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禽流感疫情调查：浙江首例患者曾吐2碗血

　　上海感染者：最后12天

　　27岁的吴强是目前患H7N9禽流感去世的患者中最年轻的，从最初发病到去世，仅有12天。但直到他去世21天后，真正的死因才最终公布，妻子感叹，“如果他晚点染上这种病，或许还会有救”

　　本刊记者/刘子倩(发自江苏阜宁)

　　27岁的吴强去世前，医院的最终诊断结果是“重症肺炎”，但吴强的妻子吴丽始终不相信，“肺炎也能死人”，毕竟，吴强从最初发烧到去世，仅仅12天。

　　3月31日，吴强去世后的第21天，吴丽接到村里朋友打来的电话，“吴强得的应该是禽流感，网上都有了。”

　　这天，国家卫生计委通报，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3例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尽管通报的信息只有姓氏、年龄、发病和死亡时间，但吴丽一看就知道，吴强就是其中之一，“所有信息都对得上”。可是，吴丽想不明白，吴强生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家禽，怎么会得禽流感呢？

　　没人能解答她的这个疑问。自始至终，没有卫生部门的人来正式告知她丈夫的死亡原因。这让她更难接受丈夫去世的现实。从决定离开老家去上海做猪肉生意，到因病离世，仅有短短两个月时间。丈夫去世后重新回到老家的吴丽，常常望着只有一岁多的儿子想：如果不去上海，是否一切都不会发生？

　　初到上海

　　吴强的老家在距上海400公里外的江苏阜宁县农村，一条小河从家门前穿过，盛开的大片油菜花将吴家包围。吴家按人头分得4亩稻田，吴强的姐姐已经出嫁，父母一直在家中务农，偶尔打些零工，一年有万把块钱的收入。

　　从吴强家骑车十多分钟就能到吴丽家。两家父辈是老相识，吴强和吴丽在上学时就认识，但不并熟悉。吴丽没有上完初一就辍了学，吴强初中毕业后，像村子里其他年轻人一样，到苏州等地打工，一个月有一两千元的收入。在父母眼中，吴强是个孝顺的儿子，逢年过节回家，不只带回不少东西，还给父母留下三四千元钱。

　　2010年，经媒人撮合，两人结婚。吴强一米七二的个子，长得眉清目秀，性格内向，“人很老实。”吴丽说，丈夫不懂得浪漫，从来没给她买过礼物，但她觉得吴强忠厚，有闯劲，能吃苦，什么家务活都戗着干，“让人觉得踏实”。

　　吴强很少提及自己的工作，家里人至今也搞不清吴强到底打工做什么。

　　2012年下半年，吴强一直在家里带儿子，每天陪儿子玩，是他最大的乐趣，可这下夫妻两人就都没了收入。吴丽的父母一直在上海做猪肉生意，有两个摊位，一年能挣三四万块钱，于是两人合计着帮忙打理其中一个摊位，这样既能赚钱，又解决了两地分居。

　　吴丽先到了上海，2013年春节前，吴强也赶了过来，两口子与吴丽父母租住在一处，每月一千多元的租金，两口子与父母均摊。

　　刚开始经营，生意差强人意，为了省钱，两人连春节都没有回家，“两个人来回路费就要一千块钱，在家里还要花钱。”吴丽盘算着。

　　吴强对吴丽从来都是言听计从。跟菜市场里的其他年轻人不同，吴强不喜欢凑热闹，话也不多，忙的时候给妻子打下手，没有客人，也不会离开摊位，只是一个人坐在凳子上玩手机。

　　“就看他能不能挺过三天了”

　　2月27日，吴强突然感觉头晕，还有些低烧，吃了几片药后，他还是去了菜市场附近的小诊所，输了两瓶液。“我们这个行业不能生病，否则生意就没法做了。”吴丽说。

　　当天晚上回到家，吴强的烧已经退了，“光输液就花了七八十块钱。”吴强跟吴丽抱怨比老家贵。可好转并没持续很久，第二天一早，吴强体温又到了摄氏38度多。

　　“换个诊所试试？”吴丽还是有些担心。

　　正好吴丽的叔叔胃肠不适，吴强与他一起去了另外一家诊所。输了一天液，叔叔痊愈了，吴强的病情却丝毫没有起色。

　　主意还是吴丽拿，“还是去医院吧！”3月2日，吴强去了离家一公里外的上海市第五医院，从小到大，爱打篮球的吴强没生过什么病，连医院的大门几乎都没有进过，但这次的诊断结果让他有点意外：肺炎。

　　连着吃药两天高烧不退，3月4日，吴强住进了院，医院要求交一万元的押金，“我们哪有那么多，把手头上的五千块钱全交了。”吴丽无奈地摇了摇头。医院的诊断为“社区获得性肺炎”，用了头孢曲松等抗感染的药物，但吴强仍然发烧到39度，并咳嗽不止。

　　3月5日上午，吴强的母亲打电话来问病情，他回答，“还好”。但没过半天，他就咳得几乎无法睡觉，为了舒服一些，只好整夜坐着，吴丽急得去找值班医生，请赶快来看看，得到的答复是，“肺炎就是会咳嗽，过几天就好了。”

　　这时，吴强咳出的痰里已经有了血丝。吴丽反复、执意地要求，医生终于又给吴强输了液。吴丽担心自己无法照应，当晚便给公公打去电话，让他第二天赶来上海。

　　但老人抵达上海时，吴强已变得呼吸困难，被转入ICU，同时等待老父亲的，还有一张病危通知书。

　　准备筹三万块钱吧，人有点不行了。医生把吴丽从病房叫出来说。

　　“怎么会这样？上午还没有这么严重。”吴丽的眼泪蹦了出来。

　　在转入ICU前，吴强拉着妻子的手，眼泪哗哗地往外掉，“老婆，咱没钱了，先去找你爸妈借吧。”

　　进入ICU第二天，吴强戴着氧气罩不能说话，但意识清醒，吴丽去看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抬起手拉住妻子。但当天的影像诊断报告并不乐观：两肺透亮度降低，见大量高密度渗出影，边缘模糊，两侧显示不清。

　　在医院协调下，上海肺科医院和上海公共卫生中心专家前来会诊，医生对吴丽说的话虽善意、又冰冷：“就看他能不能挺过三天了，如果能挺过去或许还有希望。”

　　“他果真没有挺过三天。”吴丽面目僵硬地回忆。

　　“如果他晚点染上这种病，或许还会有救”

　　3月8日，吴强住进ICU的第三天，影像报告显示：肺部已经全部发白。“白肺”，意味着肺部几乎全部被炎症感染。

　　3月9日，吴强脸部开始浮肿，清秀的双眼肿得只剩下一条缝；医生用手敲他的肺部，甚至可以听到水声；呼吸已经很微弱，气管被切开，戴上了呼吸机，全身“被管子插得一塌糊涂”。

　　老家听说这个年轻的后辈病倒在上海，一下子来了30多个亲戚，但是不想给吴强带来心理压力，吴丽始终没有同意让他们到医院探视。

　　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吴强。3月10日一早，吴丽在探视时发现，丈夫的脸肿得更厉害了，显得鼻子都塌了下去，她在病床前叫了好几声，没有得到一点回应。

　　吴丽不放心，便一直守在病房。果然，没一会儿，吴强的各项体征便急转直下，他被推进了戗救室。

　　吴丽守在戗救室门口，全家人都来了，院方还没有宣布坏消息，但大家心里都知道，人不行了，“他推进去的时候，脸都是黑的”。大约是中午时分，一位医生走出来对他们说：进去看看吧！

　　吴丽冲进去，见到还有一位医生在使劲压吴强的胸部，似乎在做最后的努力。

　　12点10分，院方正式宣布吴强死亡。死亡原因：重症肺炎，呼吸衰竭。

　　吴丽坚持认为是医院拖延治疗造成丈夫死亡，要求医院赔偿。从3月10日起，十几名家属开始找医院讨说法，甚至住在医院的办公室里。经过咨询律师，吴丽提出，医院应赔偿孩子抚养费以及老人赡养费共计107万元，医院当场就拒绝了。“基本上是一天一小谈，两天一大谈。”吴强姐姐回忆说，十几天内，与医院谈判十多次。

　　医院提出，能够接受的补偿金额是10万元，经闵行区卫生局出面调解，最终定为13万元。补偿协议书写道：双方对本次事件共同认定意见是，患方提出，患者青年，家境贫困，希望予以人道主义补助。医方考虑诊疗过程中存有医患沟通不畅、文字书写欠规范等情况，予以一次性补助患方3万元；同时根据患方申请，医方通过保险、民政等途径，予以一次性补助10万元，以完结本次事件所有事宜。

　　“这次看病前前后后花了七八万，给他买墓地又花了一万，最后也就没剩下多少了。”

　　当得知丈夫实际是因H7N9禽流大感病毒去世时，吴丽又萌生了希望，“国家会有赔偿政策吗？”她试着给上海第五医院医务科科长打了电话，对方确认新闻报道的正确性，但表示国家没有对此出台补偿政策。“我们给你家13万也是出于同情，你也不能总是提钱、钱、钱。”

　　“如果他晚点染上这种病，或许还会有救。”已从上海回到老家的吴丽，坐在自家的院子里，神然黯然地说。

　　吴强去世后，不少媒体去过她的摊位，菜市场有传言说这个摊位已经死了三个人，她父母好不容易才把摊位转租了出去。吴丽说，她目前还没有打算，等孩子长大些，才能考虑出去打工。

　　她转过头，看着一岁多的儿子正在院子里开心地玩着毛绒玩具，不再说话。

　　(应受访者要求，吴强、吴丽均为化名)

　　上海疾控中心：一个城市的30天

　　从第一例H7N9病患入院，到3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正式对外宣布疫情，上海究竟发生了什么

　　本刊记者/朱雨晨(发自上海)

　　“实在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能说的我们已经反复都说过了。”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副主任卢洪洲已连续数天遭到媒体的轮番轰炸。“我们一切都是按程序走的。”

　　卢洪洲的愤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20天，他和他领导的团队发现了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在科学研究领域，这个速度本应被广为赞誉，“可以做一对比的是2009年在美洲发生的甲流，2月在墨西哥发生，3月传到美国，美国科学家直到5月中旬才给出确定的诊断。”

　　发现新病毒

　　卢洪洲确诊的，是世界上第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患者李某，于2月19日出现发热症状，最终于3月4日去世，终年87岁。这一案例因父子三人均感染肺炎，两人去世而非常突出。3月初，网络上便有流传：一家四口突然发病、医院未上报及第五例病例出现……

　　3月7日，上海市卫生局官方微博曾对此辟谣：“经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已排除非典、人禽流感、新型冠状病毒和甲流感等传染病。”

　　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吴凡在4月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解释，或许可以作为当初这段辟谣的注解：“这(H7N9)不是我们所知道的H5N1人感染高致病性病例，因为这之前在人当中有病例报道的是H5N1。”

　　然而，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之前，公众对于H5N1和H7N9有什么区别毫无了解，大家只会习惯性地把它们都称为“禽流感”。

　　事实上，在李姓老人住院后一个星期，2月26日，卢洪洲便参与了对李某的会诊。当时病人的情况已至晚期，院方虽按照甲流的治疗方法对其使用了达菲等药物，但效果不佳。卢洪洲于是提出：会不会是一种新病毒？

　　在当时，这只是一种怀疑，尚无法确定，但没等到实验检测出结果，老人便病逝了。

　　“从病毒的排查到确定的过程非常复杂，在不知道是什么病毒的情况下，还要找PCR的引物进行摸索。”卢洪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PCR是分子生物学中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的简称，用于放大特定的DNA片段，以便确定其基因组成。

　　就在实验室紧张检测的同时，同一家医院又住进了另一位病人。后来，这位成为上海第二例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的吴某，于3月10日病逝。

　　研究人员先后排除了季节性流感的H1N1和H3N2、俗称猪流感的甲型H1N1流感，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SARS和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性，3月21日，在上海的P3实验室，基本确定这种病毒为H7N9，为世界上首次在人体中发现。

　　根据规定，上海卫生部门无权宣布新流感病毒的发现，而需将标本交由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实验室复核。3月22日，上海将这一发现和标本上报至中国疾控中心。之后，便是等待。

　　根据上海的已知两例病例，卢洪洲将H7N9禽流感患者的基本特征初步归纳为：早期为普通流感症状，咳嗽、发烧、血小板偏低，唯一有所区别的是少痰，通常发烧5至7天后，转化成肺炎，病程加速，有的会在24至48小时之内出现呼吸衰竭。

　　提速

　　3月31日，李某病逝后22天，中国疾控中心正式对外宣布：上海与安徽两地共3例人感染H7N9型禽流感，其中两例死亡。

　　“这等于是扣动了上海三级响应的扳机。”上海市疾控中心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与传染病管理办公室主任吴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各地的响应要根据各自的应急预案决定，并不完全相同。上海的三级响应中，有发现新的禽流感亚型病毒这一条。”

　　4月2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启动这一响应。同时，对确诊新病例的权限，也从北京下放到了上海，除了最初的两例，包括疑似病例的排除，均为上海独立确诊、宣布。

　　上海的流感监控网络，由130家开设发热门诊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43家流感检测哨点医院，和18家国家级流感网络实验室组成。哨点医院会对符合定义的病例进行病例登记和标本采样，然后送网络实验室。后者在全市17个区县均已覆盖，他们将对标本进行已知流感病毒的筛查。如无法确认，将送上海市疾控中心的实验室进行再次检测。

　　正是根据以上程序，筛查出了年纪最小的病例李某，年仅4岁。他于3月31日发烧，4月1日前往上海市第六医院金山分院就诊，之后离开。金山分院恰好就是一家哨点医院，院方将该病例上报，并对留下的样本进行实验室分析，一天后，即判定为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院方重新找到这名儿童，将其隔离治疗。

　　“其实这时候孩子已经处在康复阶段。但出于慎重考虑，仍将其隔离治疗。”疾控中心主任吴凡在4月5日新闻发布会上说。4月8日，疾控中心宣布该儿童已康复。

　　事实上，当一种病毒从未知变成已知，对比标本和确诊病例的速度便会大大加快。卢洪洲介绍说，目前只需一天时间，即可确诊。

　　这也是为什么从3月31日起，华东四省市发布H7N9流感患者的人数持续上升的原因。一位不愿具名的流行病学专家认为，甚至不排除一种可能：“H7N9感染人也许以前也出现过，但是被归类在不明原因的肺炎中，淹没掉了。”他认为，此次长三角率先发现了病毒，恰是当地公共卫生体系有效的表现。

　　等待

　　4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为此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复旦大学公管学院院长姜庆五作为专家之一参与了会议。据他回忆，上海市政府表态一定要对此次流感事件予以高度重视，多位专家在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姜庆五的建议是：在传染源尚未确定时，应尽量避免人禽接触，同时改善活禽宰杀、销售和运输的条件。

　　4月5日，上海市政府关闭了上海的所有活禽交易。

　　不过，多位专家都承认，目前上海已知的例感染H7N9禽流感病人中，除部分与鸡鸭贩运、家禽养殖相关，仍有相当部分无法确定和禽类的联系。因为流行病学调查只能以询问为主，回溯病人发病前7天的生活经历，这种主观的回忆必然有科学上的缺陷，尤其是死亡病例只能询问其家人，这就使其生活全貌无法得到充分还原。很可能，这些病例与禽类之间的直接联系将永远无法建立。

　　“流行病学某种意义上像破案，每一个病人就是一条线索。但是目前线索还实在太少，因此还无法确定病毒的来源。”吴寰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上海疾控中心表示，在发现病毒后，他们目前所能做的主要工作是加强监测，提高反应能力，向医护人员普及和强调识别H7N9患者症状的知识，以便早识别，早治疗。根据目前的经验，治疗甲型流感的药物达菲，在治疗H7N9病毒早期患者同样有效。

　　4月5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已被确定为上海市针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定点医院。除了因重症已进入其他医院ICU的老年病人之外，其他病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将转入此两处。目前，上海市疾控中心已将针对H7N9的治疗方案等技术文件下发到各区县医院，同时组织对下级医护人员的培训。

　　事实上，基层医疗机构警惕意识不高，也是造成早期几起病例反复就诊、迟迟无法确诊、最终死亡的原因之一。比如，公布名单中较为年轻的储姓男子，出现症状后，先去了私人无证诊所，治疗无效，一个星期之后肺炎症状爆发，送入同济医院，不到3个小时即过世。因此，上海疾控中心主任吴凡强调：“有病要早治，并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

　　卢洪洲则补充说：“我们主张早诊断早治疗，但这对于老百姓比较难，因为刚起病时和普通感冒没有什么区别。”他只能提醒“发热以后要及早到医院去”。

　　所幸，根据流感流行的一般规律，4月底之后上海将逐渐进入夏天，气温的升高会降低流感病毒的活跃程度，如这一规律对H7N9禽流感也成立，则此次疫情距离结束并不太远。

　　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上海共有13人确定感染H7N9型禽流感，其中5人死亡。

　　“多变”禽流感

　　禽流感病毒再次侵袭人类，再次提醒人类它的可怕之处极易变异。然而面对如此变化多端的病毒，中国现有的家禽免疫政策与监控体系，似乎显得力不从心

　　本刊记者/钱炜

　　2013年3月31日，中国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通报，在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为全球首次发现的新亚型流感病毒，至4月9日，这一新亚型病毒已感染中国华东四省市的24人，其中死亡7例。

　　事实上，自1997年香港发生世界首次人感染禽流感病毒H5N1后，全球所有的医学权威都忧心忡忡地表示，人类下一个大流行病的病源，将是H5N1病毒。然而，还没等到这一预言成真，它的表兄弟H7N9就提前成为人类新的忧虑。

　　“72变”

　　H1N1、H3N2、H9N2……虽然只是几个字母与数字的不同组合，其内涵却有天壤之别感染的物种不一样，引发疾病的严重程度也不一样。但它们都属于A型流感这个庞大的家族。

　　A型流感通过其两种表面蛋白来划分类型。其中，血凝素(H)的作用是让病毒能够结合宿主细胞，共有16个亚型，神经氨酸苷酶(N)的作用是让已经自我复制的病毒从细胞中释放出去，有9个亚型。

　　几乎所有亚型的A型流感病毒都可以感染鸟类，但分为高致病性、低致病性与不致病三种情况，能感染人并致病的主要是H1、H3亚型。

　　然而，一种禽流感病毒在1997年首次实现了跨物种传播，造成18人感染、6人死亡。经检测排查，科学家发现它的名字叫H5N1。

　　从那之后，从禽向人的“跨界”的禽流感开始增多，H5N1之后，分别有H9N2、H7N7、H5N2亚型，但它们引发的人类疾病都不是很严重，直至此次最新发现的H7N9。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人流感都与禽流感有关，禽流感病毒就是人流感病毒的天然存储库”，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赵德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最着名的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全球造成了约20亿人感染，4000万人死亡。根据后来的科学研究，导致这次世界性传染病的HIN1亚型流感病毒，与禽流感病毒的关系十分密切，不过，它究竟是“禽—人”直接的跨物种传播，还是经过“禽—猪—人”的种间适应，至今仍无法定论。

　　流感病毒，包括禽流感病毒在内，最大的特点是极易变异。赵德明举例说，即使同是H5N1禽流感，今年流行的病毒基因，与去年的也已经不同。因此，人类虽已研发出人流感疫苗，但由于病毒基因较快的变异速度，使得疫苗也需常常更新。换句话说，如果它们不是这么的善变，可能早就像天花一样被人类消灭了。

　　禽流感病毒的变异主要有两种方式：在鸟与猪等动物混合感染的情况下，不同毒株间的基因节段能够发生“重配”；同时，病毒在其进化过程中受选择压力的影响，其H和N蛋白也会发生突变。这些变异的病毒，在特定条件下就会跨越物种障碍，引起人类的大流感。

　　根据中国国家流感中心在GISAID(禽流感共享数据)中发布的H7N9基因分析结果，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研究员刘文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相比过去在鸟类身上发现的同类病毒，此次发现的H7N9病毒基因已发生了变异。与它的H7蛋白同源性最近的，是过去在中国发现过的H7N3，而N9蛋白，似乎来自于在韩国野鸭体内发现的H11N9，其他的基因片段则全部来自于H9N2。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由此前已知的三种病毒基因“重组”的变异病毒，而这一过程，往往发生在不同毒株在同一时间感染同一个宿主时。

　　这个宿主可能是谁？目前尚无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监测禽流感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目前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多点散发的人感染H7N9疫情，尽管传播途径尚不清楚，但这预示着那一带的家禽可能普遍携带这种禽流感病毒。

　　早在2005年，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管轶教授在《自然》杂志上就发表过相关论文。通过对禽流感多年来在中国南方水禽中演变过程的研究，他指出：禽流感起源于南中国。这一观点在当时引起了中国大陆一些专家的反对。

　　根据公开报道，钟南山院士当时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南中国是世界上家禽密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以散养为主，并拥有全球8条候鸟迁徙线路中的3条，爆发禽流感疫情的风险极大。全球最早报告的人禽流感疫情的是1997年的香港，因此禽流感的“起源”似乎确实可以说是南中国。

　　不管是否认同“禽流感起源于南中国”，中国政府对禽流感并没有掉以轻心。据赵德明介绍，禽流感属于重大传染病，从2005年底开始，由政府出资采购疫苗，对全国范围内的家禽实行强制免疫。

　　此外，国家有专门的禽流感监控网络，由农业部兽医局牵头，各地动物疾控中心作为具体实施机构。在2013年3月以前，防控的禽流感类型主要是H5N1，由各地动物疾控中心每月按规定进行禽流感血清与病原抽样监测，结果上报兽医局，在《兽医公报》里统一发布。

　　血清监测，主要反映注射过禽流感疫苗的家禽体内抗体的产生情况，而病原学监测则主要了解动物带病毒情况。中国禽流感监控体系以前者为主。例如，根据2013年第1期《兽医公报》：2012年12月，全国共监测了各类动物禽流感样品51.5914万份，其中血清学样品45.0324万份，病原学样品则只有6.5590万份。对此，有专家表示，有的禽流感病毒，比如H7N9，在家禽身上是低致病或不发病，对人却是高致病，因此，只依靠血清监测，无法真实反映家禽体内携带病毒的情况。

　　如果发生家禽死亡，各地动物疾控中心需将可疑禽类发病样品，送往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进行化验，作出最终判定。该实验室是目前国内唯一有权对禽流感病毒进行最终鉴定的研究机构。

　　根据2007年发布的《动物防疫法》，地方上发生动物疫情需按规定上报，最终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或者授权地方发布，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动物疫情。然而，有专家指出，实际上被真正公开的动物疫情很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说，某年，国外一种新型口蹄疫病毒传到新疆地区，当时为避免引起恐慌，相关部门没有及时公开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感染了病毒的牛羊肉和皮张就已经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

　　“过去交通不发达，发生疫情可以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迅速处理掉。但在交通通讯都极其发达的现代社会，如果不及时公开疫情，其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上述专家说。

　　疫苗之争

　　事实上，目前世界对中国动物禽流感的关注，还集中在另一方面疫苗免疫措施。

　　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和越南等几个发展中国家实行给家禽注射禽流感疫苗的免疫措施，欧盟、美国等大部分国家，并不为家禽注射疫苗，而完全依靠“净化”手段达到免疫目的对疫情严密监控，一旦发生，即刻扑杀发病家禽，并对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

　　几乎绝大部分兽医专家都认为，给动物注射禽流感疫苗，最严重的后果是，由于禽流感病毒非常容易变异，疫苗注射将促使病毒进化。

　　根据国际疫苗学权威杂志《疫苗》在2011年报道，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新城疫和禽流感意大利参考实验室的一项研究发现：对比有无进行疫苗免疫国家的禽流感病毒，其进化存在差异。科学家普遍认为，这项研究证明，家禽疫苗免疫政策可能会加快禽流感病毒的进化。

　　同时，关于中国禽流感疫苗质量不合格的报道屡见报端，在最初开始实施的2005年，一度成为各大媒体的焦点，以至于在2005年年底，中央政府开始下大力气整治疫苗市场。2009年，农业部首席兽医师于康震在接受中国政府网采访时仍坦承，每年进行疫苗质量的监督，总会发现个别批次疫苗不能完全达到质量要求。此外，疫苗失效，也与禽流感病毒变异太快有关。在此背景下，上一年的疫苗对下一年可能就已经失效。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兽医专家说，其实，自实施强制免疫以来，禽流感疫苗已更新换代了好几次。

　　然而，另一位专家指出，在政府采购的情况下，疫苗生产公司为了中标，将精力主要放在公关，并为争取订单，压低成本，必将影响疫苗的质量。理想的办法，是将钱补帖给养殖户，由养殖户自己选择疫苗，引入竞争将使疫苗质量得以保证。

　　但他表示，这样的改革很难进行，中国的疫苗研发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利益链。“本来，对动物疾病本身的研究应当成为科研的重点，但在中国的兽医领域，远超过50%的国家科研经费，都流向了各种疫苗研发。”

　　为什么不能参考发达国家，干脆在中国实施净化措施？

　　前述兽医专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这与规模化养殖程度高低有关。中国的家禽养殖以散养居多，一旦发生疫情，无法像国外一样及时扑杀，难以有效控制疫情。据统计数据，中国共有养殖禽类总数约150亿只，而肉鸡养殖数量在2000只以下的养殖户占总数的97.9%。

　　但持不同意见的专家认为，10年前要在中国采取“净化”措施或许并不现实，但今天，至少在东部发达地区，应该开始放弃注射疫苗的免疫办法。

　　赵德明表示，“这已经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实习生尹晖对此文亦有贡献)

　　“最迫切的是寻找传染源”

　　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找到传染源，这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合作，尽管我们在夜以继日地寻找，但我们也应该让民众知道，应对这种新发疾病，我们的手段和能力离实际需要还是有差距的

　　本刊记者/徐方清(发自海南博鳌)

　　4月7日晚，海南博鳌，在一场名为“健康人·中国梦”论坛活动开场前，《中国新闻周刊》找到了活动主办方之一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的主任毛群安，但他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和毛群安就3月底开始在中国华东四省市发生的禽流感疫情进行了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刚好是SARS十周年。当年SARS疫情的加剧、扩散和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充分有关。这次卫生部门如何来做H7N9型禽流感信息发布的工作？

　　毛群安：疫情发布的方式和程度，与整个疫情控制工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现在，病例是散发的，对传染源的研究、对病例的诊断治疗都还在前期的摸索之中。事发的四个省市，目前信息发布还是很充分的。

　　中国新闻周刊：从卫生计生委的角度看来，目前只是一个局部性疫情？

　　毛群安：是的。但卫生计生委绝不会因为病人少，只局限在四省市，就不重视。信息发布工作是要和整个防控工作相协调的。有重大突破，有新的病例，需要及时发布；在没有重大突破点的情况下，采取目前的信息发布方式，配合上重点媒体的采访报道，平和一点，效果也可能更好。

　　而在有病例发生的地方，谁负责控制疫情，谁就要负责信息发布，这符合信息发布的原则。这次出现疫情的四个省市，从整体来看，在医疗水平和信息发布工作上，都是基础比较好的地区。但目前他们也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而像首例病例的诊断，传染源的发现确认，国际合作交流等，就要由卫生计生委来做。这些事情不能依靠某一个地方，这是卫生计生委的工作，那这方面的信息就由卫生计生委来发布。

　　中国新闻周刊：和十年前相比，网络平台尤其是微博平台的普及程度和影响力大幅上升，卫生计生委是不是也可以选择通过这样的渠道来发布？

　　毛群安：在突发疫情的初期，公众也好，媒体也好，都有一种信息饥渴，就是我们找几个专家每天不停地说，可能也满足不了大家的信息需求。为什么？因为大家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我们也没找到答案。

　　我们非常重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随时收集来自网络和各种渠道的信息，并及时作出反应。比如说，这两天有些地方发生戗购板蓝根等药品的情况后，我们就利用多种方式发布信息，进行引导。我们要给老百姓多强调一些预防流感的常用措施，并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大家要养成好的卫生习惯，而不是擅自吃药。但凡吃药，都应请专业医生指导，药都是有副作用的，有些副作用还相当明显，这些常识和道理要说清楚。

　　一些民众在疫情早期有些过度反应，我认为这也属于正常情况。让每个人在面对突发疫情时都冷静和理性，恐怕做不到。但我们会想办法疏导老百姓的情绪。同时，我们会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时刻关注公众的反应，因为，在控制疫情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说，卫生计生委非常重视此次禽流感疫情，体现在哪些方面？

　　毛群安：我们现在不仅是在发生疫情的四个省市动员，而且是全国全系统动员，包括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疫情监测系统和所有医疗卫生机构。此外，我们正在进行有关病人治疗、疫情监测、实验室检测等专题培训，在有病例的地方加大检测力度，在没有病例的地方，也要对重症肺炎患者以及可疑患者进行检测报告。

　　最辛苦的是病毒检测专家和一线工作人员，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每一个标本都要化验、检测，不仅有病例的，还有动物的，大家都想早一秒钟找到传染源。

　　传染病的控制，最关键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到传染源，把传染源隔离，传播链就切断了，这会大大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寻找传染源的工作进展如何？

　　毛群安：目前卫生、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都参与进来，农业部门涉及到家禽，林业部门涉及到候鸟，全国的监测点都在搜集标本。现在已经在鸽子以及一些活禽市场的禽类身上发现了病毒，但是还要找到到底是哪种禽类是这个病毒的主要携带者，确定这一点后，会把疫区内此类家禽隔离或捕杀，消灭传染源，事态就会平稳了；如果一直找不到传染源，可能就会不断地有新的病例出现，病例越多越不利于民众情绪的稳定，还会带来潜在的风险，比如病毒的变异等。

　　中国新闻周刊：找到传染源需要多长时间？

　　毛群安：谢谢你提这个问题。尽管我们在夜以继日地寻找，但我们也应该让民众知道，应对这种新发的病毒，我们的手段和能力距离实际的需要还是有差距的。这有点像抓小偷，当你抓着了，你会感叹，原来就是他啊，之前怎么就没找到呢？但没抓着时，就是找不到头绪。找病毒、找传染源的过程就像把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复原，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事件中有没有国际上的支持、帮助或合作？

　　毛群安：从最开始我们就在进行国际合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条例，发生这种疫情也必须向国际社会通报，并进行国际合作。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遍布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网络，每天都会对来自各个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进行会商。我们发现了H7N9病毒后，已经把分离出来的毒株(编者注：病毒的原生体)给了这些实验室，大家一起研究讨论。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除了目前已经报告疫情的四个省市外，其他一些地方也有病例或疑似病例，但没有披露信息？

　　毛群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我为什么敢说这个话？这是个新发疾病，在一个地方首先发现，对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一种能力的肯定，及时报告上来是立功的，不报告反而最后要被追究法律责任，谁会想把功劳变成罪过？

　　另一方面，非典之后，国家加强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这也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系统已经几乎覆盖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发现新发传染病，都会通过网络实时报告，医院就可以直接上网，从中央到各省市县，都会看到新的病例报告，当地的公共卫生机构马上就会去核实，这是一个完整的疾病监测体系。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禽流感会像十年前的SARS吗？

　　毛群安：对于疫情的走势，我不好判断。现在的状况是多点散发，还没有找到传染源。虽然没有发现病毒变异，也没有出现人与人之的传播，但目前上述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我们在尽可能地采取措施，比如上海和江苏就关闭了活禽市场，一旦发现可疑患者，马上进行隔离。这些都是补救措施，不希望疫情扩大。但退一万步说，即便这个疫情真的扩大了，我们今天对疾病的监测和控制能力，以及社会动员能力，要比十年前强得多，因此不会出现当年的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不过现在的环境却比十年前更糟糕，疫情发生的几率和疫情严重化的可能性是不是也增大了？

　　毛群安：新发现的H7N9病毒和环境有什么联系还不好说，但环境恶化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致病因素。

　　同时，我们对于动物身上所携带的传染病毒的认知还是有限的，我们所发现的病毒也只占病毒总量的很小一部分。有的动物今天没有在其身上发现携带致病病毒，并不代表它身上就没有携带致病病毒，这也是个潜在的威胁。不过我们一直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监测着可能来源于动物身上的新老传染病。

　　这次的H7N9禽流感情况确实已经呈现出来疫情的一些早期特点，我们力图通过过去的经验、现在的技术手段，以及充分有效的国际合作，来积极稳妥地应对这次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