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先进时代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历史学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发出如此一个疑问，作为清官模范的海瑞，行为古怪，开罪众人甚至皇帝，为何能顺利做官，直到死去？

　　作为当时的“先进人物”，“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

　　然而，他是必要的，是体制的产物，作为“软规范”和调和剂的合体。体制有什么样的需求，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凝聚力，我们就要产生什么样的先进人物。

　　哲学家弗洛姆说，“每一个时代模范，都是意识形态的形状，他们要说的话，就是体制的话。”

　　先进人物作为一种符号，流变至今，还可以看到时代风物的印记，无论是社会的变革、战争的激情、经济的发展还是文化的风霜，都可辨析。

　　先进人物的流变史，是一部体制史，也是一部社会符号史。

　　不言的身教：古代也有先进

　　中国最古老的“推先进”的完整过程，大概发生于公元前两千多年前。那个最古老“先进人物”——虞舜，是在《尚书•尧典》产生的。

　　当时，国家遭遇大洪水，殚精竭虑的尧帝因此四处寻找治水的人才，鲧、共工等人先后被人推举出来，结果被证明能力和道德都不足。于是，尧帝将目光投向民间，有人推举来自平民的虞舜。后来，虞舜不仅治水得力，且善于治家。尧帝又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虞舜看他怎么教育和规训，最后认为虞舜的品德和能力足以成为天下的表率，就将帝位让给了虞舜。

　　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先进”，就带着某种“政治任务”被挖掘出来。首先要能治水，然后道德足以“光宅天下”。而尧帝的发掘和让位，本身也成了某种流芳后世的榜样。

　　当我们从中国历史的源头开始考察“推先进”的历史流变，可以发现我国重视先进人物塑造，主要来源于“不言”和“身教”的政治心理学。

　　“不言”，其字面意思指“不依靠语言”。古人挂在嘴边的“圣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种“先进”的代名词。需要人们来观察、模仿和推敲其中的行事准则，如《道德经》所说，“圣人行不言之教”。

　　各个朝代都以儒家为核心进行教育宣传，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所谓“身教”最著名的言论，认为一个先进人物给旁人带来的引领效果犹如命令般强大。

　　古代的先进人物的特点，以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品格为主，从蒙童必学经典《三字经》中可管窥一二：“头悬梁，锥刺骨”说的是苏秦的发愤勤学；“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说的是孟子母亲的悉心教育；“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东汉黄香为父母暖被的事。

　　按汉代董仲舒所说“躬亲识此于上，而万民听善于下也”，倡导并树立社会层面的“带头人”，可以教化万民，安邦立国，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对于古代陈旧封闭的先进榜样，人们或许早已厌倦。例如，鲁迅曾说到他看孝道“先进人物宣传册”《二十四孝图》的感受。

　　有个年过70岁的孝子，不小心摔了一跤，为了不让父母发觉，竟装婴儿啼哭的声音，并在地上打滚，逗得父母哈哈大笑。鲁迅认为，这样的装佯，简直侮辱了孩子。“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而另一个孝子，因为自己的母亲省吃俭用，把吃的留给孙儿，就索性埋了儿子。鲁迅吐槽道，从此最怕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之类，“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他，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

　　灯塔转向：从战场到商界

　　近代中国风起云涌，尽管无数极具个人魅力的学人和志士宛若星空、各领风骚，然而在从封建走向共和的多变历史中，政府机构脆弱又不统一，忙于内忧外患，疏于社会管理，更无暇树立官方榜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先进人物才算真正走上现代历史舞台。

　　建国伊始，保家卫国、为国捐躯是时代主流，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这些先进人物大都来自战场，属于“英雄式”与“牺牲式”的楷模。

　　进入建设时期后，百废待兴，艰苦创业、刻苦耐劳成为另一个时代精神支柱，例如雷锋、蒋筑英、王进喜、焦裕禄等先进人物，都具有“为国家牺牲小我、艰苦开创”的共同特质。而事实上，这些人物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精神感召，雷锋班、进喜队等无一不是这种感召的烙印。以钱学森等科学家为代表的海外学子陆续归国，也成为以“爱国创业”为核心产生过巨大感召力的先进代表。

　　文革“摧毁一切”的精神洗礼之后，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跋涉，思想在融冰和解放之后，开始迈向多元化。

　　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陈景润家喻户晓，那个“全世界离那颗明珠最近的人”成为了当时“科学春天”里的明星。另外，如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等科学家也纷纷走进教科书。

　　女排精神作为当时另一种精神标本，“团结协作、永不言败”超越了体育范畴向各行各业延伸；而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张海迪，则将“战场”摆在自己与病魔之间，成为励志楷模。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先进人物”这一符号已经渐渐从战争、吃苦创业走向了和平、建设，并打破“个人——集体”的藩篱，逐渐更加多层化、社会化和生活化。

　　我们细致分析一下从1950年以来官方认定的“全国劳动模范”——12次大规模的表彰会，22000余人次的先进人物群体，其流变凸显着宣传思维与受众思维的变迁。

　　最早的劳模，如王进喜等人是以“出大力，流大汗”为主的，1966年国庆节前，毛泽东同志特意把掏粪工人时传祥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当天，时传祥作为贵宾被请上天安门城楼。这样的宣传模式在当时的语境下应该是极有震撼效果的，且后无来者。

　　改革开放前后，由于邓小平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扩大了劳模队伍的外延，陈景润、袁隆平等得到社会尊重的同时，知识也得到了尊重。

　　在进入21世纪后，篮球明星、工程师、技术总裁等被选为全国劳模，先进外延再一次被扩大，“苦干型”、“坚持型”向“技术型”、“管理型”迈进。

　　近日，2013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名单揭晓，96位企业负责人赫然在目,其中包括36位民营企业家，标志着官方在引领社会思潮上从道德释放到提高社会活力的重大转变。

　　不难发现，这些企业家除了吸引人的个人奋斗史外，还有其他附加光环，例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光明乳业的总裁郭本恒有着“让1200万弱视病童重见光明计划”，而去年获得全国劳模称号的联想总裁柳传志，则宣布了他的青年创业帮扶计划。作为商界“先进人物”，显然也要混合“道德血液”。

　　社会发展至此，先进人物作为一种“精神灯塔”，早已精英化和现代化，就连道德内涵也有了现代含义——从社会主义式的奉献到更具时代特征的慈善语境，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微博等新兴媒体，让信息从体系走向碎片。如此一来，现今的先进人物宣传也在更加注重细节，注重瞬间的抉择等等。另外，随着民众看先进人物的视角变化，一些质疑声潮也随之而起，如赖宁、邱少云等事迹的细节受到了质疑；雷锋戴手表、穿皮夹克、开摩托的照片公布后，也引发了热议。仿佛整个先进人物群体都不得不面临一种“现代性”的审视与压力。

　　“砖”一代：沉默的大多数

　　纵观我国已有的先进人物现状，基本上都是将他们作为一个个道德高地来推行，要求“个人服从集体”，集体主义成为大多数的宣传落点。长期下来，实际上是给大众灌输“无我”的道德理念，教导人们“一切以整体利益为重”，“奉献一切”。

　　例如，在学校中，好人好事成为一种“软性道德”规范，更利用操行分、品德加分等来体现其价值。在社会上，这种集体主义准则慢慢代替了人自身的道德判断和品质发展，个人无需思考、不容选择。用学者王坤庆的说法，“我们被决定得太多了，接受这样的宣传教育，每个人都完完全全变成‘社会主义大厦的一块砖’。”

　　他进一步分析说，从我们宣传的先进人物来看，作为“砖”，其实也是接地气的，然而它本身的“无我”性，让我们主动丢失内在意志，其实就是对个人生命价值和尊严的丢弃。这是导致先进人物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化、越来越碎片化现状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