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香港6月24日电(记者 苏晓)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国际评级体系的反思。不过，随着金融市场的复苏，市场对这方面的关注似乎有所减弱，而即将在香港举行“改革国际评级体系论坛”来的适逢其时。
国际评级机构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毋庸置疑。《世界是平的》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这样形容穆迪：“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
对于国际评级机构的重要性，香港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学系副教授麦萃才表示，所有的发债体，不论是国家还是机构，发债时都需要拿到有关评级，发债评级影响到市场的需求大小。“机构投资者要根据评级的高低，确定能否购买有关债券，只有拿到评级，才会有机构投资者购买。”
麦萃才表示，目前对于国际评级的争议性不在于私人机构的评级，而是主权评级。一个国家整体信贷评级水平，决定了相关国家企业评级高低，因而影响到相关国家的竞争力及企业的融资成本。
评级机构提供的中间服务，对市场及投资行为产生极大影响，但在目前的监管体系下，评级机构缺乏监管，且对于评级结果无须负上法律责任。“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却没有在三大评级机构身上体现出来。
“有些公司拿到了最高评级，但仍出现违约，很明显是评级过程出了问题。”麦萃才表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市场占有率高，对金融市场产生重要作用，需要有所制约。
除了缺乏监管，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运作模式存在利益冲突是本次危机暴露出的一大核心问题。作为牟利机构，评级机构一方面为发债体提供的信用评级需要客观、公正，但同时收入又源自被评级公司。在这样的运作模式下，为了赚钱容易放弃某些原则，难以在公正性及商业目的上取得平衡。
金融危机使投资者对于一直主导国际评级话语权的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伤透了心。但危机过后，三大评级机构依然运作如常，市场还在遵循这种游戏规则。监管机构一方面对三大评级机构不满，但同时也仍然承认其合法存在。
对于未来的改革方向，中银香港经济及政策研究主管谢国樑表示，评级机构应该纳入监管，监管的目的主要是避免产生利益冲突，甚至造假，评出与事实不符的结果，从而对投资者产生误导。同时，也应该对评级机构的营运模式加以探讨，找出一个对评级机构的行为具有制衡、权责利匹配的营运模式。
对于即将在香港成立的世界信用评级集团，谢国樑表示值得肯定。不过他同时指出，作为评级服务的提供者，评级机构要得到市场认可，建立国际公信力并非一朝一夕，比如美国的标准普尔就有上百年历史。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自我定位为“非主权国际评级机构”，麦萃才表示，泛国家的评级机构，能够减低受个别国家政治压力影响，更客观。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提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总目标，是建立起一个充分揭示全球每一对债权债务关系信用风险的评级体制机制，为国际信用体系安全提供保障。对此，麦萃才表示，将来的发展若能建立起一套国际性机制，为企业提供合适、合理、有公信力的评级，对整体市场是件好事。
谢国樑表示，现在西方主导的评级体系整个营运模式暴露出问题，给亚太区的参与者提供了机会。能否抓住机遇，关键在于能否对现行模式有所创新、突破，以从根本上解决评级服务的利益冲突问题。其中一个方向是对向投资产品制造方提供评级服务的收费附设条件，也可探讨向投资产品消费方收费的可能性。新兴市场、亚洲要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并非短时间内能够达成，需要积累。亚洲评级机构宜先由国内做起、再到地区，最后向全球逐步拓展。
谢国樑还说，亚太区经济高速发展，当地企业发债融资大幅增长，为亚洲区发展评级业务创造了有利条件。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重心东移，香港作为与纽约、伦敦并称的“纽伦港”，最有条件发展成为亚洲的金融枢纽，成为各类中介服务的营运中心，评级机构可充分利用香港的优势，拓展海外市场，增加海外影响力。
作者：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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