感，网上都报道出来了。

　　“怎么可能？”张明冲口而出。

　　他赶紧跑去问医生，医生点点头。张明这才回想起来，医生曾问他，妻子是否接触或吃过禽类。张明回答说，老婆爱吃素，很少吃鸡鸭肉，家里也没有养家禽，虽然住农村，但邻里没有养鸡鸭的，工厂也没有。

　　4月2日晚，江苏省卫生厅发布通报称：江苏省确诊4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其中一例，名叫“桑某，48岁”，仔细对比，全部和桑丽的情况符合。

　　“网上一公布，村里面就乱了，都怕自己被传染上。”张明的弟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4月4日，张明回家安顿，村里人都躲着他走，有的还假装看不见，连招呼都不打。

　　张明最担心的还是小儿子。儿子至今仍不知道桑丽的病情。家里之前不敢告诉他，担心他得知母亲得病后影响中考，如今又担心同学看了报道后在学校里歧视他。尤其是，桑丽清醒时还特地交待过张明，“照顾好儿子”，张明很怕会愧对妻子。

　　这是张家的第三个孩子，1996年出生时，因超生被罚了一万元。张家当时也只有三千块钱存款，东拼西凑交了罚款，没想到第二年换了村支书，说之前的罚款不算数，要重新再罚，张明只好又补了5000块，之后的16年中，张明每年都要向村里或镇上交计划生育罚款，少则一两千，多则三四千，16年来一共交了五六万元。

　　“这些钱要是省下来，现在就派上大用场了。”张明说。

　　桑丽住院后，已花费了6万多元医药费，一半是找亲友借的。他给《中国新闻周刊》出示了4月4日接到的两张住院结算单，共计一万四千元，不过，“医院倒也没有催着交钱”。

　　他唯一能做的，是每天不断去催问医生“有好转吗”。

　　医生安慰他，“我们现在做的，一方面是依靠药物把病毒杀死，还要给她一定的营养支持，但肺部病变还要靠她自身修复。药物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自身抵抗力。”

　　张明又问起了关于希望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希望，很多常规病毒感染，到一定阶段会自愈。”医生回答。

　　4月7日，张明去探视时，终于听到了好消息，桑丽的病情已有了略微的好转。身高一米七五的张明努力一手扒在玻璃窗上望着里面的妻子，另一手紧紧攥着妻子那部深黄色的手机。

　　“有后遗症我也不担心，我就是要你活着。”他自言自语道。

　　(应采访对象要求，桑丽、张明均为化名)

　　江苏首例感染者：救治背后的家庭困境

　　业刚和许珍只进过两次南京城。第一次，是1989年5月，他们刚结婚，进城来买新衣服；未曾想24年后的第二次，竟充满了苦涩

　　本刊记者/刘子倩(发自南京)

　　4月2日一早，业中收到朋友发来的一张彩信照片，内容是南京市江宁区政府总值班室的值班记录，称“江宁区45岁许某被江苏省疾控中心诊断为H7N9禽流感病毒，待上报国家卫生计生委确诊”。

　　业中脑子一下蒙了，“我们家属都没得到通知，怎么网上就说我妈得禽流感呢？”

　　这张值班记录的截图不仅公布了他母亲许珍的个人信息，还包括家庭住址，本来打算卖房交医药费的业中旭更加沮丧，“现在谁还会买我家的房啊？”

　　许珍是江苏第一例被确诊的H7N9禽流感患者，业中的父亲业刚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住院账单，从3月19日发病至今，最高的日治疗费用达1.5万元，少的也有七八千元，半个多月来，业家已花费近10万元，包括向亲友借的6.5万元。4月4日，业刚又交了11000元，“唉，这回是真没钱了！”

　　“那次她花了我几十块钱”

　　自从3月27日转至南京鼓楼医院ICU(重症监护病房)后，每天下午1点15分，业刚会准时坐上地铁，以便一个小时后能赶上医院的探视时间。他家距地铁站步行只需七八分钟，可地铁开通三年来，几乎没有坐过，他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电动车。

　　探视时间是每天下午3点到3点半。鼓楼医院的ICU有专门的电梯，但业刚突然找不到了，他先爬楼梯，发现ICU的楼梯处上了锁，转身又下了楼，坐上其他电梯，折腾十几分钟，始终没找到。

　　这个50岁的南京郊区人，个子大约1米7，不善言辞，颧骨很高，脸颊瘦削，长期抽烟，牙已经黑了。尽管急得额头冒出了汗，遇到医护人员，他也不去寻找帮助，只是闷头苍蝇一般乱转。最终，在一名发现他处于困境的护士的帮助下，找到了通往ICU的专用电梯。

　　南京鼓楼医院的ICU入口处有6名保安把守，探视家属需换上简易的防护服，病房等待的家属不少已戴上了口罩。“为什么把得禽流感的病人也放在ICU，应该把他们单独隔离。”两名家属质问保安。

　　业刚听到了，倚着栏杆，蹲在墙脚处。

　　其实，与其他ICU患者可以与家属接触不同，许珍与另两名同为H7N9病毒的患者分别被隔离在相邻的三个玻璃房内，其他患者的病房门口均有姓名，而他们只有编号。

　　许珍浑身插着各种仪器的管子，眼睛微微睁开，望着窗外。从4月1日起，业刚就被允许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一下，在玻璃房外的桌子上，放着许珍的用药详单，业刚熟悉地从一堆清单中挑出一张小纸条，是妻子的“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又是一万。”他喃喃地说。

　　“今天情况如何？”他抓住主治医生。

　　“不是太理想，肾功能有恶化的趋势，肝功能也不太好。”

　　“那体温总该正常了吧。”业刚语气焦急，却面无表情。

　　“现在有各种仪器的干扰，体温正常也不能反映什么。”

　　“那我家真的是没钱了怎么办？”他终于小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医生的回答让他松了口气：“有钱就交，没钱的话医院也不会催你的，现在还是以治疗为主，肯定不会因为费用影响治疗。”

　　走出ICU，业刚在医院大门口掏出了一根烟，对他来说，南京城非常陌生。他抬头望着周围的高楼大厦，原本就很高的颧骨更显突出。

　　他与妻子上一次进城还是1989年5月，那时他们刚刚结婚，业刚陪许珍到位于鼓楼医院附近的新街口百货买新衣服，“那次她花了我几十块钱”，业刚回忆着，突然笑了。

　　24年前，业刚经人介绍与许珍结婚，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同在江宁丝织厂工作，业刚负责机械维修，许珍是一线工人。1990年代，丝织企业效益可观，两人一个月工资加一起有一千多元，除日常开支外，还能补帖孝敬双方的父母。

　　1998年后，集体企业开始走下坡路，许珍跳槽到私人丝织厂。2002年，业刚下岗，开始在农贸市场做宰杀生禽的生意，没多久，许珍也辞职，两口子共同支撑一个摊位。

　　生禽宰杀工作，纯靠一只一只地宰杀，赚一点辛苦钱，所收取的加工费也不高，若是在本市场买的生禽，宰杀价是一元一只，顾客自带则每只收费两元，对待饭店一类大客户，每只仅收五毛钱。

　　不过，其中也存在点技术性，比如，拔毛的水温就非常讲究，太凉了拔不下来，太热了，会烫了鸡皮，破坏了味道。

　　为了把生意做大，业刚将这个摊位交给许珍，自己又去6公里外的另一个农贸市场租下一个摊位。尽管如此，两人每月一共只能赚两千多元。

　　许珍所在的农贸市场生意不好，1000多平方米的市场仅有两家卖生禽的摊位，每个摊位一年租金四五千元。因为亏本，有一家两年前就关了张。

　　每天早上6点，许珍就骑上电动车从家出发，到市场后着手生火、烧水，中午就在摊位上做些简单的饭菜。许珍在市场人缘极好，不少摊主来蹭饭，还有摊主将自己的孙女交由她照顾。

　　“那20分钟是我最紧张的”

　　3月19日，许珍开始感到头晕，并不断咳嗽，吃完饭就会吐。两天后，她觉得有些撑不住，就到农贸市场附近的江宁医院去看病。X线检查结果显示：两肺纹理增多，右中下肺野见片状高密度影。边界模糊。诊断建议：考虑右肺中叶炎症，必要时复查。

　　医生告诉许珍她得了肺炎，但医院没有床位，无法住院，让她先输液吃药治疗。可是，一连输了几天液后，仍不见好转。

　　业中有些着急，上网去查，看到有人说，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可能转为肺结核，便连忙劝说母亲去住院。3月23日晚，许珍终于同意住进江宁区中医院，没想到，住院仅两个小时后，便出现呼吸困难，体温直线上升至摄氏40度，病房的床还没躺热，就转进了ICU。医生的诊断依然是肺炎。

　　最痛苦的是呼吸困难。仰卧无法呼吸，许诊最后只好俯卧在床上，为减轻肺部的压力，要将下巴放在一个专用的托架上，但七八个小时后，许珍的下巴全被磨破了，黄色的液体不断流出来。

　　不过，当时业刚已经顾不上计较这些了。3月24日晚10点，许珍呼吸出现衰竭，通过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效果仍不佳，脸和手都变成了红紫色。3天后，在中医院协调下，南京鼓楼医院专家前来会诊，专家面色沉重地告诉他们：患者需要转院，但转院过程有风险。

　　“到底转不转？”业刚犯起了嘀咕。与父亲的性格不同，儿子业中的性格更像母亲，脾气直，做事雷厉风行。“必须转，有风险也要转。”他态度坚决。

　　可当把呼吸机摘掉换上救护车上的氧气面罩时，许珍顿时浑身抽搐，转院计划不得不取消。“我们汗都吓出来了。”

　　一个小时后，许珍的情况稍有好转，转院计划再次启动，从江宁区中医院到南京鼓楼医院共16公里，开车仅需20多分钟，业刚坐在许珍身边，一直紧紧拉着妻子的手，一动也不敢动。“那20分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医院告诉业家，至少需要10万元，但业刚手上只有5万，业家因此萌生了卖房的想法。

　　一天之后，医生告诉业刚，对许珍抽了血，但样本要送到北京检测。“还要送到北京？”业刚突然感到不妙。

　　4月2日晚，江苏省卫生厅正式对外发布了省内有4例人患H7N9禽流感病例的消息。

　　“等病好了，老公带你回家”

　　4月4日，许珍所在的农贸市场里，唯一的活鸡摊位已经停业，市场里极为冷清。一位卖鱼的摊主说，自从媒体报道后，就没了生意，原来一天能卖八九百块钱的鱼，现在只能就卖百十块钱。这位摊主回忆，3月底，江宁区防疫站曾来市场消毒，4月2日，有医生来为每位摊主抽血。

　　“其实没什么事，都怪媒体，报道后我们就没有生意做了。”这位摊主抱怨道。

　　这天晚上，业刚与儿子还在为住院费发愁。业家原来有一套职工宿舍，十年前，业刚卖掉旧房，花30多万买了这套90平方米的小产权房。房间似乎从来没有装修过，地面仍是水泥的，天花板已经爆了皮，客厅里连一张沙发都没有，只摆了四个凳子和一张饭桌。

　　业刚坐在饭桌旁抽着7块钱一包的南京烟，第一根还没有完全抽完，就点上了另一根，业中手中的烟也没有停过，父子俩就这样一声不吭，默默对坐着。

　　业刚从电视里得知，专家从鸽子身上检测出了H7N9病毒，他突然眼睛一亮，“你妈前段时间杀过鸽子。”

　　“她没杀过。”儿子质疑道。

　　“他杀过的，没错。”

　　争论没有结果，父子俩重新陷入了沉默。

　　第二天，一进ICU，业刚就提醒医生：“电视上说，专家公布了新的治疗方案。”

　　医生安慰他，“对于治疗方案您不必担心，会针对不同的病人进行不同的调整。”

　　业刚不知该如何接话，默默地退回到玻璃房旁。他已将手机屏保换成了妻子的照片，是在摊位前拍的，照片中的许珍瓜子脸，有些微胖，眼睛大而有神，围着围裙，脸上挂满了微笑。

　　探视时间快结束了，业刚隔着玻璃说：“你要配合医生治疗，等病好了，老公带你回家。”

　　“她能听到吗？”

　　业刚指着走廊里的电子屏上的实时心率图说，“你看，她的心率突然变高了，肯定是听到了。”

　　(应受访者要求，许珍、业中、业刚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