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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教本质是行政强制措施而非刑罚，劳教人员的劳动报酬应当受到保护。 （水木/东方IC/图） |
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5个警察因私分“国有资产”实为劳教人员的劳务费，被追究刑责，牵扯出劳教所中设创收指标、超时劳动、索贿受贿等问题。在利益驱使下，“教育感化第一，劳动生产第二”的职能也被倒置。南方周末记者找到其中三名警察，单独采访交叉印证，并结合相关司法文书对他们的叙述作了核实。
“劳教劳教，劳动是第一位的，教育是第二位。这种观念显然违反劳教政策，但大家都这么认为。大概觉得‘劳教’这个词有点不太好，就改叫‘习艺’，换了一种叫法而已，就像小姐不叫妓女，叫性工作者一样。”
2013年4月26日，一起劳教所腐败“窝案”在四川省泸州市作出终审判决。泸州市劳教所5名劳教警察分别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贪污罪、受贿罪被追究刑责。此前，另一名以“受贿罪”被处缓刑的劳教警察所提起的上诉被二审法院裁定驳回。
6名劳教警察均提起上诉。其中3名涉案警察向南方周末记者承认犯法事实，涉及的一些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
劳教人员喝“酒”致死
事情是因为一名在押劳教人员的死亡引起的。这个人叫胡明红，是喝工业酒精死的。你可能觉得奇怪，一个在押人员在劳教所怎么能接触到工业酒精？因为酒精是严禁带入监管场所的，这个有明文规定。要说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经济利益劳教所自身的经济利益。
当时，所里为一个公司加工酒盒，要用到清洁剂，开始是用汽酒，后来嫌贵，为节省成本，就改用了工业酒精。结果就出了事。
6名干警出事之后，省司法厅一位领导曾在会上发感慨，说泸州“不团结”。这背后大有深意。虽说类似事件很敏感，但一般说来，只要内部“团结”，不闹大，就没什么事。比如我们泸州所，早在2003年就有一个劳教人员在搞“外劳”时死亡；2005年，一个叫夏天的劳教人员跳楼自杀未遂；都没出什么事。去年，市公安局戒毒所一个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三名干警因玩忽职守被起诉，算是重的了。但是没有一个干警受到刑事处罚。
胡明红这个事情，本来当时已经压下去了。给了两万多块钱的“人道主义补偿”，家属也没有闹。由于“措施得力”，未造成社会影响，所领导当时还曾向上级请功。过了将近一年，听说是因为人事安排问题，上级领导与所领导有了矛盾，这个事才被捅出来。然后又牵出干警集体贪污、受贿的事。
泸州市劳教所建于1998年，是四川省的两个市属劳教所之一，2009年加挂“泸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牌子。该所共有劳教干警50余名，事发之前关押约200名左右的劳教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强制戒毒人员。
检察机关查明，2011年初，泸州市强戒所与泸州特兴印务有限公司签订酒盒生产合同，由强戒人员为后者加工酒盒。企业以工业酒精代替清洁剂。胡明红将工业酒精带回监舍，兑水饮用后中毒死亡。另有三名强戒人员在中毒后住院治疗。
事发一年后，泸州市劳教所二大队原大队长陈金瑞被以玩忽职守罪起诉。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酒精作为易燃易爆品，按规定是不能带入监管场所的，但因为要搞生产，“多少年来一直是这个样”。
胡明红死亡之后，当时并未尸检。当地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分析了五种死因，惟独没有酒精中毒。家属也没有“闹”。
在一审判决中，由于胡明红的死亡原因最终没有查明，检察机关对陈金瑞的指控未获法院支持。陈金瑞并非事发当时的值班干警。他认为，即便胡明红真的死于酒精中毒，他只应承担领导责任，而不该被作为惟一涉案干警被起诉。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局面，在他看来，这是“关系的博弈”。
劳务费定为“国有资产”
基层干警瞒报分钱这种现象，我相信在劳教系统普遍存在，区别只是形式和程度不一样。可以叫“贪污”，也可以叫“奖金”。因为谁都搞不清这个钱的性质。说白了，它其实是劳教人员挣的，但却归了“财政”。至于具体归了“财政”里头的谁，是财政局，还是劳教所，还是基层大队，还是个别领导，这些都是灰色地带，都说不清。说不清就有漏洞可钻。
在泸州所，按照规定，企业给的“劳务费”，基层生产大队要全额上交给所里，所里要上交财政局，财政局再返还一部分给所里，所里再返还一部分给基层大队。从基层生产大队的角度，总希望能多得点，因为操心受累的是他们，承担风险的也是他们。所以在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下，就会截留一部分。除了留下一部分作为基层大队的活动经费，其他就以奖金形式分给干警，激励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潜规则。
本来企业是跟所里签的生产协议，但具体管理的是大队，劳务费也需经手大队交给所里。企业老板都是聪明人，明白“县官不如现管”。你作为一个所领导，我把你笼络好，签下生产合同，这只是第一步。在一线操作、抓效益、抓质量的，不是你领导。所以我必须要把下面真正从事一线监管、组织生产的这部分人笼络起来，他才为我出力。所谓出力，就是逼着劳教人员干活挣钱。对他们来说，从生产角度，队长比所长还重要，所以他们也配合甚至主动帮着大队瞒报。这个绝对不是个别现象。
这次两个生产大队集体贪污，基本是每个干警都有份。二大队平均一人一万多，戒毒中心这边要两万多。具体每个人拿多少不清楚。因为没有账本，干警领钱的时候白条都不打，互相也看不到，都是悄悄地给。队领导也有意制造这么一种情况，表面上是为了“安全”，其实也为领导自己多贪多占埋下伏笔。这样更有利于他们自己中饱私囊。
整个过程，你说所领导一点也不知道？我不相信。从大队这个层面，所里没有划拨任何办公或其他经费。如果有劳教人员病了，队里得自己出钱给他看。现在出了问题讲我们是“截留”、“瞒报”。但别忘了有一个事实：大队随时要请领导吃饭、聚餐、团练。这个经费开支很大，甚至是主要开支。上一次审计局问我们，你们知道你们领导请审计局吃饭，花了多少钱？我说队上领导回来说是花了五千块钱。审计局问，五千块？花了两万多！摆了两桌，一桌一万，是我三个月的工资。
作为基层大队，我没有其他经费来源，你作为所领导长期吃饭，一顿饭多少钱？喝的酒多少钱一瓶？喝了几瓶？大概花多少钱？你一算你就晓得。花的这些钱来得合不合法？你作为一个有正常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心里能不清楚？我不信领导的智商会比我低。绝对比我高。稍微一分析，就知道这个钱的来源肯定存在问题。干警不可能拿自己的工资请领导吃饭，又没有一点办公经费，你领导很容易就能分析出来。分析出来你却默许，至少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检察机关查明，2011年2月，泸州市劳教所与泸州美顺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顺公司”）签订酒盒生产合同。泸州市劳教所又将生产任务分别下达给两个“生产大队”戒毒医疗中心和二大队。两个生产大队的负责人与美顺公司的副经理龚俊明商量后，决定每月对泸州市劳教所隐瞒部分产量，用假名打收条从美顺公司领取相应的生产劳务费现金。共截留、侵吞七十余万元，除了部分用作两生产大队办公经费外，其他钱由两个大队全部18名劳教警察私分。其中二大队干警每人分1万多元，戒毒医疗中心干警每人分3万多元。戒毒医疗中心正、副队长在3万多元之外，每人又多分4万元。除了5名被认为负主要责任者被起诉判刑，其他分钱的警察未受任何处分，仅仅是退交部分款项。
在案件审理中，被侵吞的“劳务费”究竟算什么钱，引起控辩双方的极大争议。辩护律师认为，所谓“劳务费”，是泸州市劳教所及有关人员违反劳动教养相关规定，在没有工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将强制戒毒人员投入生产经营的所得，是非法所得，因此检方提起的“贪污”罪名不成立。
一审法院认可了辩方意见，以刑罚相对较轻的私分国有资产罪为5名涉案劳教警察定刑。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反对“非法所得”定性为“国有资产”，并提起上诉；检察机关坚持贪污罪的指控，也提起了抗诉。
二审法院作了折中处理，除了维持三名劳教警察的一审判决外，对戒毒医疗中心两领导私下另多分4万余元这一情节，又以贪污罪各自加刑三年。
据几名涉案劳教警察透露，截留在大队的办公经费，主要用在请所领导及职能科室领导吃饭、旅游上；劳教所一位领导交的党费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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