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红卫兵登广告道歉：个人作恶之责不可泯

　　抄家

　　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拿出来时，在后面发现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1966年8月18日后，山东省大中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至10月底，在101处各类中等学校中已建立红卫兵组织475个，有红卫兵26286人，占师生总数的39.1%。

　　8月23日，恶魔释放了。

　　济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还抓人、揪斗、抄家。“抄家是抄反动罪证，还有家里"不该有的"(东西)。”刘伯勤说。《山东省志》记载，至1966年10月13日，济南被抄家20075户，占全市总户数的13.11%，其中有7400户、22197人被赶往农村。

　　同学鲍德昌评价“文革”中的刘伯勤，“他在学生浪潮当中随波逐流，但是他不坏，也不玩阴的。”

　　刘伯勤的两个同班同学张念泉和韩桂英家被抄。两次抄家他都参加了。

　　一天，他随着一二十个人去了张念泉家。张念泉“文革”前和刘伯勤关系很好，在“文革”“中是“黑五类”，当天在家。“去抄家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很尴尬。”刘伯勤回忆。同学过来抄家，张念泉不敢反抗，还得配合、表态。抄家的红卫兵询问：桌子底下藏没藏枪？有没有电台？张念泉说没有。他得帮着打开看。“当时报纸上说，阶级敌人，藏得很深。他家是平房，我们就拿棍子敲地(听声音)，硬说地下有洞。”刘伯勤回忆。张念泉家堂屋正中有一张八仙桌，两边各摆一张椅子。红卫兵怀疑地下埋了枪、电台，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一直挖了半米深。他们当时小，没有劲了，但不确定底下有没有东西，就不了了之。

　　同学鲍德昌当年是“黑五类”。谈及疯狂的年代，他说，“电影里反映的，绝对不如现实的。那时我整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也不让串连。一说上学就头皮发麻，怕被同学斗。”同学曹广滨当年也被看作“黑五类”。曹广滨评价当年学校的氛围是“气氛很恐怖，人人自危”。

　　另一位被抄家的是女同学韩桂英。解放前，她父亲是济南明湖照相馆经理，当时照相馆顶多雇佣几个职工。“文革”中她家被说成是资本家家庭。

　　抄家时韩桂英不在。当天红卫兵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就要结束时，有一个同学手里拿着东西，不小心碰到了挂在堂屋中间的毛主席相框。相框被碰得掉到地上摔碎了。“那个同学当时还有点惶恐。户主再反革命，你也不能把毛主席像砸了啊。”刘伯勤描述。在那个时代，毛像、毛选形同圣物。

　　相框的玻璃碎了，散了。那个同学把毛主席像的相纸拿出来的时候，在后面发现了32张蒋介石的相片。随后一切都改变了。

　　32张蒋介石的相片，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由于反动的东西不能扩散，领头的红卫兵很快将这批照片收起来了。“无意当中坐实了，韩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

　　发现蒋介石照片后，刘伯勤就顺着这个思路看别的镜框后面有没有东西。看到墙上挂的一个韩桂英奶奶的相框，他一下子将之拨拉下来摔碎了。在相框相片后面，一共发现200元现金，最大面额的是1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没收、抄走了。

　　抓住了反革命“现行”行为后，韩桂英家不能辩护。当时韩桂英母亲在家，有人扇她耳光。韩桂英家门口有一口井，抄家的红卫兵临走时还询问：这里面有没有枪？有没有电台？韩桂英家说没有。红卫兵不相信，就捞，拿东西往井里扒拉了一阵，什么也没有发现才走了。

　　抄走的200元钱，成了刘伯勤多年的心病，“200块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三四十元，大多数家庭都是现在说的"月光族"，没到发工资的时候就没钱了。200块相当于五个月的纯工资。那时候一辆自行车一百五六十块，一个月存3块、5块，要存几年才能买得起。200块可能是韩桂英家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被没收了。毕生的积蓄被全部剥夺，这算什么？现在来看，就算藏蒋介石照片，按《刑法》来看，这算什么罪？”

　　被抄家后，韩桂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因为去学校她抬不起头。她也没有出现在班级的毕业照当中。刘伯勤再也没有见过她，“五六年前我一直打听她，想给她当面道歉，却听说她去世了。”

　　恶作剧

　　将小鞭炮点燃，用弹弓将之射到屋内。在里面睡觉的人受到巨大惊吓

　　“文革”时刘伯勤家住山东省政协大院。大院内有几位民主人士：周志俊、宋文田和杜大中。这3人都出现在了刘伯勤的道歉广告中。谈到当年对3人做的错事，刘伯勤充满忏悔之意。

　　周志俊家被抄后，玻璃破了，窗户上糊了报纸。有几次，刘伯勤他们半夜起来，用冰棍的竹棍劈开一点，夹着小鞭炮。之后将周志俊家窗户的纸弄开一个孔，将小鞭炮点燃，用弹弓将之射到屋内。在里面睡觉的人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恶作剧同样发生在宋文田家。刘伯勤与另一人半夜到宋文田家外面，脸贴到玻璃上，然后敲玻璃。里面的人一开灯，顺着声音一看会吓一跳。

　　1967年，刘伯勤与人还捉弄了杜大中家。在半夜里，他们将杜大中家厨房的盐、油、醋等调料全倒在一起，让他们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