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教育能否走出困境

　　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教育能否走出困境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是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基础教育领域最突出的变化之一。一些地方出于减少教育投入、方便管理学校的考虑而主导的大规模学校撤并行动，与学校布局调整的政策初衷渐行渐远。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要求通过县级政府专项规划和省级政府专项督查，解决农村学校因撤并而引发的突出问题。

　　一场理性的政策纠偏在各地陆续展开。伴随这一进程，既往撤并的动力机制、阶段性特征、突出问题，以及行政“一刀切”式推进的脉络，都日渐明晰地呈现出来。

　　通常，一项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因及时发现问题而进行纠偏是正常的。纠偏能不能起到好的效果，首先取决于政策制定时能否尽可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其次，在政策执行中发现了问题，能否采取有力措施及时遏制。从这两个环节上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政策皆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一些农村学校被撤并时，政府部门向当地村民解释，撤并是为娃娃们上好学考虑，可以有更好的老师，有更好的教室。可是，许多村民并不认同，提出：孩子到那么远的学校上课，每天来回几个小时，路上的安全怎么保证？集中到一个地方上学，一个班并进了七八十人，这是为孩子上好学考虑吗？

　　如果制定政策时多站在孩子们求学的角度考虑上述问题，“不当撤并”及其后遗症大多是可以预防的。2009年，有关领导就曾强调，对农村“撤点并校”，要注意从实际出发，防止“一刀切”或“一哄而起”，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可是，这一指示没有对一些地方政府起到约束作用。

　　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村民表达的意见不被尊重，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最大问题。如果有村民代表参与制定政策，那么，围绕撤并学校的学生上学路程、校车接送、寄宿管理,撤并后学校的班额、教学质量等一系列问题，都将在充分讨论中形成解决方案。这样的决策机制得到的结果，远比政府出台意见更符合当地实际。能否形成这样的机制，正是在“后撤校并点”时代，农村教育能否走出困境的关键。□

　　（文/周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