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我见到父亲唯一一次痛哭失态

　　父亲是湖南人，很爱家乡的花鼓戏。但在延安，他迷上了京剧。他简陋的卧室中有一台留声机，珍存了一些京戏名角的唱片，跟着唱片《打鱼杀家》、《空城计》中的萧恩、诸葛亮学唱几段，就是他很好的娱乐休闲。他经常向朋友们诉说心中的向往：“什么时候能到北平，听听梅兰芳梅老板的《霸王别姬》呀！”

　　1945年12月22日，耀邦同志来到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城市的规模、设施令他吃惊。他回忆那时的心情是：

　　对一个从延安来的人讲，一切都让我惊讶。心想中国还有这样一个大得出奇的城市真难想象。

　　本文摘自《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周海滨 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

　　历史的机缘让他1946年4月1日来到北平，但不是欣赏京戏来的，而是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翠明庄，进了北平的军调部工作。

　　在随后展开的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父亲曾担任过政委的华北野战军三纵、四纵都在华北地区作战。随着战争的进展，在战争后期，部队逼近北平城，曾在昌平的十三陵、延庆的康庄、京西的石景山、房山的琉璃河、平谷的靠山集一带作战。北京密云水库有一处叫石匣的淹没区，华北野战军三纵在此歼灭过蒋军数千人。他离开三纵到太原前线担任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后，在平津战役中，三纵在友军的配合下，全歼傅作义王牌部队三十五军。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从1952年7月离开他担任书记的川北行署到京，除去两三年时间在湖南、陕西工作，“文革”中在河南信阳黄湖农场团中央干校劳动外，一直住在北京。

　　父亲的痛哭失态，我只见到一次，那是1967年“文革”之中。祖母去世，他还关在团中央大楼中。当我告诉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时，虽然有些惊讶，但仍很镇静。一路上，我骑车，他坐三轮，其表情也还平静。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母亲已在此等候多时，我站在他们身旁，正准备三鞠躬，和祖母作最后告别时，他张了张嘴，突然用家乡话喊了声：“娘老子，儿子送你来了！”一句未了，“哇”的一声竟然痛哭起来，顿时泪如雨下，鞠躬之时，全身微颤。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不知所措，一边抬头看看祖母清癯遗容，一边从旁瞅瞅父亲那神态，泪水也涌出眼眶。走出医院，他轻轻地念了一句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回到家中，他复又平静下来，告诉外祖母、母亲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时，当过乡苏维埃的妇女委员。

　　父亲给毛泽东主席上万言书

　　没有“文革”就不会有改革，但不能绝对化。“文革”之前，党内外一些同志就已经看到了苏联经济体制、我国计划经济、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大跃进”中的问题与弊端。刘少奇、张闻天、邓子恢、孙冶方、卓炯、戴浩天、李云河、杨伟名等同志，均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当时经济体制的批评和改进的要求，就是毛泽东本人对苏联经济模式也有不满。

　　父亲把苏联的经济模式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这种经济没有“实在的可行性”，中国共产党人这样勉强坚持下去，“共产主义”只会“遥遥无期”。他看准了一条“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永远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1969年党的九大又在党章上钦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至此发展到了顶峰。九大召开前夕，父亲在拥护“大跃进”的旗帜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用他的话来说：“虽然我对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反复教导，仍然一直顽固的不理解”，但他还是要向毛主席进一言。这里姑且把这封信称为《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原信已于1969年3月5日寄送毛泽东主席。

　　父亲在建言信中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照搬当时还有巨大影响力的苏联模式，他说：“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他并把苏联的经济模式总结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

　　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之路，这时已成为他思想中的一个明确观念。13年后的1982年5月，耀邦同志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同志谈消费问题时指出，苏联高积累，加重群众负担的老框框我们不学；追逐高额利润，巧妙剥夺人民财富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更不能学；我国要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新路。

　　父亲在建言信中认为，必须走一条与苏联“产品交换”完全不同的创新道路，那就是“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他在论述“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时，把劳动力、劳动时间、资金、技术、生活需要、公社集体所有制下各种资源和生产组织形式都考虑到了。从今天改革的实践来看，他提出的建议多数已成为现实，而且更加实际、细化了。我国农村的企业，先以社队企业的面目出现，以后变为乡镇企业，最后又分化出多种所有制企业。和今天相比，他的建言只有不足，并没有过分之处。在九大期间，他给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可不是儿戏，因为这是一条与“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路线。

　　父亲在20世纪改革初期，就积极呼吁过，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办企业，要社办、队办、联户办、户办四个轮子一齐转，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期间，他又情不自禁地称赞这是“异军突起”、“方兴未艾”，希望其占据经济总量的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我国改革之前，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

　　父亲向毛泽东主席大胆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他说：“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认为要把“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变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应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发展社队企业，以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

　　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资源是全民的，国家可以开矿，地方政府可以开矿，社队企业可以开矿。也就是说，他主张“地尽其利，资源共享，人尽其才”。1969年，他被打倒了，毛泽东让他来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在当时，只要不发表任何言论，拥护‘文革’，就可以做中央委员。但他说，除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轻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之外，原则上公社可以通过上级规划，通过协商联合起来，地尽其利的有计划地兴办一切可能兴办的工业。

　　父亲主张全民共享分用资源，在“文革”中只分到县市、公社、生产队组合的经济组织，建言信中并没有提到自然人。后来他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就没有任何偏见地支持工商个体户、个体经济，并把从事这一自谋生路的职业和事业称为“光彩事业”。

　　1964年12月30日，父亲调到陕西省任省委第一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父亲在陕西工作期间，明确主张开放农贸自由市场，不赞成批斗投机倒把的群众，强调“四清”运动是教育人的运动，并把大批被关押的社队干部释放出来，对他们边工作边考察。结果他在陕西工作了一百天被批判了一百天。1965年6月20日，叶剑英同志携他乘飞机回京。直至来年3月9日，邓小平同志路过陕西，针对批胡的会议做了“灭火”的指示，西北局和省委的批判才迅速降温。不料此火虽熄，“文化大革命”之火又起，整个西北局，整个中央领导，几乎无人幸免，或被批斗，或受冲击，天下真是大乱起来了。从中可知，对于中国应走什么发展道路，党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矛盾尖锐极了。

　　在“文革”九大期间，父亲以“待罪”之身，参加了党的代表大会。会前他向毛泽东写出这封建言信。建言信反映了他在“文革”中的现实思想，为以后他在改革开放中的工作做了很好的历史注脚。在那时，诸如此类的建言不仅毫无用武之地。毛泽东同志可能忙，没看到他这封信；也可能看后，没有动怒，才使他又免去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