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先进时代

　　文_本刊记者 王巧捧

　　大灾大难留下创痛，也涌现感动。5•12汶川大地震，如今过去5年，创痛虽然隐在，而抗震救灾涌现的先进典型，他们传递的精神力量，历久弥坚。

　　当下，社会飞速发展，各种思潮蓬勃兴起，在这样的时代更需要先进的引领，用时下的话来说，传递一种正能量。只是，有人感觉，现在的先进，总体上影响力在下降。这与我们在树立先进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违和现象不无关系。有些先进不够落地，让普通人有够不着的感觉；有些先进的树立过于刻意，威信度不高；更有些先进流星式陨落，给先进以及先进的评选带来危机……

　　“够不着”的先进

　　这是我第三次面对身患绝症的先进典型。

　　这是一个实诚的乡镇干部。不高的个子，瘦弱的脸庞，衬得眼睛有点大。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应对省上来的记者，显得过于严肃。

　　这个乡镇干部，患上肝癌后，其有关事迹，被报送到省级有关部门，记者应邀去采访。

　　他的工作有不容易，有令人敬佩之处，但站在新闻价值的角度，客观地说，未感觉特别闪光之处。

　　稿子最终没有用出来。

　　有人发现，不同层面评选的一些先进里，大多数带点悲情的色彩。悲情，似乎成为先进人物评选时一个重要的加分项。

　　悲情的背景，固然更能让人看到先进典型的不易，衬托得人物更加崇高。至于这些先进为什么到罹患恶疾，或者不幸遇难时，才被发现以及发掘，过去是否先进，是否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往往在悲情的背景下，没有人好意思追问。

　　但是，这样的先进人物宣传太多，会让人有种主次倒置的感觉，典型的示范意义，反而被打折扣。

　　这样的先进典型，如果真是长期劳累致病，或者重病不下火线，也不符合当代的社会理念，对于普通人的示范意义又在哪里？

　　同悲情背景一样，太明显的示范意图，太完美的履历，太拔高的形象，往往是宣传典型时惯用的模式。与此同时，社会的现状却是：多元化的思想，人性化的理念，实用的价值观，爆炸式信息，不断更新人们对新时期先进典型的要求。

　　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更需要一种道德力量。因为社会价值多元化，人们希望看到更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先进典型。也正是因为社会价值多元化，真正高大全的完美典型、绝对分明的形象，几乎不存在。

　　就连被树为典型的先进人物，同样拒绝被拔高，拒绝用模式化的东西套在自己头上。郭明义被发掘出来后，他表示愿意宣传自己，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做好事，但不要拔高神化。“我怎么就‘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了呢？”他说，“在鞍山这地方，我家得够中等收入了，我是两口子拿工资，好些工友都是一个人拿工资，和他们比，我穷吗？”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脉搏。尽管近年来高大全的宣传方式已经在不断改进，但仍难以脱离一些模式化的窠臼。模式化的东西，在当事人看来，不够准确；在普通民众心中，不够落地。或者说，已经不再符合当代人的接受心理，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

　　洛阳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霍华民对此深有研究：“典型人物新闻报道应适应潮流。以前赞扬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而现在我们更看重、更欣赏帮助他人的同时保护了自己甚至对自己也有好处的人，因为这是双赢，甚至多赢。”

　　“推出来”的先进

　　理论上，先进典型人物，应该是自然生长出来，然后为人发现，有了深厚的沉淀和口碑，事迹才有足够的说服力、影响力。

　　雷锋的事迹被广泛宣传之前，《前进报》的时任总编辑嵇炳前听了雷锋的忆苦报告。上面讲着，下面哭着，有些学生哭得呜呜的。嵇炳前激动地说，要报个大典型。

　　焦裕禄的发现，更加偶然。焦裕禄去世后，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在河南省沙区造林会议上，作为沙区造林先进县的代表之一发言，介绍到焦裕禄时，全场泣不成声。会议临时转变主题，改为全体讨论焦裕禄事迹。恰巧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在场。不久，第一篇关于焦裕禄的长篇报道在《人民日报》刊出。

　　时隔一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再次采访焦裕禄的事迹，采访时他哭了一次又一次。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播音员和录音编辑都泣不成声……

　　雷锋、焦裕禄的事迹，本身具有强烈的打动人心的力量，媒体发现后，根据新闻价值衡量，才有了他们被发现、被宣传的后话。

　　而现在，挖掘先进典型，作为当下宣传工作的一块重要内容，形成了一些惯用的方式：报送，评选，挖掘。甚至，有一种说法叫“推先进”。与当年对雷锋、焦裕禄的宣传，媒体从外到内的发现、宣传不同，“推先进”，却充满从内向外的意图与努力。

　　对于先进，在媒体宣传之初，不同的知情人，在同一事情上，会有些不同的说法，或者不能给出足够有力的素材。对此，有些地方会及时统一口径，以勾出先进的清晰轮廓。

　　先进人物事迹演讲团，往往由先进的领导、同事、亲属等，从不同角度，描绘先进的感人事迹。每一篇演讲稿，逻辑严密、起承得当、语法华丽、煽情到位。而这背后往往是一个宣传团队的努力。

　　推选的流程化，操作的模式化，掩盖了先进本身的价值度。制定方案、向上报送、统一口径，然后广邀媒体，分工有序、按部就班的推动下，难得有人再冷静下来，去追问这个本应是最先确定的问题，到底这个先进是否有足够的份量，能否对社会思想，哪怕在局部范围，起到长久的引领作用？一旦引起上级或者高层领导的重视、批示，似乎就是最大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先进最大的意义，即对社会精神的引领作用，更多地被替换为宣传某一系统的工作、宣传队伍。

　　于是，各级各行业各种标签的先进评选，多不胜数，但无论是被树为全国影响力的模范标杆，还是地方性的、某一系统内的先进，深入人心的，却少之又少。

　　同时，这让我们进一步反省，先进的光环为什么总是花落体制内？而体制外的社会个体里，一些诚信、法制、公德的模范，甚至有着更为珍贵的价值，他们不同样值得推崇？

　　“流星式”先进

　　在大批的先进典型里，一些人很快归于沉寂，一些人却在后来走上了歧路。尤其是那些腐化蜕变的先进，最后被处理甚至判刑，这无论是对先进这个荣誉，还是对曾经仰视先进的人群，都是巨大的冲击。先进，不再具有色调饱满的旗帜感。

　　解读一些落马官员的坠落轨迹，往往发现，其中有些人，在某些领域，曾被树为各种优秀、先进。

　　2012年9月，河南省项城市法院原院长李和鹏涉四宗罪被公诉，而他曾拿下法官职业的最高荣誉——“全国模范法官”，是囊获全国法院系统所有荣誉的“大满贯”。河南省委、省高院曾要求“各级新闻宣传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李和鹏”。在各种宣传报道中，李和鹏被描述为“十年如一日，忘我拼搏，清正廉洁，扎根基层，无私奉献，带出了一流的队伍，创出了一流的业绩”。

　　2013年1月12日，原湖南建材工业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湖南雪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厅级)王德元，犯受贿罪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被二审判处无期徒刑。重罪之前，王德元身披诸多荣誉，“湖南省优秀企业家”、“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模”等，还享受“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特殊津贴，连续当选湖南省第七、八届人大代表。

　　先进的荣誉，是光环，有时也是资本。一旦主角思想滑坡，利用先进的幌子悄悄行谋私之事，往往有着一定的便利。而且人们容易从主观上先入为主，觉得先进有较强的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先进在被树立之前，是否经过了严谨的考察，人们往往不得而知。一位与法院、检察院关系密切的郑州老律师称，据他了解，李和鹏并不是因为事迹突出而出名，而是媒体登得多了，上面也乐得树立典型，于是顺水推舟，开始大张旗鼓地宣扬起来。大多数时候，各地方、部门对树立典型的迫切心态，让考察匆忙而不严谨，这样的先进难免会在日后露出破绽。

　　更重要的是，典型的评选是否公平公正。这关系到先进的地基有没有勘好量准夯实。

　　有人总结，“落马贪官的抽屉里，大多都有一摞红证书”。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在任期间获得几个市级、省级，乃至全国性荣誉，几乎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先进的评选，在权力面前无法挺直腰杆。

　　一位机关工作人员回忆，一次部门内评选先进，在部门主任的监票下，每个人都投了部门主任，于是“投票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结束了”……

　　即使一些更开放性的评选，有效率与民主的感觉，但其评选过程的公平性，仍然往往无法自证。2010年，在陕西渭南市教育局举办的“师德先进评选”中，评选网站当月统计的点击量只有4万多，但竟有百万人次参与了投票。对此网友提出质疑，甚至有网友称这是“渭南最搞笑的网络评选”。

　　一方面，人性如水。一个人在世时，思想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以至才有盖棺定论一词。这些人后来的堕落，不一定能抹煞曾经的高大。

　　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荣誉与现实之间，到底有哪些错位？

　　树立一个典型不容易。树起典型后，如何继续培养好、发挥好、监督好典型，也是树立典型工作的一项应有之义。这不仅是对典型负责，对典型宣传这项工作负责，更是对整个社会长远的价值观念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